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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不是“床下都督”， 他的重要性被低估
黎元洪是武昌首义元勋。但世人所熟知者，是他长期被讥笑为“床下都督”。
殊不知，黎氏当年，曾被孙中山赞为“民国第一伟人”。
辛亥首义元勋
黎元洪在史书上的名声似乎一向不太好。印象中，他是被逼着才做了革命党，是捡了便宜当上了副总统。
这种传言其实不可信。在整个辛亥革命中，黎元洪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1、推黎元洪为都督早有预案
在文学社与共进会谋划起义的1911年4月，蒋翊武就曾有革命后推黎元洪为都督的提议。在武昌起义前，革命党计划由刘公、蒋翊武、孙武三人为首。但孙武在起义前两天被炸伤、蒋翊武远走避难、刘公滞留汉口。湖北革命党重要人物詹大悲、胡瑛尚在狱中。全国性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在美国，黄兴在香港，宋教仁在上海。在群龙无首的状况下，湖北军界第三号人物黎元洪，就真的被推为革命领袖了。
后来黎元洪之子黎绍基分析了他父亲被推为都督的三点原因：
“一是当时起义军中少有人懂军事。而他父亲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出身海军，曾赴日本考察陆军，懂军事……使他在湖北新军中建立了较高威望。二是当时军队中普遍存在剋扣军饷、中饱私囊的情况，而他父亲所部绝无此现象，所以士兵拥护他。三是他父亲经常住在军营中，过年也不回家，还带着他去营房向士兵拜年。如此‘亲民’，无疑为他父亲建立了一个良好的人脉平台。”
2、全票当选临时政府副总统
最初被推为都督，黎元洪是极为不情愿的，经劝说后始改变立场，参与到革命中来。萧致治教授详细评析过黎元洪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他的结论是：
“首先是稳定了军心。因为当时武昌起义主要是士兵，一般的估计，在17000人左右。真正通过革命党人思想工作，坚决站在革命一边的有5000人；坚决反对革命，也就是旗兵，不到1000人；中间的大头是群众、普通士兵，他们没有革命思想，哪边强就投靠哪边。黎元洪出来之后，由于他有威信，又是一个厚道的人，特别是对中下层部队军官有很大的吸引力。这样就争取了很大一部分人。”
“另外，对稳定民心也有帮助……如果是一个谁都不知道的人出来当领袖的话，别人根本不知道你的底细，也不会拥护你……外国记者用英文问话时，黎元洪能用英语回答。所以说，他对争取国际上的支持，也是起了作用的……更值得一提的是，黎元洪还写信给他的老师萨镇冰，对于争取海军起义起到关键作用。如果当时萨镇冰的海军攻打武昌城的话，就形成海陆军夹攻，后果不堪设想。所以黎元洪的功劳还是很大的。”
黎元洪在武昌起义中的作为，当时有目共睹——最先建立湖北军政府，给其他省份做了表率，一度发挥了中央政府的作用。
在孙中山回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建立时，黎元洪以全票当选副总统。孙中山卸任后，黎元洪又成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副手。此种地位并非幸致。
民国法统之所在
无论是在袁世凯时代，还是在段祺瑞时代，黎元洪都没有实权。但黎始终是民国法统之所在。在一个亟欲摆脱武人政治、进入宪政体制的时代，黎元洪的声望被推崇到一个很高的位置，关键亦在“法统”二字。
1、袁世凯的笼中之鸟
1913年10月，袁世凯费了不少事，如愿当上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黎元洪则毫无争议地继续作副总统。黎以副总统的身份兼任湖北都督，名、权兼备。但袁世凯不能放心黎居外持重，亦欲将湖北纳入掌握，遂策划逼迫黎离鄂赴京。
“二次革命”中，黎元洪虽站在袁世凯一边，但依旧没有取得后者信任。袁世凯一再催促黎元洪，让他进京做副总统。黎元洪唯恐有去无回，成为蔡锷第二，几次三番地借故推辞。最后袁动用武力，命陆军总长段祺瑞亲下武昌，暂代都督职责。1913年12月，黎元洪无奈，只好离鄂北上。
袁世凯为拉拢黎元洪，一面和他结为儿女亲家，一面又把其住所安排在了瀛台——当年慈禧幽禁光绪的地方。袁世凯的亲信唐在礼回忆：
“当时黎的地位名望都很高，各方面的人都想拉拢黎，这也使袁很不放心。因此袁把他安置在瀛台居住，说是为了确保他的安全。当时府里警卫严密，出进瀛台的人很有限，黎当然对于这样的‘优待’不免有些情绪。袁知道我和黎有一段渊源，就叫我去联系黎、照顾黎，并且郑重地叮嘱我，如果黎有所要求，一般的要让他十足满意，不用请示，马上给他办到……黎表面上似乎没有担忧的神情，但他内心难免也有些不满。这些情况，事后我都向袁回报，因为袁命令我，要勤到黎家去，事无大小都要回报。每次回报之后，袁都说我办得好。有时黎要见几个湖北的老朋友，我就一一给他找到。但事后也将情况回报袁……”
在袁世凯时代，黎元洪高居副总统之位，生活上固然优裕，但没有政治活动的自由，也没有政治活动的舞台。所谓《中华民国约法》，对黎元洪来说毫无意义。
2、中华民国第二任国家元首
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由谁继任总统，成为北洋军阀集团和南方护国军、西南军阀争论的焦点。北洋系当然是希望由段祺瑞、冯国璋或徐世昌来做大总统，南方的反袁势力则主张让黎元洪做总统。
为早日消除袁世凯称帝带来的南北对峙，在北京主持中央政府的段祺瑞同意让黎元洪当总统。但他的依据是袁世凯颁布的《中华民国约法》、《大总统选举法》：
“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 副总统代行职权”“大总统任期未满, 因故去职时, 应于三日内组织大总统临时选举会。”
也就是说，段祺瑞只愿意让黎元洪以“副总统”身份“代行”总统职权。
与之针锋相对，南方的要求是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让黎元洪以副总统身份“继任”大总统。
此中玄机在于：如果恢复《临时约法》，那么依据其产生的第一届国会（通称“旧国会”）也要随之重开。原国民党籍议员在旧国会中占了多数。所以，段祺瑞宁肯要一部给总统实权的《中华民国约法》，也不要实行责任内阁制、有利他掌权的《临时约法》。
袁世凯称帝前，曾以一系列破坏法律的手段集权，他颁布的约法理应视为非法。国内舆论亦多站在护国军、西南军阀一方。段祺瑞无奈，只好同意让黎元洪按《临时约法》继任为大总统，成了中华民国第二任国家元首。
在南北双方为新、旧约法争论不休时，段祺瑞曾发布过一个通电，他说：
“今日命令复之, 明日命令废之, 将视法律为何物? 且甲氏命令复之, 乙氏又何不可命令废之?……如是则元首每有更代, 法律遂为转移, 人民将何所遵循?”
段的意思是：不能因为袁世凯不当总统了，就把他颁布的法律也一概废除了，不然朝令夕改，会让老百姓不知所措。且不论段为袁氏约法的辩护是否合理，其言却是一语成谶——北洋政府的法统一变再变，最后终于失去了合法性。
3、不甘心只做“盖印总统”
黎元洪失去湖北后，无拳无勇，名义上当着总统，但完全不被手握大权的总理段祺瑞放在眼里，以致上演了总统府与国务院间的“府院之争”。
黎元洪的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回忆，段祺瑞任用的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对黎极尽侮辱之能事：
“（徐）抱把持政权之野心，欺黎势孤，凡事专擅，致黎有‘盖印总统’之恶评。”“（徐）每日进府盖印，不发一言。某日因山西省同日更动三厅长，黎偶问及何原因(其实阎锡山来呈请简,各有缘由，不难简单陈述；且简任官之任免，须经过阁议，徐亦完全接头) 徐竟率对以‘总统但在后页年月上盖上印，何必管前面是何事情。’黎当时大为难堪，表示以后不愿再见徐之面。”
在《临时约法》中，总统虽然是虚位元首，但也有权过问政府行政。段祺瑞将黎元洪完全当做摆设，后者自然无法忍受。
在是否对德宣战问题上，黎元洪与段祺瑞终于彻底决裂。黎一怒之下，下令免去段总理之职。黎这一举动激怒了各地“北洋袍泽”，督军纷纷宣布独立。黎将名义上的督军盟主张勋当做救命稻草，请他进京调停。未料张勋进京后强迫解散国会，拥立宣统帝复辟。黎躲进外国使馆前，下了两道命令，一是让南京的冯国璋以副总统代理总统职务，一是再次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事变平息后，黎辞去总统职务。
学者汪朝光在研究了黎、段“府院之争”后说：
“在大多数情况下，国会不过是当政者寻求统治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工具而已。”“事实亦说明，黎元洪所自恃的国会、社会团体和舆论的支持，在军人的枪杆子武力前亦完全不可靠”。
军阀争权之工具
黎元洪无权无势，张勋复辟后，本无机会东山再起。但黎氏系按《临时约法》做的总统，乃是法统之象征，故在混战时代，作为军阀争权的工具，黎氏仍有其特有的政治“价值”。
1、出山“恢复法统”
在黎元洪因张勋复辟去职后，冯国璋当了一段代理总统。到1918年，进行第二次国会选举，产生新国会。听命于段祺瑞的“安福俱乐部”，在新国会中占据了绝对多数席位。这个新国会没有选实力雄厚的冯国璋继续当总统，而是让手无寸铁的文人徐世昌当了民国元首。
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段祺瑞下野、张作霖势力被逐出关内，曹锟为首的直系军阀控制了中央政权。这时在旧国会第一次恢复时当过众议院议长的吴景濂，给直系上了一条妙计：“恢复法统”。吴的意见是：
“中国数年糜乱，皆由法律无效所致，予等在南方护法，即为此点。故法律问题若能解决，则徐氏之地位系非法选出，自然迎刃而解。故今日办法，仍要在北方树护法之旗帜。要知揭出护法旗帜，不但数年护法问题可以解决，则公等与曹巡阅使所处之困难，亦可解决。”
在南方看来，新国会是在段祺瑞一手操纵下产生的，自属“非法”，其选举产生的徐世昌也成了“非法总统”。南方反对势力因此以“护法”为旗号，脱离于北京中央政府管辖之外。如果直系打出“恢复法统”的旗号，一方面能将亲奉系的徐世昌赶下台，另一方面也能让南方失去“护法”的借口。法律云云当然只是幌子，吴景濂说得很露骨：“君等握军权有实力者之意见为如何便如何耳”。
由吴景濂牵头，率200多名旧国会议员发表声明，称徐世昌是“伪总统”；督军们则一起通电要迎“合法总统”黎元洪复职。徐世昌只得辞职让出总统宝座。
总统位置对黎元洪虚位以待。但黎受够了军阀之气，并不愿意就任。黎迟迟不肯答应，惹急了曹锟、吴佩孚。黎深知自己手上没有任何筹码，只好拿出一个“废督裁兵”的方案，算是给自己复职找了个台阶。
其实黎元洪有没有资格第二次出来当总统，法律上的争议也很大。一种观点认为：袁世凯在1913年10月当选正式大总统，任期五年，到1918年10月止。黎元洪在1917年7月因张勋复辟去职，剩下的任期已由冯国璋补齐。另一种解释则是：黎元洪1917年的离职是事实上的，而非法律上的，因此他还有一年零三个月的任期。后一种符合直系的需要，自然也就被直系所采纳。
2、希望“依法而来，依法而走”
局势稳定下来后，曹锟要亲自出来当总统，黎元洪转而成了障碍。直系一方面发动军警，到黎元洪家门外索要军饷；一方面组织“公民团”“市民请愿团”，让人手拿“市民饿、总统肥”、“总统不管市民”等条幅游行，到黎宅外要求黎元洪下台。黎找警察维持治安，没有人理会；总统府的电话被切断，自来水也被堵塞。无奈之下，黎只好向曹锟、吴佩孚求救，自然也没有结果。
黎不甘心如此被赶下台，遂在家中召集一批北京名流，对外表示：自己不能再蹈民国六年的覆辙一走了事；下台没有问题，但自己决不做徐世昌第二。黎说：
“我是依法而来，今天要走也要依法而去，不能糊里糊涂的被人赶走。”
可惜的是，法律并不能保护黎。黎最终只有离京一途。行前，黎再次发表声明：
“本人自去年复职以来，唯一目的在于完成宪法，决无延长任期和竞选总统的用心。”
这种官面声明也未能保全黎的尊严。黎乘坐的专车走到半路，被直系大将王承斌拦下。王承斌登车质问：“总统既已出京，印信还有何用处？为什么要携来天津。”黎元洪回答说印信还在北京，并没有随身携带。此前直系早日派人搜查了总统府，没有发现印信，王承斌道：“分明带了出京，为何不说老实话。”黎元洪怒道：“你有何资格问我印信，我决不会把印信交给你们，看你们怎样？”王承斌冷笑：“总统既然不交出印信，只好请你回京了。”
双方僵持时，专车已经开到了天津。王承斌命令军警卸去车头，将黎元洪囚禁在火车上。黎元洪只好让步，打电话到北京，让夫人交出总统印信。
失去了总统印信的黎，依旧以合法总统自居，在公开通电中说：
“元洪为暴力所迫，认为在北京不能自由行使职权，乃于元日离京。”“国境以内，随地也可以行使职权。”“自今以往，元洪职权，未得国会确当之解免，无论以何途径，选举继任，概为非法，特此声明。”
一再被挑战、破坏、随意解释的“法统”，早已失去了本就微弱的神圣性。南北实力派人物，也已对“法统之所在”的黎元洪失去了兴趣。黎的这番通电，只是对空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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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是武昌首义元勋。但世人所熟知者，是他长期被讥笑为“床下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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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首义元勋
黎元洪在史书上的名声似乎一向不太好。印象中，他是被逼着才做了革命党，是捡了便宜当上了副总统。
这种传言其实不可信。在整个辛亥革命中，黎元洪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1、推黎元洪为都督早有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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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黎元洪之子黎绍基分析了他父亲被推为都督的三点原因：
“一是当时起义军中少有人懂军事。而他父亲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出身海军，曾赴日本考察陆军，懂军事……使他在湖北新军中建立了较高威望。二是当时军队中普遍存在剋扣军饷、中饱私囊的情况，而他父亲所部绝无此现象，所以士兵拥护他。三是他父亲经常住在军营中，过年也不回家，还带着他去营房向士兵拜年。如此‘亲民’，无疑为他父亲建立了一个良好的人脉平台。”
2、全票当选临时政府副总统
最初被推为都督，黎元洪是极为不情愿的，经劝说后始改变立场，参与到革命中来。萧致治教授详细评析过黎元洪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他的结论是：
“首先是稳定了军心。因为当时武昌起义主要是士兵，一般的估计，在17000人左右。真正通过革命党人思想工作，坚决站在革命一边的有5000人；坚决反对革命，也就是旗兵，不到1000人；中间的大头是群众、普通士兵，他们没有革命思想，哪边强就投靠哪边。黎元洪出来之后，由于他有威信，又是一个厚道的人，特别是对中下层部队军官有很大的吸引力。这样就争取了很大一部分人。”
“另外，对稳定民心也有帮助……如果是一个谁都不知道的人出来当领袖的话，别人根本不知道你的底细，也不会拥护你……外国记者用英文问话时，黎元洪能用英语回答。所以说，他对争取国际上的支持，也是起了作用的……更值得一提的是，黎元洪还写信给他的老师萨镇冰，对于争取海军起义起到关键作用。如果当时萨镇冰的海军攻打武昌城的话，就形成海陆军夹攻，后果不堪设想。所以黎元洪的功劳还是很大的。”
黎元洪在武昌起义中的作为，当时有目共睹——最先建立湖北军政府，给其他省份做了表率，一度发挥了中央政府的作用。
在孙中山回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建立时，黎元洪以全票当选副总统。孙中山卸任后，黎元洪又成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副手。此种地位并非幸致。
民国法统之所在
无论是在袁世凯时代，还是在段祺瑞时代，黎元洪都没有实权。但黎始终是民国法统之所在。在一个亟欲摆脱武人政治、进入宪政体制的时代，黎元洪的声望被推崇到一个很高的位置，关键亦在“法统”二字。
1、袁世凯的笼中之鸟
1913年10月，袁世凯费了不少事，如愿当上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黎元洪则毫无争议地继续作副总统。黎以副总统的身份兼任湖北都督，名、权兼备。但袁世凯不能放心黎居外持重，亦欲将湖北纳入掌握，遂策划逼迫黎离鄂赴京。
“二次革命”中，黎元洪虽站在袁世凯一边，但依旧没有取得后者信任。袁世凯一再催促黎元洪，让他进京做副总统。黎元洪唯恐有去无回，成为蔡锷第二，几次三番地借故推辞。最后袁动用武力，命陆军总长段祺瑞亲下武昌，暂代都督职责。1913年12月，黎元洪无奈，只好离鄂北上。
袁世凯为拉拢黎元洪，一面和他结为儿女亲家，一面又把其住所安排在了瀛台——当年慈禧幽禁光绪的地方。袁世凯的亲信唐在礼回忆：
“当时黎的地位名望都很高，各方面的人都想拉拢黎，这也使袁很不放心。因此袁把他安置在瀛台居住，说是为了确保他的安全。当时府里警卫严密，出进瀛台的人很有限，黎当然对于这样的‘优待’不免有些情绪。袁知道我和黎有一段渊源，就叫我去联系黎、照顾黎，并且郑重地叮嘱我，如果黎有所要求，一般的要让他十足满意，不用请示，马上给他办到……黎表面上似乎没有担忧的神情，但他内心难免也有些不满。这些情况，事后我都向袁回报，因为袁命令我，要勤到黎家去，事无大小都要回报。每次回报之后，袁都说我办得好。有时黎要见几个湖北的老朋友，我就一一给他找到。但事后也将情况回报袁……”
在袁世凯时代，黎元洪高居副总统之位，生活上固然优裕，但没有政治活动的自由，也没有政治活动的舞台。所谓《中华民国约法》，对黎元洪来说毫无意义。
2、中华民国第二任国家元首
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由谁继任总统，成为北洋军阀集团和南方护国军、西南军阀争论的焦点。北洋系当然是希望由段祺瑞、冯国璋或徐世昌来做大总统，南方的反袁势力则主张让黎元洪做总统。
为早日消除袁世凯称帝带来的南北对峙，在北京主持中央政府的段祺瑞同意让黎元洪当总统。但他的依据是袁世凯颁布的《中华民国约法》、《大总统选举法》：
“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 副总统代行职权”“大总统任期未满, 因故去职时, 应于三日内组织大总统临时选举会。”
也就是说，段祺瑞只愿意让黎元洪以“副总统”身份“代行”总统职权。
与之针锋相对，南方的要求是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让黎元洪以副总统身份“继任”大总统。
此中玄机在于：如果恢复《临时约法》，那么依据其产生的第一届国会（通称“旧国会”）也要随之重开。原国民党籍议员在旧国会中占了多数。所以，段祺瑞宁肯要一部给总统实权的《中华民国约法》，也不要实行责任内阁制、有利他掌权的《临时约法》。
袁世凯称帝前，曾以一系列破坏法律的手段集权，他颁布的约法理应视为非法。国内舆论亦多站在护国军、西南军阀一方。段祺瑞无奈，只好同意让黎元洪按《临时约法》继任为大总统，成了中华民国第二任国家元首。
在南北双方为新、旧约法争论不休时，段祺瑞曾发布过一个通电，他说：
“今日命令复之, 明日命令废之, 将视法律为何物? 且甲氏命令复之, 乙氏又何不可命令废之?……如是则元首每有更代, 法律遂为转移, 人民将何所遵循?”
段的意思是：不能因为袁世凯不当总统了，就把他颁布的法律也一概废除了，不然朝令夕改，会让老百姓不知所措。且不论段为袁氏约法的辩护是否合理，其言却是一语成谶——北洋政府的法统一变再变，最后终于失去了合法性。
3、不甘心只做“盖印总统”
黎元洪失去湖北后，无拳无勇，名义上当着总统，但完全不被手握大权的总理段祺瑞放在眼里，以致上演了总统府与国务院间的“府院之争”。
黎元洪的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回忆，段祺瑞任用的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对黎极尽侮辱之能事：
“（徐）抱把持政权之野心，欺黎势孤，凡事专擅，致黎有‘盖印总统’之恶评。”“（徐）每日进府盖印，不发一言。某日因山西省同日更动三厅长，黎偶问及何原因(其实阎锡山来呈请简,各有缘由，不难简单陈述；且简任官之任免，须经过阁议，徐亦完全接头) 徐竟率对以‘总统但在后页年月上盖上印，何必管前面是何事情。’黎当时大为难堪，表示以后不愿再见徐之面。”
在《临时约法》中，总统虽然是虚位元首，但也有权过问政府行政。段祺瑞将黎元洪完全当做摆设，后者自然无法忍受。
在是否对德宣战问题上，黎元洪与段祺瑞终于彻底决裂。黎一怒之下，下令免去段总理之职。黎这一举动激怒了各地“北洋袍泽”，督军纷纷宣布独立。黎将名义上的督军盟主张勋当做救命稻草，请他进京调停。未料张勋进京后强迫解散国会，拥立宣统帝复辟。黎躲进外国使馆前，下了两道命令，一是让南京的冯国璋以副总统代理总统职务，一是再次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事变平息后，黎辞去总统职务。
学者汪朝光在研究了黎、段“府院之争”后说：
“在大多数情况下，国会不过是当政者寻求统治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工具而已。”“事实亦说明，黎元洪所自恃的国会、社会团体和舆论的支持，在军人的枪杆子武力前亦完全不可靠”。
军阀争权之工具
黎元洪无权无势，张勋复辟后，本无机会东山再起。但黎氏系按《临时约法》做的总统，乃是法统之象征，故在混战时代，作为军阀争权的工具，黎氏仍有其特有的政治“价值”。
1、出山“恢复法统”
在黎元洪因张勋复辟去职后，冯国璋当了一段代理总统。到1918年，进行第二次国会选举，产生新国会。听命于段祺瑞的“安福俱乐部”，在新国会中占据了绝对多数席位。这个新国会没有选实力雄厚的冯国璋继续当总统，而是让手无寸铁的文人徐世昌当了民国元首。
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段祺瑞下野、张作霖势力被逐出关内，曹锟为首的直系军阀控制了中央政权。这时在旧国会第一次恢复时当过众议院议长的吴景濂，给直系上了一条妙计：“恢复法统”。吴的意见是：
“中国数年糜乱，皆由法律无效所致，予等在南方护法，即为此点。故法律问题若能解决，则徐氏之地位系非法选出，自然迎刃而解。故今日办法，仍要在北方树护法之旗帜。要知揭出护法旗帜，不但数年护法问题可以解决，则公等与曹巡阅使所处之困难，亦可解决。”
在南方看来，新国会是在段祺瑞一手操纵下产生的，自属“非法”，其选举产生的徐世昌也成了“非法总统”。南方反对势力因此以“护法”为旗号，脱离于北京中央政府管辖之外。如果直系打出“恢复法统”的旗号，一方面能将亲奉系的徐世昌赶下台，另一方面也能让南方失去“护法”的借口。法律云云当然只是幌子，吴景濂说得很露骨：“君等握军权有实力者之意见为如何便如何耳”。
由吴景濂牵头，率200多名旧国会议员发表声明，称徐世昌是“伪总统”；督军们则一起通电要迎“合法总统”黎元洪复职。徐世昌只得辞职让出总统宝座。
总统位置对黎元洪虚位以待。但黎受够了军阀之气，并不愿意就任。黎迟迟不肯答应，惹急了曹锟、吴佩孚。黎深知自己手上没有任何筹码，只好拿出一个“废督裁兵”的方案，算是给自己复职找了个台阶。
其实黎元洪有没有资格第二次出来当总统，法律上的争议也很大。一种观点认为：袁世凯在1913年10月当选正式大总统，任期五年，到1918年10月止。黎元洪在1917年7月因张勋复辟去职，剩下的任期已由冯国璋补齐。另一种解释则是：黎元洪1917年的离职是事实上的，而非法律上的，因此他还有一年零三个月的任期。后一种符合直系的需要，自然也就被直系所采纳。
2、希望“依法而来，依法而走”
局势稳定下来后，曹锟要亲自出来当总统，黎元洪转而成了障碍。直系一方面发动军警，到黎元洪家门外索要军饷；一方面组织“公民团”“市民请愿团”，让人手拿“市民饿、总统肥”、“总统不管市民”等条幅游行，到黎宅外要求黎元洪下台。黎找警察维持治安，没有人理会；总统府的电话被切断，自来水也被堵塞。无奈之下，黎只好向曹锟、吴佩孚求救，自然也没有结果。
黎不甘心如此被赶下台，遂在家中召集一批北京名流，对外表示：自己不能再蹈民国六年的覆辙一走了事；下台没有问题，但自己决不做徐世昌第二。黎说：
“我是依法而来，今天要走也要依法而去，不能糊里糊涂的被人赶走。”
可惜的是，法律并不能保护黎。黎最终只有离京一途。行前，黎再次发表声明：
“本人自去年复职以来，唯一目的在于完成宪法，决无延长任期和竞选总统的用心。”
这种官面声明也未能保全黎的尊严。黎乘坐的专车走到半路，被直系大将王承斌拦下。王承斌登车质问：“总统既已出京，印信还有何用处？为什么要携来天津。”黎元洪回答说印信还在北京，并没有随身携带。此前直系早日派人搜查了总统府，没有发现印信，王承斌道：“分明带了出京，为何不说老实话。”黎元洪怒道：“你有何资格问我印信，我决不会把印信交给你们，看你们怎样？”王承斌冷笑：“总统既然不交出印信，只好请你回京了。”
双方僵持时，专车已经开到了天津。王承斌命令军警卸去车头，将黎元洪囚禁在火车上。黎元洪只好让步，打电话到北京，让夫人交出总统印信。
失去了总统印信的黎，依旧以合法总统自居，在公开通电中说：
“元洪为暴力所迫，认为在北京不能自由行使职权，乃于元日离京。”“国境以内，随地也可以行使职权。”“自今以往，元洪职权，未得国会确当之解免，无论以何途径，选举继任，概为非法，特此声明。”
一再被挑战、破坏、随意解释的“法统”，早已失去了本就微弱的神圣性。南北实力派人物，也已对“法统之所在”的黎元洪失去了兴趣。黎的这番通电，只是对空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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