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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督军杨增新
早期经历
清穆宗同治三年正月二十八（1864年3月6日），杨增新出生在云南蒙自。清德宗光绪十四年（1888年）中举，光绪十五年（1889年），杨增新中己丑科第127名进士，被选用甘肃中卫县知县。时该县百姓不堪官府和富室压迫剥削，揭竿起义。杨增新督兵镇压有“功”，被提升河州知州，对于处理当地回汉问题有功后迁任甘肃武备学堂总办。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杨增新署理河州知州，采取措施医治战 争创伤，发展经济、缓和民族矛盾。首先，招抚流民，恢复生产。杨增新发放赈灾款，“清理叛产，招民领种”，大批流民返回家乡，恢复生产。他还革除了地方官吏征收赋税时的十分之三羡余，改制钱两千七百文抵银一两的粮价折征，民苦价昂，为2300文制钱抵一两银，老百姓在缴纳赋税时的负担有所减轻。河州东北乡生产麦子，按照旧例，乡民必须交纳青稞，杨增新允许百姓交纳赋税时以一石麦抵两石青稞。 在“河湟事件”中，大多数水磨遭到破坏，有些水磨因战争而易主。杨增新一方面由政府出资，修复战乱中被烧毁的水磨房。另一方面则规定，凡是在战乱中易主的水磨，一律归还原主。给河州百姓的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其次，防范、调和并举，解决民族问题。河州地区回汉矛盾由来已久，杨增新在河州恢复修建宁河堡和莲花堡等军事要隘，以防范回乱。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杨增新任甘肃提学使兼武备学堂总办。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杨增新卸任河州知州，被“保升知府，旋升道员”。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杨增新被陕甘总督崧藩委任为甘肃省新式学校提调。同年，崧藩举荐杨增新、王树楠等五人赴部引见，赴京、津、苏、沪、浙、皖等处考察学务。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崧藩委任杨增新为文高学堂提调，创办了文高学堂，“课以实学”，设立经学、史学、算学、理化、博物、地理、英、日、俄及体操等课程。杨增新还创办武备、陆军、师范、巡警、工业各学堂，并亲手编写章程，规定课程。 [3]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调任新疆陆军学堂总办，次年经新疆巡抚联魁保荐入京，陛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被调任新疆阿克苏道尹。
同年，在新疆布政使王树枏的推举下，他来到新疆，在新疆阿克苏、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地历任道台。宣统元年（1909年），杨增新任阿克苏兵备道，宣统二年（1910年），杨增新为新疆提法使。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又调任镇迪道尹兼新疆提法使。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新疆地区哥老会起事，革命党人在伊犁成立军政府。新疆省长袁大化了解其才干，升任提刑按察司，并训练穆斯林军队，后袁大化逃离新疆，推荐他为督军。
民国元年（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新疆伊犁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杀死伊犁将军志锐，宣布独立。杨增新眼看清朝廷覆灭，即以保卫省城，维持治安为由，向新疆巡抚袁大化建议，由他出面招募军队。袁大化准其请求，杨增新急招募骑兵五个营，自任统领。民国元年（1912年）2月，袁世凯代行临时大总统，委袁大化任新疆都督。袁大化不受，保荐喀什道尹袁鸿佑出任。杨增新对此极为不满，于5月7日暗中收买哥老会员魏得喜等将袁鸿佑杀害。6月30日，已受抚的革命军蔡乐善营反水，袁又保荐杨增新任新疆都督。杨增新上任即举兵镇压蔡乐善。此前，革命党人冯特民因在武昌宣传革命，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通缉逃往伊犁，建立新伊军政府。冯特民看中杨增新手握兵符，力荐杨增新为军都督，随即新疆都督府与新伊军政府合建。袁世凯为把杨增新收为羽翼，委他任新疆都督兼布政使，密令他严防革命党人活动。
清除革命党后，杨增新又采取“先离巢穴，后解兵权”的计策瓦解了哥老会，他用“调虎离山计”把边永福和魏得喜调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任职，等边、魏二人到省城后，他将魏得喜遣送回内地，将边永福押回甘肃处死。就这样，到民国五年（1916年）为止，哥老会重要成员都被他消灭。
就这样，杨增新靠较多的政治经验与军事实力，平定哈密的穆斯林起事，又分化并镇压了各地哥老会与农民起事，并与伊犁军政府谈和达成统一，并逐渐排除军政府人物的影响力，掌握实权。此后到他去逝为止的十七年中，虽然有名义上接受北洋政府管辖任，后来民国十七年（1928年）又接受南京国民政府任为省主席，但他实际上是独立统治新疆。杨增新同时调整新疆的政制，使便于统一事权，解决了清代以来新疆一省之内巡抚、将军、参赞大臣三者事权不统一的问题。
杨增新执政新疆初期，新疆内忧外患，社会动荡，外有沙俄帝国主义煽动和支持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独立”，脱离中国，并派兵侵扰新疆边境、侵占科布多。 北洋政府指令新疆、伊犁、阿尔泰出兵抵抗。内为境内哥老会频繁活动骚乱，革命党人四出活动反抗都督府，哈密铁木耳发动农民起义。杨增新面对动乱情势，集中全力先攘外而后治内。首先倾竭省库经费，出兵支援与科布多相毗连的阿尔泰。沙俄见势叫嚷要出兵干涉。杨增新不畏威胁，遣军驻防托察汗通古。沙俄讹诈不成，又出兵伊犁、阿尔泰，逼杨增新撤军。杨增新巍然不动。民国二年（1913年）10月，沙俄驻阿尔泰领事擅自现定新疆军队驻地不准前进；11月，袁世凯同沙俄驻华使馆签订《中俄声明文件》和《中俄声明另件》，将科布多割让“独立”的外蒙古；12月，帕勒塔与沙俄非法签订《中蒙军队停战协定》，要新疆军队从察汗通古撤回元湖。杨增新断然拒绝，坚守疆土。
对内，杨增新则采取以柔克刚，各个击败。他一面进行收抚，一面又重兵镇压。他指派都司张廷彩招抚农民起义首领铁木耳，铁木耳受抚率精兵130人赴迪化，杨增新封以定边马队第三营营长。后杨增新见铁已归顺，遂将铁木耳绞死，其精兵也一同被处死。杨增新对革命党人先安置各道、县监视使用，后逐一免职，革命党人领袖喀什提督贺家栋，时任省民政司司长，杨增新用重金将他礼送出境。后革命党人群龙无首，杨增新遂命亲信进行杀害。不到两年，杨增新遂将革命党人和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他在日记中写道：“纵一人生而千万人不免于死，是生者死之根；杀一人而千万人得遂其生，是死者生之根。故渠魁首所当诛，而无恶不宜轻纵。”
民国三年（1914年）6月3日，袁世凯废督裁军，杨增新表示拥护，被委以新疆巡按使加将军衔，督理新疆军务。民国四年（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复辟称帝，杨增新受封一等伯爵。25日，云南军阀蔡锷组织护国军讨袁，全国响应，杨增新急忙宣布拥护共和制度，表示不参加直、皖、奉三系军阀混战，在督军军署大堂上撰镌悬楹联：“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边庭有桃源胜境，扭率南回北准，浑噩长为太古民。”新疆局势基本稳定后，杨增新集中精力消除部下异己隐患，羁縻限制各王公贵族势力，发展生产，休养生息，得到社会各界拥戴。
民国五年（1917年）2月14日，云南护国军派到新疆的杨壹，与杨增新同乡关系，在高级官员中秘密策划宣布独立，杨增新查悉后遂借宴送北京政府教育部视察员刘章楹之机，令卫兵间人席间，杀了具有革命思想的副官夏鼎和炮兵营长李寅，逮捕并杀害了杨壹和军装局总办杜国祯、警察厅长刘应福、矿务督办邬铭魁等。杨增新在日记中写道：“知其危害，则当于患之未发而先除之，无或姑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疆周边的局势更加纷乱，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苏俄红军和白军大战，众多哈萨克族难民涌入新疆，部分战败的白军也携带武器进入新疆。杨增新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将这些难免安置，但又要避免干涉他国内政的口实。对俄国红军、白军的战争，杨增新严守中立，对进入新疆的败军一律解除武装，进行分散安置，不给苏俄红军越境追剿的口实。
保境安民是杨增新最重要的目标。一方面“攘外”，通过外交努力和英国、苏俄签订一系列条约，保证边境的稳定;另一方面“安内”，在新疆采取因地制宜的政策，发展生产，改善民生。而对嘉峪关以东的内地政治局势，他以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的身份出现，决不介入。所采取的“认庙不认神”的政策就是为了避免内地军阀混战波及新疆。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后来谁做北洋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杨增新都采取“认庙不认神”的政策。这在当时中国的局势下，应当是较为明智和理性的选择。他对当时全国的局势十分失望，认为“民国成立，由扰乱而割据，由割据而并吞”，北京的中央政府政令不通，且更替频繁。新疆要维护一方的平安，那么不管中央如何变化，都表面拥护，但新疆内部事务概由杨增新自己处理。为此，他成功的阻止了“黑喇嘛”的侵扰，挫败了冯玉祥引兵进疆的图谋。在杨增新都督府的大堂两侧，悬挂一副楹联：“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边庭有桃源胜境， 狃率南回北准，浑噩长为太古民。”
作为一个传统士大夫，杨增新治理新疆更倾向用传统的方式。政治上他多用纵横术，平衡民族和派别的势力，让其互相制衡，而不使其中一端过于强大，如他对新疆政坛上两湖帮和甘肃帮即是如此；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上推崇“无为而治”，澄清吏治，尽量缩小政府规模，减少公共支出，如他治理新疆期间，所养的军队是各省中最少的；对城市建设也不太上心，省会迪化破破烂烂；注重农业和传统手工业，在各地广修水渠，开垦荒地，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地区发展羊毛加工业。正是在这种强势的“小政府”治理下，新疆社会繁荣，秩序井然，民族和宗教矛盾得到极大的缓和，他本人也在各族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人都尊称他为“老将军”。
杨增新晚年由于在政治上实行铁腕政策，引起军务厅长兼交涉署长、迪化道尹樊耀南严重不满。民国十七年（1928年），北伐军横扫北洋军各系，阎锡山、冯玉祥等与蒋介石合流言好，建立南京国民政府。7月1日，杨增新召集金树仁、李溶等商议电报南京政府，表示承认。此事被樊耀南获悉，决心趁关内大乱刺杀杨。7日，樊耀南趁杨举行俄文法政学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庆典设宴之机，率法政学校教务长张纯熙等人发动政变，将杨增新枪击在地，杨增新挣扎起呼喊卫兵，樊耀南又亲手朝杨胸部连补二枪毙命，率三十余名敢死队奔入督军公署，搜出督军关防，宣布接管政权。政务厅长金树仁闻变，“为杨老将军报仇”，急调兵包围督署，将樊耀南抓获，绑在栓马桩上，处以挖眼剖心极刑。
杨增新被杀害时年66岁，其灵枢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假道西伯利亚东运，苏联政府为杨增新开祭致哀，并派专车和军警武装护送到北京，葬于北京北郊昌平区沙河镇的南沙河北侧。原墓址在八达岭高速东侧辅路处，现存神道碑距迁移前原址100米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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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穆宗同治三年正月二十八（1864年3月6日），杨增新出生在云南蒙自。清德宗光绪十四年（1888年）中举，光绪十五年（1889年），杨增新中己丑科第127名进士，被选用甘肃中卫县知县。时该县百姓不堪官府和富室压迫剥削，揭竿起义。杨增新督兵镇压有“功”，被提升河州知州，对于处理当地回汉问题有功后迁任甘肃武备学堂总办。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杨增新署理河州知州，采取措施医治战 争创伤，发展经济、缓和民族矛盾。首先，招抚流民，恢复生产。杨增新发放赈灾款，“清理叛产，招民领种”，大批流民返回家乡，恢复生产。他还革除了地方官吏征收赋税时的十分之三羡余，改制钱两千七百文抵银一两的粮价折征，民苦价昂，为2300文制钱抵一两银，老百姓在缴纳赋税时的负担有所减轻。河州东北乡生产麦子，按照旧例，乡民必须交纳青稞，杨增新允许百姓交纳赋税时以一石麦抵两石青稞。 在“河湟事件”中，大多数水磨遭到破坏，有些水磨因战争而易主。杨增新一方面由政府出资，修复战乱中被烧毁的水磨房。另一方面则规定，凡是在战乱中易主的水磨，一律归还原主。给河州百姓的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其次，防范、调和并举，解决民族问题。河州地区回汉矛盾由来已久，杨增新在河州恢复修建宁河堡和莲花堡等军事要隘，以防范回乱。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杨增新任甘肃提学使兼武备学堂总办。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杨增新卸任河州知州，被“保升知府，旋升道员”。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杨增新被陕甘总督崧藩委任为甘肃省新式学校提调。同年，崧藩举荐杨增新、王树楠等五人赴部引见，赴京、津、苏、沪、浙、皖等处考察学务。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崧藩委任杨增新为文高学堂提调，创办了文高学堂，“课以实学”，设立经学、史学、算学、理化、博物、地理、英、日、俄及体操等课程。杨增新还创办武备、陆军、师范、巡警、工业各学堂，并亲手编写章程，规定课程。 [3]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调任新疆陆军学堂总办，次年经新疆巡抚联魁保荐入京，陛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被调任新疆阿克苏道尹。
同年，在新疆布政使王树枏的推举下，他来到新疆，在新疆阿克苏、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地历任道台。宣统元年（1909年），杨增新任阿克苏兵备道，宣统二年（1910年），杨增新为新疆提法使。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又调任镇迪道尹兼新疆提法使。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新疆地区哥老会起事，革命党人在伊犁成立军政府。新疆省长袁大化了解其才干，升任提刑按察司，并训练穆斯林军队，后袁大化逃离新疆，推荐他为督军。
民国元年（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新疆伊犁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杀死伊犁将军志锐，宣布独立。杨增新眼看清朝廷覆灭，即以保卫省城，维持治安为由，向新疆巡抚袁大化建议，由他出面招募军队。袁大化准其请求，杨增新急招募骑兵五个营，自任统领。民国元年（1912年）2月，袁世凯代行临时大总统，委袁大化任新疆都督。袁大化不受，保荐喀什道尹袁鸿佑出任。杨增新对此极为不满，于5月7日暗中收买哥老会员魏得喜等将袁鸿佑杀害。6月30日，已受抚的革命军蔡乐善营反水，袁又保荐杨增新任新疆都督。杨增新上任即举兵镇压蔡乐善。此前，革命党人冯特民因在武昌宣传革命，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通缉逃往伊犁，建立新伊军政府。冯特民看中杨增新手握兵符，力荐杨增新为军都督，随即新疆都督府与新伊军政府合建。袁世凯为把杨增新收为羽翼，委他任新疆都督兼布政使，密令他严防革命党人活动。
清除革命党后，杨增新又采取“先离巢穴，后解兵权”的计策瓦解了哥老会，他用“调虎离山计”把边永福和魏得喜调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任职，等边、魏二人到省城后，他将魏得喜遣送回内地，将边永福押回甘肃处死。就这样，到民国五年（1916年）为止，哥老会重要成员都被他消灭。
就这样，杨增新靠较多的政治经验与军事实力，平定哈密的穆斯林起事，又分化并镇压了各地哥老会与农民起事，并与伊犁军政府谈和达成统一，并逐渐排除军政府人物的影响力，掌握实权。此后到他去逝为止的十七年中，虽然有名义上接受北洋政府管辖任，后来民国十七年（1928年）又接受南京国民政府任为省主席，但他实际上是独立统治新疆。杨增新同时调整新疆的政制，使便于统一事权，解决了清代以来新疆一省之内巡抚、将军、参赞大臣三者事权不统一的问题。
杨增新执政新疆初期，新疆内忧外患，社会动荡，外有沙俄帝国主义煽动和支持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独立”，脱离中国，并派兵侵扰新疆边境、侵占科布多。 北洋政府指令新疆、伊犁、阿尔泰出兵抵抗。内为境内哥老会频繁活动骚乱，革命党人四出活动反抗都督府，哈密铁木耳发动农民起义。杨增新面对动乱情势，集中全力先攘外而后治内。首先倾竭省库经费，出兵支援与科布多相毗连的阿尔泰。沙俄见势叫嚷要出兵干涉。杨增新不畏威胁，遣军驻防托察汗通古。沙俄讹诈不成，又出兵伊犁、阿尔泰，逼杨增新撤军。杨增新巍然不动。民国二年（1913年）10月，沙俄驻阿尔泰领事擅自现定新疆军队驻地不准前进；11月，袁世凯同沙俄驻华使馆签订《中俄声明文件》和《中俄声明另件》，将科布多割让“独立”的外蒙古；12月，帕勒塔与沙俄非法签订《中蒙军队停战协定》，要新疆军队从察汗通古撤回元湖。杨增新断然拒绝，坚守疆土。
对内，杨增新则采取以柔克刚，各个击败。他一面进行收抚，一面又重兵镇压。他指派都司张廷彩招抚农民起义首领铁木耳，铁木耳受抚率精兵130人赴迪化，杨增新封以定边马队第三营营长。后杨增新见铁已归顺，遂将铁木耳绞死，其精兵也一同被处死。杨增新对革命党人先安置各道、县监视使用，后逐一免职，革命党人领袖喀什提督贺家栋，时任省民政司司长，杨增新用重金将他礼送出境。后革命党人群龙无首，杨增新遂命亲信进行杀害。不到两年，杨增新遂将革命党人和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他在日记中写道：“纵一人生而千万人不免于死，是生者死之根；杀一人而千万人得遂其生，是死者生之根。故渠魁首所当诛，而无恶不宜轻纵。”
民国三年（1914年）6月3日，袁世凯废督裁军，杨增新表示拥护，被委以新疆巡按使加将军衔，督理新疆军务。民国四年（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复辟称帝，杨增新受封一等伯爵。25日，云南军阀蔡锷组织护国军讨袁，全国响应，杨增新急忙宣布拥护共和制度，表示不参加直、皖、奉三系军阀混战，在督军军署大堂上撰镌悬楹联：“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边庭有桃源胜境，扭率南回北准，浑噩长为太古民。”新疆局势基本稳定后，杨增新集中精力消除部下异己隐患，羁縻限制各王公贵族势力，发展生产，休养生息，得到社会各界拥戴。
民国五年（1917年）2月14日，云南护国军派到新疆的杨壹，与杨增新同乡关系，在高级官员中秘密策划宣布独立，杨增新查悉后遂借宴送北京政府教育部视察员刘章楹之机，令卫兵间人席间，杀了具有革命思想的副官夏鼎和炮兵营长李寅，逮捕并杀害了杨壹和军装局总办杜国祯、警察厅长刘应福、矿务督办邬铭魁等。杨增新在日记中写道：“知其危害，则当于患之未发而先除之，无或姑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疆周边的局势更加纷乱，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苏俄红军和白军大战，众多哈萨克族难民涌入新疆，部分战败的白军也携带武器进入新疆。杨增新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将这些难免安置，但又要避免干涉他国内政的口实。对俄国红军、白军的战争，杨增新严守中立，对进入新疆的败军一律解除武装，进行分散安置，不给苏俄红军越境追剿的口实。
保境安民是杨增新最重要的目标。一方面“攘外”，通过外交努力和英国、苏俄签订一系列条约，保证边境的稳定;另一方面“安内”，在新疆采取因地制宜的政策，发展生产，改善民生。而对嘉峪关以东的内地政治局势，他以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的身份出现，决不介入。所采取的“认庙不认神”的政策就是为了避免内地军阀混战波及新疆。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后来谁做北洋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杨增新都采取“认庙不认神”的政策。这在当时中国的局势下，应当是较为明智和理性的选择。他对当时全国的局势十分失望，认为“民国成立，由扰乱而割据，由割据而并吞”，北京的中央政府政令不通，且更替频繁。新疆要维护一方的平安，那么不管中央如何变化，都表面拥护，但新疆内部事务概由杨增新自己处理。为此，他成功的阻止了“黑喇嘛”的侵扰，挫败了冯玉祥引兵进疆的图谋。在杨增新都督府的大堂两侧，悬挂一副楹联：“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边庭有桃源胜境， 狃率南回北准，浑噩长为太古民。”
作为一个传统士大夫，杨增新治理新疆更倾向用传统的方式。政治上他多用纵横术，平衡民族和派别的势力，让其互相制衡，而不使其中一端过于强大，如他对新疆政坛上两湖帮和甘肃帮即是如此；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上推崇“无为而治”，澄清吏治，尽量缩小政府规模，减少公共支出，如他治理新疆期间，所养的军队是各省中最少的；对城市建设也不太上心，省会迪化破破烂烂；注重农业和传统手工业，在各地广修水渠，开垦荒地，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地区发展羊毛加工业。正是在这种强势的“小政府”治理下，新疆社会繁荣，秩序井然，民族和宗教矛盾得到极大的缓和，他本人也在各族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人都尊称他为“老将军”。
杨增新晚年由于在政治上实行铁腕政策，引起军务厅长兼交涉署长、迪化道尹樊耀南严重不满。民国十七年（1928年），北伐军横扫北洋军各系，阎锡山、冯玉祥等与蒋介石合流言好，建立南京国民政府。7月1日，杨增新召集金树仁、李溶等商议电报南京政府，表示承认。此事被樊耀南获悉，决心趁关内大乱刺杀杨。7日，樊耀南趁杨举行俄文法政学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庆典设宴之机，率法政学校教务长张纯熙等人发动政变，将杨增新枪击在地，杨增新挣扎起呼喊卫兵，樊耀南又亲手朝杨胸部连补二枪毙命，率三十余名敢死队奔入督军公署，搜出督军关防，宣布接管政权。政务厅长金树仁闻变，“为杨老将军报仇”，急调兵包围督署，将樊耀南抓获，绑在栓马桩上，处以挖眼剖心极刑。
杨增新被杀害时年66岁，其灵枢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假道西伯利亚东运，苏联政府为杨增新开祭致哀，并派专车和军警武装护送到北京，葬于北京北郊昌平区沙河镇的南沙河北侧。原墓址在八达岭高速东侧辅路处，现存神道碑距迁移前原址100米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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