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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军十三太保之一张维玺（下）
六月上旬，中华民国陆军第三方面军李宗仁的桂军攻入湖南，先后占领长沙、岳州。冯总司令为了配合桂军作战，六月十日命张维玺对平汉线蒋军发动全线攻势。略一接触，蒋军全线向漯河以南撤退。张维玺指挥各军正在追击，冯总司令突然下令停止于漯河北岸。张维玺和各军、师长一致主张并向冯总司令建议，乘胜一鼓作气地直捣武汉与桂军会师。而冯总司令认为蒋军主力不在平汉线而在陇海线，如果孤军深入，战线拉得太长，兵力过于分散，势将陷于首尾不能相顾的危险境地，而且平汉线上的蒋军由于有桂军的后顾之忧，短时期内不敢北犯，我军正宜于此时抽出兵力使用于陇海线上，因此未予采纳。平汉线上敌我双方隔河对峙，相持于漯河南北两岸。
当平汉线上敌我双方争夺许昌战事紧张之际，冯总司令曾派孙连仲军和张自忠、葛运降、魏凤楼等师前来增援。到五月下旬，平汉线上战事成了势均力敌的沉寂状态，而陇海线上战事趋于激烈，孙军和张、葛、魏等师仍然调回陇海线。 在这双方对峙期间，冯玉祥为分化瓦解蒋军，曾秘密委任王金钰为第十七路总指挥、徐源泉为第十八路总指挥，令张维玺派高参梁应奎和团附陈圣言为使者。他们带着冯的任命状经我团防线过河去见王金钰和徐源泉。王徐欣然接受任命状，声言等待时机成熟，即当报命。他们是意存观望，看风使舵，脚踩两只船，但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待到双方胜败将见分晓的时候，蒋胜则一直效忠到底，冯胜则对蒋倒戈，这就是杂牌部队的惯用手法。后来由于战事的发展逐渐有利于蒋，冯的愿望自然未能实现。
在漯河北岸与蒋军对峙的南路军，从六月到八月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而在陇海线上的东路军和在津浦线上的北路军，却与蒋军主力反复激战。一直打到九月间，冯阎联军初步显出败状。正是在这举足轻重的关键时刻，张学良的东北军忽然大举进关助蒋。由于大局已定，阎锡山密令津浦、陇海两条战线上的晋绥军全部撤离战场，逃回山西老巢。冯玉祥还不甘心，要背水一战，于是蒋军主力遂以全力对付陇海线上的西北军。由于战场态势陡起变化，形势急转直下。蒋军分兵十八路，到处钻隙穿插，并下令先占领郑州者赏洋一百万元。西北军四面受敌，顾此失彼，穷于应付。蒋介石乘机以高官厚禄进行利诱分化。于是西北军的吉鸿昌、梁冠英、孙连仲等部，纷纷停战，先后被蒋介石收编为第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六路军，调离战场。津浦、陇海两线战事结束之后，蒋军遂倾全力对付张维玺的南路军，并于九月六日开始全面进攻。张维玺寡不敌众，且因两翼遭到威胁，乃下令从漯河北撤，意欲靠近郑州。在撤到临颖附近时，遭到蒋军第二军团刘峙所属的第十一师陈诚部的阻击。张维玺部第十六师四十八旅旅长王丕襄，率步兵一团，乘夜以摸营方式袭击在大柳树张一带宿营的蒋军第十一师。蒋军不善夜战，更不善白刃战，一夜之间被西北军摸垮了四个村庄，被打死者千余人，被俘者四、五百人。蒋军抛开了道路，张维玺继续北撤。当进至许昌以北的五女店时，又遇到蒋军的第一师胡宗南部的拦截，张维玺部第十七师师长赵凤林指令攻击敌人。张维玺和赵凤林亲临五女店的寨墙上督战。冲锋号一吹，如猛虎下山似地向敌人扑去，敌人未经还击，就向后转地朝南奔跑，我军跟踪追击。我军必须争取时间迅速北撤，但一追下去，欲罢不能，几次下令吹停追号，张维玺也在寨墙上下令吹停战号。结果一气追了十多里，恰好时将入暮，才停止下来。活捉了一百多敌人，连蒋军第一师步兵第六团团长丁德隆的图囊都追掉了，差点没把丁德隆活捉到手。
张维玺的大军撤退到离郑州尚有九十里的新郑县一带时，蒋军从津浦、陇海方面增调的部队越来越多了。除原有何成浚的第三军团各师和陈诚的十一师、胡宗南的第一师外，如顾祝同的第二师，赵观涛的第六师，蒋鼎文的第九师，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李蕴珩的第二十一师，蒋光鼐的第六十师，蔡廷锴的第六十一师，以及其他番号不明的许多个师，合计不下三、四十个师，它们把张维玺的南路军十几万人层层包围起来了。张维玺部在包围圈内鏖战一个多星期，打不开被围的局面。冯总司令在郑州曾派第四路副总指挥冯治安前来新郑协助张维玺，冯治安也是无能为力。冯总司令还派卫队旅旅长刘珍带一个手枪团来增援，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冯总司令又派孙良诚率一个师到郑州以南的十八里河接应，终因相距甚远，联接不上。这时，西北军大部业已罢战，接受蒋介石的收编。冯总司令鉴于大势已去，曾给张维玺打电报说：吾弟已尽最大努力，事已至此，你可自作主张，来日方长，后会有期。冯的意思虽未明言，而已暗示他可以突围或接受蒋介石的改编，以保存实力。但张维玺却复电说：愿效忠到底，决不腼颜事仇。此时，蒋军第二军团总指挥刘峙、第一军军长顾祝同及其一些师、旅长，纷纷派使都到张维玺那里或直接到他的军、师、旅、团长那里下书劝降。张维玺是坚决不降的。可是，张维玺的某些部将和一些幕僚们已经动摇了。张维玺的南路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俞方皋，是蒋军第一军军长顾祝同在保定军官学校的同班同学。蒋介石授意顾祝同，曾以十万银元贿买俞方皋劝说张维玺和平放下武器，除保证其生命安全外，并任以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此时，张维玺的部将十三军副军长兼十六师师长倪玉声，早已对张维玺离心离德，且贪生怕死，力主投降。他所属的四十七旅已经自由行动地把队伍拉到蒋军第六师那边接受改编。但是，张维玺部的第十七师师长赵凤林及其所属旅、团、营长以及任应岐军的赵冠英师，则坚决反对投降。十七师的营长以上军官并秘密聚议，提出两个办法：一是簇拥着张维玺固守新郑城。因蒋介石为了急于回师江南对红军作战，只要撑持半月二十天，蒋军必可撤围；二是护卫着张维玺于夜半钻隙突围，第一步奔禹县，第二步经南阳、郧阳奔陕南到汉中，并侦察了突围路线，作了突围部署。经向张维玺陈明后，张对两项办法均不同意，认为大局已定：大势已去，成功之望极微，冒险犯难招致重大死伤太不上算。他并说：“我实在不愿再打内战了，我们放下屠刀好了。”张维玺生怕十七师的中上层军官不听他的话而打乱了他的和平放下武器计划，遂把师长赵凤林，旅长时同然，团长张宣武、司吉甫和营长高德林、冯志仪等扣留软禁。同时他一面下令停火；一面向蒋军要求：部队能收编的的收编，不能收编的给资遣散，送回原籍，不许杀害和虐待；对于各级军官，其愿继续供职的，应原职原级留用或送军事学校学习，其不愿服务者，应给资听便。至此，冯阎联军的南路军十多万人马除任应岐军之骑兵师赵冠英部突围后终被蒋军收编外，全部解除了武装。张维玺则偕同范筑先先生（范是张维玺的馆陶县小同乡，在中原大战期间，张聘范为南路军总司令部参议，张对范言听计从，非常信任）在俞方皋的陪伴和顾祝同派人的护送下，离开了战场。蒋介石给他颁发了“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的任命状，但他始终未到南京就职。
西北军在中原大战中，除了张维玺部放下武器和吉鸿昌、梁冠英、孙连仲等部被蒋介石改编外，尚有几支零星部队如张自忠、刘汝明、赵登禹、张人杰等部退到晋南一带，群龙无首。冯玉祥曾命张维玺出来统一带领，张维玺谢绝了，乃由宋哲元接替，这就是后来的第二十九军。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冯玉祥曾经要求以原来的西北军军官为骨干编练新军三个军，并推荐以鹿锺麟、张维玺、石敬亭为军长。蒋介石当面完全答应，并批示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拨给兵员，配给武器装备，发给粮饷。但何应钦连一个兵也不拨给，编练新军之事当然也就告吹了。英雄既无用武之地，冯玉祥乃同鹿锺麟、张维玺、石敬亭等进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三期学习。1938年秋，陆大特三期毕业后，张随冯先后到达湘潭、桂林、柳州、贵阳、涪陵等地检阅补充兵部队，1939年2月，张维玺被军委会任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兼贵州九十九军督练官，
1941年2月张因病辞去督练官职务到四川灌县疗养，1942年8月因有人告密，日本宪兵队在天津将张的父亲和妻子抓到济南扣押，要挟张维玺投奔汪伪政府，张得知父亲被羁押的消息后与鹿钟麟等人商议，准备去开封利用和孙良诚（时任汪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伪开封绥靖公署主任）的私交关系托他解救家人并对孙做策反工作，此事经冯玉祥同意并报请军委会批准，1942年10月张维玺由四川赴河南，张到开封后，孙良诚召集西北军旧部聚会，大家对张进行挽留，张推辞不就，孙又以保释人质为借口迫使张留下，1943年2月27日汪伪南京政府在未徵求张维玺意见的情况下，单方面任命其为伪第二方面军副总司令，张拒绝受命，陪重病父亲在开封东南郊干训团养病。
在此期间，张维玺得知家乡的财产被日伪军队烧掠一空，心中充满国恨家仇。1943年春，孙良诚与汤恩伯勾结搞走私，国民党军统乘机派遣特工人员进入开封住在干训团，他们以干训团为地下联络点，在张维玺的掩护和协助下进行搜集情报、谋刺日本顾问、袭击日军巡逻队等抗日活动。1943年秋，鲁西北地区灾害严重，疟疾肆虐，张维玺暗中派人将大量医药、布匹等救济物资运往冀鲁豫边区根据地，支援灾区人民的抗日斗争。日本军方对张维玺的抗日言行十分恼怒，日本特务更视为眼中钉，1944年9月孙良诚调任苏北绥靖公署主任，伪第二方面军由河南移防苏北，调令张维玺带领干训团赴江苏泰州整编汪伪和平救国军第九军（军长顾秀武），以及部署扬州地区的防务，张拒不执行命令，坚决要求辞职，日本顾问不允准，命令警卫队将张“护送”离开开封，10月8日张到达泰州后突然病倒，12日病情加重，于1944年10月12日逝于泰州，终年5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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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上旬，中华民国陆军第三方面军李宗仁的桂军攻入湖南，先后占领长沙、岳州。冯总司令为了配合桂军作战，六月十日命张维玺对平汉线蒋军发动全线攻势。略一接触，蒋军全线向漯河以南撤退。张维玺指挥各军正在追击，冯总司令突然下令停止于漯河北岸。张维玺和各军、师长一致主张并向冯总司令建议，乘胜一鼓作气地直捣武汉与桂军会师。而冯总司令认为蒋军主力不在平汉线而在陇海线，如果孤军深入，战线拉得太长，兵力过于分散，势将陷于首尾不能相顾的危险境地，而且平汉线上的蒋军由于有桂军的后顾之忧，短时期内不敢北犯，我军正宜于此时抽出兵力使用于陇海线上，因此未予采纳。平汉线上敌我双方隔河对峙，相持于漯河南北两岸。
当平汉线上敌我双方争夺许昌战事紧张之际，冯总司令曾派孙连仲军和张自忠、葛运降、魏凤楼等师前来增援。到五月下旬，平汉线上战事成了势均力敌的沉寂状态，而陇海线上战事趋于激烈，孙军和张、葛、魏等师仍然调回陇海线。 在这双方对峙期间，冯玉祥为分化瓦解蒋军，曾秘密委任王金钰为第十七路总指挥、徐源泉为第十八路总指挥，令张维玺派高参梁应奎和团附陈圣言为使者。他们带着冯的任命状经我团防线过河去见王金钰和徐源泉。王徐欣然接受任命状，声言等待时机成熟，即当报命。他们是意存观望，看风使舵，脚踩两只船，但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待到双方胜败将见分晓的时候，蒋胜则一直效忠到底，冯胜则对蒋倒戈，这就是杂牌部队的惯用手法。后来由于战事的发展逐渐有利于蒋，冯的愿望自然未能实现。
在漯河北岸与蒋军对峙的南路军，从六月到八月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而在陇海线上的东路军和在津浦线上的北路军，却与蒋军主力反复激战。一直打到九月间，冯阎联军初步显出败状。正是在这举足轻重的关键时刻，张学良的东北军忽然大举进关助蒋。由于大局已定，阎锡山密令津浦、陇海两条战线上的晋绥军全部撤离战场，逃回山西老巢。冯玉祥还不甘心，要背水一战，于是蒋军主力遂以全力对付陇海线上的西北军。由于战场态势陡起变化，形势急转直下。蒋军分兵十八路，到处钻隙穿插，并下令先占领郑州者赏洋一百万元。西北军四面受敌，顾此失彼，穷于应付。蒋介石乘机以高官厚禄进行利诱分化。于是西北军的吉鸿昌、梁冠英、孙连仲等部，纷纷停战，先后被蒋介石收编为第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六路军，调离战场。津浦、陇海两线战事结束之后，蒋军遂倾全力对付张维玺的南路军，并于九月六日开始全面进攻。张维玺寡不敌众，且因两翼遭到威胁，乃下令从漯河北撤，意欲靠近郑州。在撤到临颖附近时，遭到蒋军第二军团刘峙所属的第十一师陈诚部的阻击。张维玺部第十六师四十八旅旅长王丕襄，率步兵一团，乘夜以摸营方式袭击在大柳树张一带宿营的蒋军第十一师。蒋军不善夜战，更不善白刃战，一夜之间被西北军摸垮了四个村庄，被打死者千余人，被俘者四、五百人。蒋军抛开了道路，张维玺继续北撤。当进至许昌以北的五女店时，又遇到蒋军的第一师胡宗南部的拦截，张维玺部第十七师师长赵凤林指令攻击敌人。张维玺和赵凤林亲临五女店的寨墙上督战。冲锋号一吹，如猛虎下山似地向敌人扑去，敌人未经还击，就向后转地朝南奔跑，我军跟踪追击。我军必须争取时间迅速北撤，但一追下去，欲罢不能，几次下令吹停追号，张维玺也在寨墙上下令吹停战号。结果一气追了十多里，恰好时将入暮，才停止下来。活捉了一百多敌人，连蒋军第一师步兵第六团团长丁德隆的图囊都追掉了，差点没把丁德隆活捉到手。
张维玺的大军撤退到离郑州尚有九十里的新郑县一带时，蒋军从津浦、陇海方面增调的部队越来越多了。除原有何成浚的第三军团各师和陈诚的十一师、胡宗南的第一师外，如顾祝同的第二师，赵观涛的第六师，蒋鼎文的第九师，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李蕴珩的第二十一师，蒋光鼐的第六十师，蔡廷锴的第六十一师，以及其他番号不明的许多个师，合计不下三、四十个师，它们把张维玺的南路军十几万人层层包围起来了。张维玺部在包围圈内鏖战一个多星期，打不开被围的局面。冯总司令在郑州曾派第四路副总指挥冯治安前来新郑协助张维玺，冯治安也是无能为力。冯总司令还派卫队旅旅长刘珍带一个手枪团来增援，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冯总司令又派孙良诚率一个师到郑州以南的十八里河接应，终因相距甚远，联接不上。这时，西北军大部业已罢战，接受蒋介石的收编。冯总司令鉴于大势已去，曾给张维玺打电报说：吾弟已尽最大努力，事已至此，你可自作主张，来日方长，后会有期。冯的意思虽未明言，而已暗示他可以突围或接受蒋介石的改编，以保存实力。但张维玺却复电说：愿效忠到底，决不腼颜事仇。此时，蒋军第二军团总指挥刘峙、第一军军长顾祝同及其一些师、旅长，纷纷派使都到张维玺那里或直接到他的军、师、旅、团长那里下书劝降。张维玺是坚决不降的。可是，张维玺的某些部将和一些幕僚们已经动摇了。张维玺的南路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俞方皋，是蒋军第一军军长顾祝同在保定军官学校的同班同学。蒋介石授意顾祝同，曾以十万银元贿买俞方皋劝说张维玺和平放下武器，除保证其生命安全外，并任以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此时，张维玺的部将十三军副军长兼十六师师长倪玉声，早已对张维玺离心离德，且贪生怕死，力主投降。他所属的四十七旅已经自由行动地把队伍拉到蒋军第六师那边接受改编。但是，张维玺部的第十七师师长赵凤林及其所属旅、团、营长以及任应岐军的赵冠英师，则坚决反对投降。十七师的营长以上军官并秘密聚议，提出两个办法：一是簇拥着张维玺固守新郑城。因蒋介石为了急于回师江南对红军作战，只要撑持半月二十天，蒋军必可撤围；二是护卫着张维玺于夜半钻隙突围，第一步奔禹县，第二步经南阳、郧阳奔陕南到汉中，并侦察了突围路线，作了突围部署。经向张维玺陈明后，张对两项办法均不同意，认为大局已定：大势已去，成功之望极微，冒险犯难招致重大死伤太不上算。他并说：“我实在不愿再打内战了，我们放下屠刀好了。”张维玺生怕十七师的中上层军官不听他的话而打乱了他的和平放下武器计划，遂把师长赵凤林，旅长时同然，团长张宣武、司吉甫和营长高德林、冯志仪等扣留软禁。同时他一面下令停火；一面向蒋军要求：部队能收编的的收编，不能收编的给资遣散，送回原籍，不许杀害和虐待；对于各级军官，其愿继续供职的，应原职原级留用或送军事学校学习，其不愿服务者，应给资听便。至此，冯阎联军的南路军十多万人马除任应岐军之骑兵师赵冠英部突围后终被蒋军收编外，全部解除了武装。张维玺则偕同范筑先先生（范是张维玺的馆陶县小同乡，在中原大战期间，张聘范为南路军总司令部参议，张对范言听计从，非常信任）在俞方皋的陪伴和顾祝同派人的护送下，离开了战场。蒋介石给他颁发了“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的任命状，但他始终未到南京就职。
西北军在中原大战中，除了张维玺部放下武器和吉鸿昌、梁冠英、孙连仲等部被蒋介石改编外，尚有几支零星部队如张自忠、刘汝明、赵登禹、张人杰等部退到晋南一带，群龙无首。冯玉祥曾命张维玺出来统一带领，张维玺谢绝了，乃由宋哲元接替，这就是后来的第二十九军。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冯玉祥曾经要求以原来的西北军军官为骨干编练新军三个军，并推荐以鹿锺麟、张维玺、石敬亭为军长。蒋介石当面完全答应，并批示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拨给兵员，配给武器装备，发给粮饷。但何应钦连一个兵也不拨给，编练新军之事当然也就告吹了。英雄既无用武之地，冯玉祥乃同鹿锺麟、张维玺、石敬亭等进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三期学习。1938年秋，陆大特三期毕业后，张随冯先后到达湘潭、桂林、柳州、贵阳、涪陵等地检阅补充兵部队，1939年2月，张维玺被军委会任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兼贵州九十九军督练官，
1941年2月张因病辞去督练官职务到四川灌县疗养，1942年8月因有人告密，日本宪兵队在天津将张的父亲和妻子抓到济南扣押，要挟张维玺投奔汪伪政府，张得知父亲被羁押的消息后与鹿钟麟等人商议，准备去开封利用和孙良诚（时任汪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伪开封绥靖公署主任）的私交关系托他解救家人并对孙做策反工作，此事经冯玉祥同意并报请军委会批准，1942年10月张维玺由四川赴河南，张到开封后，孙良诚召集西北军旧部聚会，大家对张进行挽留，张推辞不就，孙又以保释人质为借口迫使张留下，1943年2月27日汪伪南京政府在未徵求张维玺意见的情况下，单方面任命其为伪第二方面军副总司令，张拒绝受命，陪重病父亲在开封东南郊干训团养病。
在此期间，张维玺得知家乡的财产被日伪军队烧掠一空，心中充满国恨家仇。1943年春，孙良诚与汤恩伯勾结搞走私，国民党军统乘机派遣特工人员进入开封住在干训团，他们以干训团为地下联络点，在张维玺的掩护和协助下进行搜集情报、谋刺日本顾问、袭击日军巡逻队等抗日活动。1943年秋，鲁西北地区灾害严重，疟疾肆虐，张维玺暗中派人将大量医药、布匹等救济物资运往冀鲁豫边区根据地，支援灾区人民的抗日斗争。日本军方对张维玺的抗日言行十分恼怒，日本特务更视为眼中钉，1944年9月孙良诚调任苏北绥靖公署主任，伪第二方面军由河南移防苏北，调令张维玺带领干训团赴江苏泰州整编汪伪和平救国军第九军（军长顾秀武），以及部署扬州地区的防务，张拒不执行命令，坚决要求辞职，日本顾问不允准，命令警卫队将张“护送”离开开封，10月8日张到达泰州后突然病倒，12日病情加重，于1944年10月12日逝于泰州，终年5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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