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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商震（下）
自主奋斗
商震早年走向社会，经过百般历练，文韬武略不落人后。不得已而投靠阎锡山后，所以十年如一日，鞍前马后奔走效力，只为没齿难忘的知遇之恩。然而就他本性来说，事事人别人控制又心有不甘，寻找机会谋求独立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早在代理绥远都统时，商震就作过这方面的尝试。针对晋军久不作战养成的素质低劣、意识陈旧的恶习，为今后的发展计，商震短期内在归绥创建绥远军事政治学校，自兼校长。学校一期招生200余名。北伐完成后，他以为各派势力都已统一在蒋介石的大旗下，服从中央是问题的关键。因此，在河北省主席任上，商震开始表现出与阎锡山的离心倾向：先是把原绥远军事政治学校迁到北平黄寺，易名为河北军事政治学校，高薪聘请学有专长者任教，扩大招生；又在南苑成立一个教导师，培训军队中的骨干力量；还开办了党务训练所和训政学院，进行干部准备。同时，他还通过张学良秘密购买了一批枪械，积极准备在适当的时候自己成立一个师。然而，商震的做法相对于当时复杂的政治局面显得有些幼稚。他没有看到蒋介石的统一只是表面上的，只是各派政治势力在政治上互相妥协的结果，蒋介石不会也不可能彻底改变各势力集团的相对独立性。在这种局面下，他的河北省主席实质上是阎锡山在各集团的政治争斗中分得的一杯羹，也就是说仍然属于阎锡山的势力范围，对于他的独立企图阎锡山是不会视而不见的。就在商震陶醉于摆脱阎锡山羁绊的美好前景之中的时候，1929年8月10日，一纸“调令”把他由河北省主席变成了山西省主席。
调商震改任山西省主席是阎锡山使出的一个撒手锏，不动声色地把商震置于自己的眼皮底下，使商震过去一个时期的努力完全化为泡影。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成为阎商关系的转折点，最终导致了商震的离山西而去。在河北苦心经营一年有余，政治、军事、经济均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突如其来的调动，商震却只有俯首就范的份，阎锡山的能量与影响，确实不可低估。回到山西后的商震虽然仍为省主席，但一开始就陷入有职无权的困境之中，所要做的只有“盖盖图章陪陪客”。
中原大战后，阎锡山出走大连前，责成徐永昌、杨爱源以晋绥警备司令部正、副司令，负责山西善后，商震被晾在了一边。山西军队整编，商震虽被任命为第三十二军军长，但却日益处于孤立的境地。第三十二军冯鹏翥师高鸿文、黄光华两旅为商震旧部，军队整编未竣张学良未予发饷前，各部队都以贬值晋钞维持。商震则竭尽省政府所能支配的财力，对该两旅时以现金补助，各将领因此不平，王靖国、孙楚等阎的嫡系将领更是表示极大的不满，情绪非常对立。商震自知矛盾难以调和，索性使问题表面化，先是提经省府委员会议通过裁撤阎锡山亲定的村政处，随即一次性撤换了25个县长。这样一来，舆情大哗，终于演成了一次太原军民的驱商大会，在文瀛湖畔，群起声讨；军界也同时酝酿驱商。商震不能见容于山西军政界的局面由此形成。歪打正着，早有独立之意的商震就势借口奉蒋介石中央之命，出兵拦截举兵进攻奉张的石友三部，率旧部高、黄两旅及军校学员共9000余人，出娘子关，东开河北，脱离了他赖以发迹的山西。蒋介石赏识商震的才干，早有延揽之意。商震脱离晋系后，在蒋介石、张学良的支持下，仍领有第三十二军军长一职，并迅速将所部扩编为三个师，两万余人 。
1933年春，长城抗战爆发。第三十二军被编入第二军团，商兼军团总指挥。3月4日，日军第十四混成旅团第二十八联队一部窜入冷口，到达姚家庄附近，并占建昌营。商即令第三十二军第一三九师附骑兵一部由滦河西岸经松树营、爪村兼程前进，驱逐建昌营及冷口之敌，同时令第五十七军派骑兵一部于抚宁、卢龙、台头营等处遥为呼应。3月21日，敌机10余架猛轰建昌营及冷口各阵地，继续发起进攻，战斗一直持续至23日夜，守军伤亡颇重。24日，商震见情势紧迫，午后率第一四一、第一四二两师长及炮兵指挥官亲赴第一线，激励前线士兵。爱国官兵士气大振，与敌展开血战，终迫敌退据肖家营子及以北地区。4月3日，敌机大肆轰炸冷口后方迁安县城一带，并连续派小股部队侦察白羊峪、擦岩子口附近地形。商震判断，敌有进扰左翼阵地企图，乃急令第一四一师派有力部队扼守此地，以防不测。4月9日晨，敌分兵三路，发起全面进攻。10日，敌突破樱桃园、白梨山鞍部阵地，界岭口方面也请求增援。商震一面电请北平军分会调丰润之第四十军向太平寨方面急进，一面令第八十四师率部增援冷口，并令驻古冶之第一四三师1团向建昌营推进。至入暮时分，马道沟、燕窝口等地相继失守。商震以燕窝日关系全线安危，乃急令第一三九师于10日晚分兵三路向敌反攻。各部都受到敌火力所阻，伤亡奇重，未能奏效。11日，敌沿长城向东席卷而来，而我增援部队远未到达，商震遂命守军撤至冷口以南预备阵地。撤退中，遭日军飞机轰炸，遂成溃军。商震只好改令部队撤至滦河右岸既设阵地。5月底，商震部调回北平。1935年4月3日，商震被授予二级上将。1935年6月商回任河北省主席，兼天津市警备司令。同年12月，出任河南省主席。
1936年2月，中国共产党组织了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队，从陕北东渡黄河，准备开赴河北抗日前线，发表了《东征宣言》。蒋介石命商震率三十二军入晋剿共。商震对南京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满，不愿将实力消耗在对红军作战上。他连夜乘车到南京，面向蒋介石申述自己当年脱离阎锡山之羁绊，并借口与阎不睦，无法合作，拒绝从命。
全面抗战爆发后，商震任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指挥部队在冀南豫北阻击日军。1940年，商震调往湖南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宫，长官部人员均系蒋介石嫡系。不久，跟随商震多年的中将周思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毅然奔赴延安。商震听说后说：“人各有志，走就走吧。”
周恩来在重庆，通过王兴纲向商震要求代为寻觅革命先烈共产党员孙炳文与老革命家任锐所生的儿子任名世的下落。商震明知特务监视，但他得知是周恩来委托之事时，仍然冒着危险转托宋肯堂，辗转找到了任名世，并使之安抵延安。王兴纲到重庆从事中共地下党的工作，仍以商震为依托。后又为了王兴纲的安全，派人护送他离开重庆。
1940年6月，商震调任重庆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外事局局长，从此也就结束了30余年的戎马生涯。1941年以后，商震主要从事外交活动。他如鱼得水，尽展生平所志，成为那个时代盟军中的外交干才，蒋介石对他极为器重，历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外事局长、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等职。
商震从陆军上将调任外交战线，一方面是由于他擅长英语，能和外国人直接对话；另一方面也因为他擅长交际，有外交天赋。商震的这些优点使其在兼任军委会外事局长后，与英、美军事人员接洽顺利，颇受好评。
1941年初，当日军危及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之时，中英两国就共同保卫缅甸进行了具体讨论。为制定出正确的作战方案，中国派出了以商震为团长的“缅印马军事考察团”。考察团于1941年2月出发，先赴缅甸，在考察了缅甸的地形、交通、气候、军事设施、民情等情况并进行研究后，商震等人认为，日军一旦与英国开战，将首先在缅甸境内击溃英军，腰斩滇缅公路，而不会先在中国境内切断滇缅公路。因此，中国军队应尽早以三至五个军的兵力开赴缅甸，配合驻缅英军布防。这些判断和建议集中体现在考察团提出的中英缅共同防御计划中。这份计划书得到军委会认可后，立即转送驻缅英军。随后，商震又率团赴印度、马来西亚进行三个月的考察。回国后，考察团编写了长达30万字的《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这份报告书连同前述计划，无论对形势的分析、敌情的判断，还是应对的作战部署，都是基本正确的。
然而遗憾的是，在报告书送交英方后的半年多时间里，英方没有做出积极回应，一是因为自认力量雄厚，认为日军不敢轻易向他们挑衅，盲目相信即便日军要切断滇缅公路，也不会选择在缅甸境内；二是英国担心进入缅甸的中国军队人数超过英军，将会形成喧宾夺主的局面，故不同意中国立即派兵去缅甸布防。英国的傲慢和无知最终使商震考察团的计划及报告完全成了一纸空文，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1943年中、美、英三国在开罗举行的首脑会议，是战时中国元首参加的最高级别的盟国会议。商震作为首席军事代表同司法院院长王宠惠、空军司令周至柔、国民党中宣部长董显光等陪同宋美龄，先蒋介石一天飞赴开罗。商震能以蒋介石首席随员身份参加如此高级别的盟国首脑会议，充分说明蒋介石夫妇对他的信任和器重。
在出席开罗会议前，商震已奉蒋介石命令，与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一起，精心拟定了要求美国装备训练中国军队和要求英国协同配合反攻缅甸的提案。11月22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举行第一次会议，作为中方高级将领，商震同美方高级将领乔治·马歇尔将军、史迪威将军和陈纳德将军，英方高级将领蒙巴顿将军等一起就反攻缅甸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从开罗回国后，商震又根据开罗会议的决定，同史迪威制定了反攻缅甸的具体作战计划。
1944年8月，商震又奉命和顾维钧、魏道明两位大使一同出席了同盟国筹备设立联合国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尽管由于苏联的反对，中国未能参加美、英、苏第一阶段会谈，而只参加了美、英、中第二阶段会谈，但商震等人还是坚持在会议的第一阶段提交了中国政府的立场文件，在会议的闲暇之时，也与美、英两国代表保持联系，并就会议要旨进行了积极沟通。在会议的第二阶段，中国代表团提出了七点补充建议，其中三点被提交给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最终全部被吸收到《联合国宪章》中。英、美代表对包括商震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的出色表现给予高度评价：“中国代表团成员巧妙地策略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1944年3月，为促进中美谅解与合作，争取美国扩大对华军事援助，建立中美特殊军事关系，蒋介石派遣商震出任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
当时的《中央日报》报道称，商震任团长的消息公布后，美国各界都表示满意，认为这是中、美、英加强军事合作之举。还称赞商震主持军委会外事局多年，经验丰富，必能胜任新职。
5月17日，商震一行抵达华盛顿，与美国政要就加强对华军事援助进行了交涉。5月30日，蒋介石致电商震指出，日军已开始向粤汉路进攻，请其转告马歇尔将军，加强第十四航空队的实力。5月31日，商震代表蒋介石向罗斯福总统表示，为挽救豫湘桂战场危局，希望美国能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这一请求遭到美方拒绝。1945年3月，商震又与美国军方要员李海会晤，就苏联对日作战及美军在中国沿岸登陆等问题进行晤谈，并就雅尔塔会议是否有秘密协议之事进行探询。李海委婉告知商震，苏联对日作战一事已有规定，而美军在中国沿岸登陆一事仍需时日，至于雅尔塔密约之事则未作表示。
尽管在争取美国军事援助的问题上，商震的工作成效有时不尽如人意，但在担任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期间，商震充分显示了其精力过人、处事勤勉的优点，他为争取中国战场急需的物资装备奔走不息的敬业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他的表现甚至赢得了杜鲁门总统在白宫的宴请。
抗战胜利后，中国派遣军事代表团去日本受降。1946年下半年，首任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因在东京私生活失检而被撤职调回国内，商震奉派继任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
1946年5月3日，举世瞩目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对在二战中犯有弥天罪行的日本战犯进行国际大审判。在此之前，由各同盟国家组成的军事代表团已先期抵达日本，并围绕是否追究日本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及是否保留日本天皇制举行军事代表团辩论会，商震作为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参加了会议。期间，商震代表中国在辩论中以大量的事实和证据指出，不论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还是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及以后对中国长达八年的全面侵略，裕仁天皇都是首要决策者，作为日本惟一的最高统治者和军队的惟一最高统帅，天皇是日本所有侵略战争的罪恶之源！中国坚决主张废除日本天皇制，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商震的慷慨陈词，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的心声。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天皇制未被废除，天皇也未被追究战争责任，但商震代表国家和民族所作的辩论不容忘却！
1949年3月，商震辞去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职务，定居日本。1974年和1975年商震曾两次回国观光，受到朱德、叶剑英的接见和宴请。1978年5月15日，商震病逝东京，享年90岁，商震一生不断追求进步，晚年虽定居日本，身在异国他乡却念念不忘祖国。逝世后，其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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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商震改任山西省主席是阎锡山使出的一个撒手锏，不动声色地把商震置于自己的眼皮底下，使商震过去一个时期的努力完全化为泡影。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成为阎商关系的转折点，最终导致了商震的离山西而去。在河北苦心经营一年有余，政治、军事、经济均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突如其来的调动，商震却只有俯首就范的份，阎锡山的能量与影响，确实不可低估。回到山西后的商震虽然仍为省主席，但一开始就陷入有职无权的困境之中，所要做的只有“盖盖图章陪陪客”。
中原大战后，阎锡山出走大连前，责成徐永昌、杨爱源以晋绥警备司令部正、副司令，负责山西善后，商震被晾在了一边。山西军队整编，商震虽被任命为第三十二军军长，但却日益处于孤立的境地。第三十二军冯鹏翥师高鸿文、黄光华两旅为商震旧部，军队整编未竣张学良未予发饷前，各部队都以贬值晋钞维持。商震则竭尽省政府所能支配的财力，对该两旅时以现金补助，各将领因此不平，王靖国、孙楚等阎的嫡系将领更是表示极大的不满，情绪非常对立。商震自知矛盾难以调和，索性使问题表面化，先是提经省府委员会议通过裁撤阎锡山亲定的村政处，随即一次性撤换了25个县长。这样一来，舆情大哗，终于演成了一次太原军民的驱商大会，在文瀛湖畔，群起声讨；军界也同时酝酿驱商。商震不能见容于山西军政界的局面由此形成。歪打正着，早有独立之意的商震就势借口奉蒋介石中央之命，出兵拦截举兵进攻奉张的石友三部，率旧部高、黄两旅及军校学员共9000余人，出娘子关，东开河北，脱离了他赖以发迹的山西。蒋介石赏识商震的才干，早有延揽之意。商震脱离晋系后，在蒋介石、张学良的支持下，仍领有第三十二军军长一职，并迅速将所部扩编为三个师，两万余人 。
1933年春，长城抗战爆发。第三十二军被编入第二军团，商兼军团总指挥。3月4日，日军第十四混成旅团第二十八联队一部窜入冷口，到达姚家庄附近，并占建昌营。商即令第三十二军第一三九师附骑兵一部由滦河西岸经松树营、爪村兼程前进，驱逐建昌营及冷口之敌，同时令第五十七军派骑兵一部于抚宁、卢龙、台头营等处遥为呼应。3月21日，敌机10余架猛轰建昌营及冷口各阵地，继续发起进攻，战斗一直持续至23日夜，守军伤亡颇重。24日，商震见情势紧迫，午后率第一四一、第一四二两师长及炮兵指挥官亲赴第一线，激励前线士兵。爱国官兵士气大振，与敌展开血战，终迫敌退据肖家营子及以北地区。4月3日，敌机大肆轰炸冷口后方迁安县城一带，并连续派小股部队侦察白羊峪、擦岩子口附近地形。商震判断，敌有进扰左翼阵地企图，乃急令第一四一师派有力部队扼守此地，以防不测。4月9日晨，敌分兵三路，发起全面进攻。10日，敌突破樱桃园、白梨山鞍部阵地，界岭口方面也请求增援。商震一面电请北平军分会调丰润之第四十军向太平寨方面急进，一面令第八十四师率部增援冷口，并令驻古冶之第一四三师1团向建昌营推进。至入暮时分，马道沟、燕窝口等地相继失守。商震以燕窝日关系全线安危，乃急令第一三九师于10日晚分兵三路向敌反攻。各部都受到敌火力所阻，伤亡奇重，未能奏效。11日，敌沿长城向东席卷而来，而我增援部队远未到达，商震遂命守军撤至冷口以南预备阵地。撤退中，遭日军飞机轰炸，遂成溃军。商震只好改令部队撤至滦河右岸既设阵地。5月底，商震部调回北平。1935年4月3日，商震被授予二级上将。1935年6月商回任河北省主席，兼天津市警备司令。同年12月，出任河南省主席。
1936年2月，中国共产党组织了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队，从陕北东渡黄河，准备开赴河北抗日前线，发表了《东征宣言》。蒋介石命商震率三十二军入晋剿共。商震对南京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满，不愿将实力消耗在对红军作战上。他连夜乘车到南京，面向蒋介石申述自己当年脱离阎锡山之羁绊，并借口与阎不睦，无法合作，拒绝从命。
全面抗战爆发后，商震任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指挥部队在冀南豫北阻击日军。1940年，商震调往湖南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宫，长官部人员均系蒋介石嫡系。不久，跟随商震多年的中将周思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毅然奔赴延安。商震听说后说：“人各有志，走就走吧。”
周恩来在重庆，通过王兴纲向商震要求代为寻觅革命先烈共产党员孙炳文与老革命家任锐所生的儿子任名世的下落。商震明知特务监视，但他得知是周恩来委托之事时，仍然冒着危险转托宋肯堂，辗转找到了任名世，并使之安抵延安。王兴纲到重庆从事中共地下党的工作，仍以商震为依托。后又为了王兴纲的安全，派人护送他离开重庆。
1940年6月，商震调任重庆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外事局局长，从此也就结束了30余年的戎马生涯。1941年以后，商震主要从事外交活动。他如鱼得水，尽展生平所志，成为那个时代盟军中的外交干才，蒋介石对他极为器重，历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外事局长、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等职。
商震从陆军上将调任外交战线，一方面是由于他擅长英语，能和外国人直接对话；另一方面也因为他擅长交际，有外交天赋。商震的这些优点使其在兼任军委会外事局长后，与英、美军事人员接洽顺利，颇受好评。
1941年初，当日军危及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之时，中英两国就共同保卫缅甸进行了具体讨论。为制定出正确的作战方案，中国派出了以商震为团长的“缅印马军事考察团”。考察团于1941年2月出发，先赴缅甸，在考察了缅甸的地形、交通、气候、军事设施、民情等情况并进行研究后，商震等人认为，日军一旦与英国开战，将首先在缅甸境内击溃英军，腰斩滇缅公路，而不会先在中国境内切断滇缅公路。因此，中国军队应尽早以三至五个军的兵力开赴缅甸，配合驻缅英军布防。这些判断和建议集中体现在考察团提出的中英缅共同防御计划中。这份计划书得到军委会认可后，立即转送驻缅英军。随后，商震又率团赴印度、马来西亚进行三个月的考察。回国后，考察团编写了长达30万字的《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这份报告书连同前述计划，无论对形势的分析、敌情的判断，还是应对的作战部署，都是基本正确的。
然而遗憾的是，在报告书送交英方后的半年多时间里，英方没有做出积极回应，一是因为自认力量雄厚，认为日军不敢轻易向他们挑衅，盲目相信即便日军要切断滇缅公路，也不会选择在缅甸境内；二是英国担心进入缅甸的中国军队人数超过英军，将会形成喧宾夺主的局面，故不同意中国立即派兵去缅甸布防。英国的傲慢和无知最终使商震考察团的计划及报告完全成了一纸空文，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1943年中、美、英三国在开罗举行的首脑会议，是战时中国元首参加的最高级别的盟国会议。商震作为首席军事代表同司法院院长王宠惠、空军司令周至柔、国民党中宣部长董显光等陪同宋美龄，先蒋介石一天飞赴开罗。商震能以蒋介石首席随员身份参加如此高级别的盟国首脑会议，充分说明蒋介石夫妇对他的信任和器重。
在出席开罗会议前，商震已奉蒋介石命令，与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一起，精心拟定了要求美国装备训练中国军队和要求英国协同配合反攻缅甸的提案。11月22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举行第一次会议，作为中方高级将领，商震同美方高级将领乔治·马歇尔将军、史迪威将军和陈纳德将军，英方高级将领蒙巴顿将军等一起就反攻缅甸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从开罗回国后，商震又根据开罗会议的决定，同史迪威制定了反攻缅甸的具体作战计划。
1944年8月，商震又奉命和顾维钧、魏道明两位大使一同出席了同盟国筹备设立联合国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尽管由于苏联的反对，中国未能参加美、英、苏第一阶段会谈，而只参加了美、英、中第二阶段会谈，但商震等人还是坚持在会议的第一阶段提交了中国政府的立场文件，在会议的闲暇之时，也与美、英两国代表保持联系，并就会议要旨进行了积极沟通。在会议的第二阶段，中国代表团提出了七点补充建议，其中三点被提交给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最终全部被吸收到《联合国宪章》中。英、美代表对包括商震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的出色表现给予高度评价：“中国代表团成员巧妙地策略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1944年3月，为促进中美谅解与合作，争取美国扩大对华军事援助，建立中美特殊军事关系，蒋介石派遣商震出任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
当时的《中央日报》报道称，商震任团长的消息公布后，美国各界都表示满意，认为这是中、美、英加强军事合作之举。还称赞商震主持军委会外事局多年，经验丰富，必能胜任新职。
5月17日，商震一行抵达华盛顿，与美国政要就加强对华军事援助进行了交涉。5月30日，蒋介石致电商震指出，日军已开始向粤汉路进攻，请其转告马歇尔将军，加强第十四航空队的实力。5月31日，商震代表蒋介石向罗斯福总统表示，为挽救豫湘桂战场危局，希望美国能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这一请求遭到美方拒绝。1945年3月，商震又与美国军方要员李海会晤，就苏联对日作战及美军在中国沿岸登陆等问题进行晤谈，并就雅尔塔会议是否有秘密协议之事进行探询。李海委婉告知商震，苏联对日作战一事已有规定，而美军在中国沿岸登陆一事仍需时日，至于雅尔塔密约之事则未作表示。
尽管在争取美国军事援助的问题上，商震的工作成效有时不尽如人意，但在担任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期间，商震充分显示了其精力过人、处事勤勉的优点，他为争取中国战场急需的物资装备奔走不息的敬业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他的表现甚至赢得了杜鲁门总统在白宫的宴请。
抗战胜利后，中国派遣军事代表团去日本受降。1946年下半年，首任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因在东京私生活失检而被撤职调回国内，商震奉派继任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
1946年5月3日，举世瞩目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对在二战中犯有弥天罪行的日本战犯进行国际大审判。在此之前，由各同盟国家组成的军事代表团已先期抵达日本，并围绕是否追究日本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及是否保留日本天皇制举行军事代表团辩论会，商震作为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参加了会议。期间，商震代表中国在辩论中以大量的事实和证据指出，不论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还是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及以后对中国长达八年的全面侵略，裕仁天皇都是首要决策者，作为日本惟一的最高统治者和军队的惟一最高统帅，天皇是日本所有侵略战争的罪恶之源！中国坚决主张废除日本天皇制，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商震的慷慨陈词，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的心声。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天皇制未被废除，天皇也未被追究战争责任，但商震代表国家和民族所作的辩论不容忘却！
1949年3月，商震辞去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职务，定居日本。1974年和1975年商震曾两次回国观光，受到朱德、叶剑英的接见和宴请。1978年5月15日，商震病逝东京，享年90岁，商震一生不断追求进步，晚年虽定居日本，身在异国他乡却念念不忘祖国。逝世后，其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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