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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9月19日，熊克武一行从连山启程，1925年9月24日到达广州。当天晚上，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等设宴为熊克武洗尘。蒋介石热情地邀请熊克武参观黄埔军校，并要熊届时发表演讲，熊克武当即答应前往，请蒋介石安排好后通知他。
熊克武到广州不久，便与俞培棣一同前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祭奠死难烈士。以后，第2军军长谭延闿单独设宴招待熊克武，席间谭假装关注地询问熊克武到广州后的打算。熊坦率地说：“我不远千里而来，是来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至于个人出处，一听政府安排。”在此期间，苏联罗加佐夫将军受鲍罗廷顾问的委托，约请熊克武面谈，熊仍坦率地说：“我把队伍带到广东来，是准备交给政府调遣的，任何人都可以指挥。”罗加佐夫插话说：“作战期间，自己训练的部队，还是自己指挥比较方便，也才能发挥更大的力量。将来用兵还是要你独当一面。”熊克武告辞时，罗加佐夫又送了些药品给熊克武个人和他的部队。
1925年10月3日上午，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来到联军办事处贺节，还带来了几瓶外国酒。他们与熊克武一见面便佯装歉意地说：“昨天我们参加沙基惨案五十二烈士国葬典礼去了，今天特来向你补贺中秋节。”当时余际唐在场，他们五人便坐下来喝酒。席上谈笑风生，熊克武开怀畅饮。蒋介石见熊已有几分醉意了，便对熊说：今天下午国民政府要开会，研究联军的驻地及饷械问题，请熊克武和余际唐去东山寓所参加会议，熊当即答应按时到会。
下午，熊克武和余际唐提前来到东山寓所。熊克武到会议室见还没有另外的同志到会，便招呼余际唐坐下，点燃香烟边抽边等。过了一会儿，一队荷枪实弹的卫兵突然闯进会议室，把他俩看押起来。熊克武厉声喝道：“你们干什么？”卫队长答：“特奉广州卫戍总司令部的命令前来拘捕你。”这时谭延闿板着面孔出现在会议室，宣布说：“你们被扣押了。”熊克武一看窗外，四周布满了卫兵，他顿时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上了蒋介石、汪精卫、谭延闿的圈套。他冷冷地对谭延闿说：“先生才去世5个月，尸骨未冷，便设下陷阱，坑害同志，相煎何急！”谭延闿无话可说，悄然而去。
过了一会儿，谭延闿又走进会议室，要熊克武给广大路川军办事处写张条子，把武器全部上交广州公安局。熊克武思忖了一会儿，为了使办事处同志不致作无谓的牺牲，让他们了解自己的处境，以便及时采取应变措施，他掏出钢笔写到：“黄爵高（办事处副官）同志：现在发生非常误会！不日即可解释。所有广大路武器，全部交与来人封存取据。勿使外人知！诸同仁仍住广大路原寓不动。武。”
傍晚，一队卫兵不由分说，把熊克武和余际唐押出东山寓所，由虎门要塞陈司令随同，用汽艇解往距广州70公里的虎门炮台。与此同时，蒋、汪、谭等也以宴请为名，把喻培棣、王子骞及机要秘书陈古枝、丁彀音、吴庶咸等同时拘捕，一起解至虎门炮台。
1925年10月4日，蒋介石、汪精卫等以广州国民政府名义，发布了“川军总司令熊克武通敌叛国罪状”的布告。6日，蒋介石等又胁迫熊克武的部下龙光为川军慰抚使。7日，龙光持熊克武的手令前往连州接收川军。9日，国民政府为熊克武通敌被扣，发表《告川军将士书》，要川军“切不可轻信谣言，无故惊扰”，“至于你们的给养，政府一定替你们筹划的”，一定要“服从革命政府”。
蒋介石拘捕熊克武，妄图利用龙光收编熊部，以扩大自己势力的阴谋，立即激起熊克武部属的愤怒。大家公推第2军军长汤子模为总指挥，向贵州撤退。蒋介石见熊部属不肯接受改编，即派出部队向熊军发动进攻，欲用武力迫使熊军就范。汤子模指挥部队边打边后撤，撤出广东后，分成几部分，一部分到湖南被赵恒惕改编，一部分由汤子模带向贵州，途中汤被所部的师长罗觐光杀害，少数回到四川，被杨森改编。四川建国联军数万之众就这样被蒋介石、汪精卫等人除掉了。
1926年1月1日至19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1月6日，蒋介石向大会作军事报告。为欺骗舆论，蒋在报告中向大会代表详细介绍了其所编造的熊克武勾结陈炯明通敌叛国、图谋颠覆广州国民政府的罪状。
1927年3月29日，在各方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释放熊克武。熊出狱后，经香港转上海治病。1931年3月1日，蒋介石拘捕了胡汉民。熊克武和胡汉民是留学日本的老同盟会会员，两人私谊较厚。熊忧心如焚，径直前往南京面见蒋介石，要求释放胡汉民，蒋介石却不予理睬。
营救胡汉民失败后，熊克武恐再遭蒋介石毒手，遂以治病为由，与但懋辛、喻培棣一同前往日本神户暂住。
“九·一八事变”后，熊克武无时不关心祖国的命运和前途。面对危难的祖国，他感到居住在一个侵略自己祖国的国家里，是一种莫大的耻辱，便与喻培棣、但懋辛从日本经香港然后回到上海。然而，蒋介石并没有安排他实际工作，只是让他挂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国防委员。
1936年，张学良将军在发动“西安事变”前夕，曾赴上海倾听各方对抗日救国的意见，并亲往熊克武住宅与熊商谈。熊克武对张学良谈道：“日寇气势汹汹，亡国灭族之祸，迫在眉前，稍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应团结起来，共御外侮。”他希望张学良以大局为重，以民族大义为重，停止内战，一致对日。临别时，张学良向熊克武表示：“锦公之言，乃当铭记于心。”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熊克武扶病前往太原面见阎锡山，力主团结抗战。当时，冯玉祥正好也在太原，两人相遇，分外高兴，随即他们在行馆推心置腹地作了长谈。他们回顾了自己军戎生活的坎坷历程，谈到了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
8月13日，日寇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淞沪抗战”爆发了。当时，杨森亲率川军第20军开赴上海与日寇血战，熊克武、但懋辛等随即代表旅沪川人前往战火纷飞的第20军前沿阵地大场、蕴藻浜、陈家行等处劳军，并鼓励杨森要以打内战为耻，抗击日寇为荣。淞沪抗战失败后，熊克武把家属送回四川，自己却只身到南京。当妻子陈静芬劝他一起返川时，他严肃地说：“我是政府的官员，在此国难期间，应与政府共存亡，政府在哪里，我就应该在哪里。”在南京期间，熊克武经常前往川军营地看望官兵，向他们讲述辛亥革命前后四川革命党人在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时英勇斗争的动人故事，激励战士们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奋勇战斗。
上海失守后，国民党政府于11月20日宣布迁都重庆，熊克武亦随后由汉口抵重庆。
1939年，熊克武返回成都，住北新街64号。蒋介石派宪兵来做门卫，名为保护，实则监护，熊克武知道蒋介石对他回川很不放心，便与朱之洪潜心编撰《四川国民党史》，同时暗中与刘文辉、邓锡侯等商议，抵制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又以国防委员会上将军事参议员的身份，为抗战献计献策。
1945年8月，日本天皇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政府为了表彰熊克武在抗战中的功绩，向他颁发了胜利勋章。
解放战争时期，熊克武时时关注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程，积极联络川康地方实力派潘文华、刘文辉、邓锡侯等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为起义做准备。为了避开蒋介石对自己的纠缠，便于联络各界人士反对反革命内战，熊克武和但懋辛又一次在重庆创办了“中国公学”。
1949年7月1日，经张群批准，“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正式成立，熊克武被推选为主任委员。该委员会以保乡自卫名义，反对王陵基的“戡乱”、“扩军”；以“人不离枪，枪不离乡”的口号，反对王陵基集中地方武装，替蒋介石充当反共反人民的炮灰；提出“自治方案”，以反对滥发纸币，增加人民负担；提出“军事自卫”方案，以反对蒋介石的“军事戡乱”。总之，熊克武等以种种理由，向王陵基展开合法斗争，使王不能集中人力物力，顺利进行“戡乱”。
不久，王陵基向蒋介石告密说：“自卫委员会态度暧昧，连‘剿匪’、‘戡乱’的字眼都没有，与共产党有勾结。”
7月18日，行政院长阎锡山电令川省取缔该委员会。
8月15日，又电令熊克武将“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改名为“川、康、渝反共保民委员会”，熊克武等拒不接受，“自卫委员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12月，熊克武和刘文辉等策动川西起义。
25日，由熊克武领衔在成都市内贴出布告，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
30日，熊克武、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和成都各界人士代表前往北门外驷马桥迎接解放军的到来。同时，熊克武发表书面声明，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 。
1950年1月6日，贺龙司令员受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委托，亲自来到成都布后街2号看望熊克武。
6月14日，熊克武作为特邀代表赴北京列席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正式任命熊克武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1年5月，熊克武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川康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兼召集人；10月，熊克武任全国政协委员，于23日前往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
1954年9月1日，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不久在人代会被选人大常委，继任第二届、第三届人大常委。
1956年和1959年，熊克武在民革中央第三届和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副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他年事已高，但仍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
1959年，74岁的熊克武代表人大常委会到河南、西安、四川、武汉等地视察工作，行程近万里。
1961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了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大会。熊克武代表民革中央在会上代读了何香凝主席的长篇报告。
1966年11月，熊克武已81岁高龄，又值动乱时期，但他仍承担了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筹委副主任的工作，为会议的胜利召开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反革命集团为了陷害贺龙同志，曾派人到熊克武家，逼熊揭发贺龙同志。熊克武冷冷地半闭着眼睛说：“我只记得贺龙的旅长、师长是孙中山先生委任的。”然后就以年老患病为由，不再说什么。来人对熊克武无可奈何，只得怏怏离去。
1968年，熊克武自觉精神不济。国庆节前夕，家里人都劝他不要再出去参加庆祝活动。但他却回答：只要能走路我就要去，我多想见见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自己的老朋友啊！国庆节当天，熊克武不顾体弱多病，仍拄着拐杖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
1969年10月，林彪发布“第一号命令”后，有关方面动员在北京居住的熊克武外迁，熊克武回答道：“我是政府工作人员，政府不迁走，我这个工作人员迁走了，像什么样子？”来动员的人对这个“顽固”的老头毫无办法。
熊克武晚年非常关心祖国统一大业，深切怀念在台湾和海外的老同事、老朋友于右任、张群、黄季陆、萧毅肃等，曾多次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呼吁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为促进国家统一大业做出贡献。
熊克武很重视文史资料的编写工作。
他在生命的最后10年里，写下数十万字的回忆录：《辛亥革命宜宾起义的经过》、《广州起义亲历记》、《大革命前四川国民党的内讧及其与南北政府的关系》、《订正余切参加同盟会的时间》、《四川护法之役的回忆》、《虎门蒙难记》、《10年军政工作回忆录》等文。
1970年9月2日，是熊克武弥留人间的最后日子，他临终前上书毛泽东同志，坚信“唯有共产党才能拯斯民于水火、致国家于富强”，并以自己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而感到无限欣慰。留下遗嘱后，熊克武安详地合上眼睛，平静地离开了人世，终年85岁。
1970年9月4日下午，在八宝山举行了向熊克武先生骨灰告别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参加了告别仪式。参加告别仪式的还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人大常委卢汉、陈其尤、季方、谢扶民，政协副主席许德珩，民革中央常委刘文辉等，以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熊克武生前的好友和亲属。
对熊克武先生的一生，周总理曾用这样精练而准确的话进行过概括和评价：识大体，顾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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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9月19日，熊克武一行从连山启程，1925年9月24日到达广州。当天晚上，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等设宴为熊克武洗尘。蒋介石热情地邀请熊克武参观黄埔军校，并要熊届时发表演讲，熊克武当即答应前往，请蒋介石安排好后通知他。
熊克武到广州不久，便与俞培棣一同前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祭奠死难烈士。以后，第2军军长谭延闿单独设宴招待熊克武，席间谭假装关注地询问熊克武到广州后的打算。熊坦率地说：“我不远千里而来，是来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至于个人出处，一听政府安排。”在此期间，苏联罗加佐夫将军受鲍罗廷顾问的委托，约请熊克武面谈，熊仍坦率地说：“我把队伍带到广东来，是准备交给政府调遣的，任何人都可以指挥。”罗加佐夫插话说：“作战期间，自己训练的部队，还是自己指挥比较方便，也才能发挥更大的力量。将来用兵还是要你独当一面。”熊克武告辞时，罗加佐夫又送了些药品给熊克武个人和他的部队。
1925年10月3日上午，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来到联军办事处贺节，还带来了几瓶外国酒。他们与熊克武一见面便佯装歉意地说：“昨天我们参加沙基惨案五十二烈士国葬典礼去了，今天特来向你补贺中秋节。”当时余际唐在场，他们五人便坐下来喝酒。席上谈笑风生，熊克武开怀畅饮。蒋介石见熊已有几分醉意了，便对熊说：今天下午国民政府要开会，研究联军的驻地及饷械问题，请熊克武和余际唐去东山寓所参加会议，熊当即答应按时到会。
下午，熊克武和余际唐提前来到东山寓所。熊克武到会议室见还没有另外的同志到会，便招呼余际唐坐下，点燃香烟边抽边等。过了一会儿，一队荷枪实弹的卫兵突然闯进会议室，把他俩看押起来。熊克武厉声喝道：“你们干什么？”卫队长答：“特奉广州卫戍总司令部的命令前来拘捕你。”这时谭延闿板着面孔出现在会议室，宣布说：“你们被扣押了。”熊克武一看窗外，四周布满了卫兵，他顿时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上了蒋介石、汪精卫、谭延闿的圈套。他冷冷地对谭延闿说：“先生才去世5个月，尸骨未冷，便设下陷阱，坑害同志，相煎何急！”谭延闿无话可说，悄然而去。
过了一会儿，谭延闿又走进会议室，要熊克武给广大路川军办事处写张条子，把武器全部上交广州公安局。熊克武思忖了一会儿，为了使办事处同志不致作无谓的牺牲，让他们了解自己的处境，以便及时采取应变措施，他掏出钢笔写到：“黄爵高（办事处副官）同志：现在发生非常误会！不日即可解释。所有广大路武器，全部交与来人封存取据。勿使外人知！诸同仁仍住广大路原寓不动。武。”
傍晚，一队卫兵不由分说，把熊克武和余际唐押出东山寓所，由虎门要塞陈司令随同，用汽艇解往距广州70公里的虎门炮台。与此同时，蒋、汪、谭等也以宴请为名，把喻培棣、王子骞及机要秘书陈古枝、丁彀音、吴庶咸等同时拘捕，一起解至虎门炮台。
1925年10月4日，蒋介石、汪精卫等以广州国民政府名义，发布了“川军总司令熊克武通敌叛国罪状”的布告。6日，蒋介石等又胁迫熊克武的部下龙光为川军慰抚使。7日，龙光持熊克武的手令前往连州接收川军。9日，国民政府为熊克武通敌被扣，发表《告川军将士书》，要川军“切不可轻信谣言，无故惊扰”，“至于你们的给养，政府一定替你们筹划的”，一定要“服从革命政府”。
蒋介石拘捕熊克武，妄图利用龙光收编熊部，以扩大自己势力的阴谋，立即激起熊克武部属的愤怒。大家公推第2军军长汤子模为总指挥，向贵州撤退。蒋介石见熊部属不肯接受改编，即派出部队向熊军发动进攻，欲用武力迫使熊军就范。汤子模指挥部队边打边后撤，撤出广东后，分成几部分，一部分到湖南被赵恒惕改编，一部分由汤子模带向贵州，途中汤被所部的师长罗觐光杀害，少数回到四川，被杨森改编。四川建国联军数万之众就这样被蒋介石、汪精卫等人除掉了。
1926年1月1日至19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1月6日，蒋介石向大会作军事报告。为欺骗舆论，蒋在报告中向大会代表详细介绍了其所编造的熊克武勾结陈炯明通敌叛国、图谋颠覆广州国民政府的罪状。
1927年3月29日，在各方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释放熊克武。熊出狱后，经香港转上海治病。1931年3月1日，蒋介石拘捕了胡汉民。熊克武和胡汉民是留学日本的老同盟会会员，两人私谊较厚。熊忧心如焚，径直前往南京面见蒋介石，要求释放胡汉民，蒋介石却不予理睬。
营救胡汉民失败后，熊克武恐再遭蒋介石毒手，遂以治病为由，与但懋辛、喻培棣一同前往日本神户暂住。
“九·一八事变”后，熊克武无时不关心祖国的命运和前途。面对危难的祖国，他感到居住在一个侵略自己祖国的国家里，是一种莫大的耻辱，便与喻培棣、但懋辛从日本经香港然后回到上海。然而，蒋介石并没有安排他实际工作，只是让他挂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国防委员。
1936年，张学良将军在发动“西安事变”前夕，曾赴上海倾听各方对抗日救国的意见，并亲往熊克武住宅与熊商谈。熊克武对张学良谈道：“日寇气势汹汹，亡国灭族之祸，迫在眉前，稍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应团结起来，共御外侮。”他希望张学良以大局为重，以民族大义为重，停止内战，一致对日。临别时，张学良向熊克武表示：“锦公之言，乃当铭记于心。”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熊克武扶病前往太原面见阎锡山，力主团结抗战。当时，冯玉祥正好也在太原，两人相遇，分外高兴，随即他们在行馆推心置腹地作了长谈。他们回顾了自己军戎生活的坎坷历程，谈到了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
8月13日，日寇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淞沪抗战”爆发了。当时，杨森亲率川军第20军开赴上海与日寇血战，熊克武、但懋辛等随即代表旅沪川人前往战火纷飞的第20军前沿阵地大场、蕴藻浜、陈家行等处劳军，并鼓励杨森要以打内战为耻，抗击日寇为荣。淞沪抗战失败后，熊克武把家属送回四川，自己却只身到南京。当妻子陈静芬劝他一起返川时，他严肃地说：“我是政府的官员，在此国难期间，应与政府共存亡，政府在哪里，我就应该在哪里。”在南京期间，熊克武经常前往川军营地看望官兵，向他们讲述辛亥革命前后四川革命党人在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时英勇斗争的动人故事，激励战士们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奋勇战斗。
上海失守后，国民党政府于11月20日宣布迁都重庆，熊克武亦随后由汉口抵重庆。
1939年，熊克武返回成都，住北新街64号。蒋介石派宪兵来做门卫，名为保护，实则监护，熊克武知道蒋介石对他回川很不放心，便与朱之洪潜心编撰《四川国民党史》，同时暗中与刘文辉、邓锡侯等商议，抵制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又以国防委员会上将军事参议员的身份，为抗战献计献策。
1945年8月，日本天皇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政府为了表彰熊克武在抗战中的功绩，向他颁发了胜利勋章。
解放战争时期，熊克武时时关注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程，积极联络川康地方实力派潘文华、刘文辉、邓锡侯等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为起义做准备。为了避开蒋介石对自己的纠缠，便于联络各界人士反对反革命内战，熊克武和但懋辛又一次在重庆创办了“中国公学”。
1949年7月1日，经张群批准，“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正式成立，熊克武被推选为主任委员。该委员会以保乡自卫名义，反对王陵基的“戡乱”、“扩军”；以“人不离枪，枪不离乡”的口号，反对王陵基集中地方武装，替蒋介石充当反共反人民的炮灰；提出“自治方案”，以反对滥发纸币，增加人民负担；提出“军事自卫”方案，以反对蒋介石的“军事戡乱”。总之，熊克武等以种种理由，向王陵基展开合法斗争，使王不能集中人力物力，顺利进行“戡乱”。
不久，王陵基向蒋介石告密说：“自卫委员会态度暧昧，连‘剿匪’、‘戡乱’的字眼都没有，与共产党有勾结。”
7月18日，行政院长阎锡山电令川省取缔该委员会。
8月15日，又电令熊克武将“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改名为“川、康、渝反共保民委员会”，熊克武等拒不接受，“自卫委员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12月，熊克武和刘文辉等策动川西起义。
25日，由熊克武领衔在成都市内贴出布告，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
30日，熊克武、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和成都各界人士代表前往北门外驷马桥迎接解放军的到来。同时，熊克武发表书面声明，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 。
1950年1月6日，贺龙司令员受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委托，亲自来到成都布后街2号看望熊克武。
6月14日，熊克武作为特邀代表赴北京列席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正式任命熊克武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1年5月，熊克武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川康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兼召集人；10月，熊克武任全国政协委员，于23日前往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
1954年9月1日，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不久在人代会被选人大常委，继任第二届、第三届人大常委。
1956年和1959年，熊克武在民革中央第三届和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副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他年事已高，但仍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
1959年，74岁的熊克武代表人大常委会到河南、西安、四川、武汉等地视察工作，行程近万里。
1961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了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大会。熊克武代表民革中央在会上代读了何香凝主席的长篇报告。
1966年11月，熊克武已81岁高龄，又值动乱时期，但他仍承担了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筹委副主任的工作，为会议的胜利召开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反革命集团为了陷害贺龙同志，曾派人到熊克武家，逼熊揭发贺龙同志。熊克武冷冷地半闭着眼睛说：“我只记得贺龙的旅长、师长是孙中山先生委任的。”然后就以年老患病为由，不再说什么。来人对熊克武无可奈何，只得怏怏离去。
1968年，熊克武自觉精神不济。国庆节前夕，家里人都劝他不要再出去参加庆祝活动。但他却回答：只要能走路我就要去，我多想见见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自己的老朋友啊！国庆节当天，熊克武不顾体弱多病，仍拄着拐杖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
1969年10月，林彪发布“第一号命令”后，有关方面动员在北京居住的熊克武外迁，熊克武回答道：“我是政府工作人员，政府不迁走，我这个工作人员迁走了，像什么样子？”来动员的人对这个“顽固”的老头毫无办法。
熊克武晚年非常关心祖国统一大业，深切怀念在台湾和海外的老同事、老朋友于右任、张群、黄季陆、萧毅肃等，曾多次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呼吁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为促进国家统一大业做出贡献。
熊克武很重视文史资料的编写工作。
他在生命的最后10年里，写下数十万字的回忆录：《辛亥革命宜宾起义的经过》、《广州起义亲历记》、《大革命前四川国民党的内讧及其与南北政府的关系》、《订正余切参加同盟会的时间》、《四川护法之役的回忆》、《虎门蒙难记》、《10年军政工作回忆录》等文。
1970年9月2日，是熊克武弥留人间的最后日子，他临终前上书毛泽东同志，坚信“唯有共产党才能拯斯民于水火、致国家于富强”，并以自己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而感到无限欣慰。留下遗嘱后，熊克武安详地合上眼睛，平静地离开了人世，终年85岁。
1970年9月4日下午，在八宝山举行了向熊克武先生骨灰告别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参加了告别仪式。参加告别仪式的还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人大常委卢汉、陈其尤、季方、谢扶民，政协副主席许德珩，民革中央常委刘文辉等，以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熊克武生前的好友和亲属。
对熊克武先生的一生，周总理曾用这样精练而准确的话进行过概括和评价：识大体，顾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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