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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系高级将领刘斐（上）
投身军旅
刘斐1898年10月25日生于湖南醴陵县姚家坝乡潭湾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刘笛楼和母亲张氏生有三子一女，刘斐排行最小，从小聪明活泼，令人喜爱。父母含辛茹苦，勉强把他拉扯到9岁，为了让他能上学读书，日后有碗饭吃，忍痛将他过继给一远房兄弟为嗣。其后，刘斐入塾，继而考上醴陵县朱子祠高等小学。他天资聪颖，能说敢干，成绩优秀，深得老师同学喜爱。1917年夏，刘斐与当地著名中医邹益经之女邹碧坤结婚。
1917年，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汹涌澎湃，波及湖南，刘斐深受到影响，打算外出做番事业，他的想法得到岳父邹益经的支持。是年秋末，桂系举起“护法”大旗，广西督军谭浩明任湘粤桂联军总司令，出兵援湘，抗击北洋军阀段祺瑞的进攻。日后成为桂系首要人物的白崇禧当时奉命带兵退驻株洲，不幸士兵水土不服，多有染病，白本人也病倒不起。邹益经被请到军中为患疾官兵医治。经邹的精心调治，军中瘟疫尽除，患者尽数痊愈，桂系官兵感谢不已。邹益经由此结识白崇禧。日后，邹益经请白崇禧帮忙引荐女婿刘斐到桂军中当差，得到首肯。1920年，刘斐告别妻女，到达广西。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当时，刘斐年方二十，不但仪表堂堂，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好文章。经营长马晓军同意，他被安排在白崇禧所在连任文书，不久升任排长，并被选派到广西南宁讲武堂学习，1921年6月结业。时值粤桂战争爆发，桂系内部新、旧两派矛盾重重，新派企图摆脱旧派羁绊建立新政权。1921年，孙中山派粤、赣、滇各军讨伐旧桂系军阀陆荣廷。其时，陆之旧部马晓军宣布归附孙中山。不久，新派代表人物黄绍竑、白崇禧、夏威等以田南警备司令马晓军的名义发起“百色起义”，刘斐随白参加。是年冬，“百色起义”失败，刘斐率全排随夏威出走逻里与只身逃脱的白崇禧会合，经西隆方向前行到达贵州板坝，白崇禧自封为田南警备军指挥官，下编3营，刘斐升任参谋。在处境艰难之际，白崇禧向孙中山、陈炯明、马君武发出电报，表示坚决追随孙中山，与自治军作战到底。为了备战，刘斐与白崇禧亲往南笼筹措经费和冬服，以解部队燃眉之急。
1922年春，白崇禧部在粤军支持下，与从黔桂边界经百色打回来的黄绍竑会师于田东，广西省长马君武改委马晓军为田南警备军第五路司令，黄、白分任第一、二统领，刘斐仍任参谋，旋被派往李济深在肇庆主办的广东西江讲武堂学习。在西江讲武堂，刘斐除学习军事外，还受南方革命潮流的影响，较多地接触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
1924年秋，刘斐从西江讲武堂毕业。这时正逢新桂系的黄绍竑、李宗仁联合起来，策划剪除旧桂系陆荣廷、沈鸿英，统一广西之际。刘斐返回广西，在黄绍竑为总指挥的广西讨贼军中任参谋。是年6月，广西讨贼军与李宗仁为总指挥的广西定桂军合并为广西定桂讨贼联军，李、黄分任联军总指挥、副总指挥，白崇禧任联军总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刘斐改任该部参谋，后又改任第三路指挥部参谋长，在前线协助白崇禧指挥作战。联军对旧桂系采取“各个击破”、“先陆后沈，再回师拒唐”的策略，在东征西讨的各次大小战役中，几乎每战必胜，于当年9月剪除了陆荣廷残部。随后又与沈鸿英激战于武宣、柳州一带，大败沈军，至1925年7月，终于消灭了旧桂系军阀的全部势力，并将唐继尧东侵之师驱逐出境，统一广西。在此期间，刘斐出卓越的军事才能，赢得白崇禧的依重。从这时起，他开始了同李宗仁的交往。
在统一广西的同时，广东国民政府成立。是年下半年，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和南征，统一了粤境，为北伐进军准备了后方基地。孙中山逝世后，刘斐和李任仁力主继承中山先生遗志，统一两广，出师北伐，实现全国统一大业。这一政见当即得到李、黄、白三人首肯，刘斐被指派前往广东联系两广统一事宜。
刘斐一到广州，就找到曾有交往、又有乡谊的湘系将领谭延闿和程潜。在他们的帮助支持下，刘斐与汪精卫、谭平山、廖仲恺等见了面，双方很快便把两广统一，准备出师北伐的初步方案谈妥。之后，刘回桂汇报。白崇禧经与李宗仁、黄绍竑协商，于1926年2月上旬同刘斐一道赴穗，向国民政府正式提出了有关两广统一、准备出师北伐的具体方案。复经数度会谈，终于实现了两广统一。
1926年7月，广东革命政府兴师北伐，国民革命军8个军，雄师10万，兵分三路，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战歌声中向北进发。由于白崇禧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代行李济深的总参谋长职权，刘斐被派任总司令部上校主任作战参谋，随总司令部从广州出发，前往湖南、湖北，协助代总参谋长指挥作战。当时，他虽年未“而立”，但才智出众，韬略过人，颇能为白崇禧排忧解难，深受白的赏识和信任。在北伐中，他与第2、3、6军的党代表李富春、朱克靖、林伯渠以及蔡畅、郭沫若等经常接触，深受教益。
1926年11月8日，北伐军再度攻克南昌，残敌孙传芳部向浙江狼狈溃退。因战情需要，蒋介石任白崇禧兼“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并授以进占杭州、上海的全权。刘斐为白的助手，本可随其东下，再立战功。然而，在二度攻下南昌之后，鉴于蒋介石等违背孙中山“三大政策”，阴谋压制工农运动、排斥共产党人，国共矛盾渐趋激化，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即将遭到毁灭，而自己又无能为力的情况，他“急流勇退”，再三辞职，请求出国学习。白崇禧无奈，只得应许他东渡日本学习军事。
1927年春节，刘斐回到家乡。当地乡亲为他的业绩深感骄傲，举行欢迎大会，刘斐在会上慷慨陈词，宣传孙中山关于国民革命必须依靠工农的主张。春节后刘斐离开家乡前往上海，入一短期日语班学习，不久由沪乘轮船到达日本。他在日本东京先学习了3个月的日语，后通过根本博少佐介绍至东京附近的千叶县佐仓町第1师团第57联队，见习半年，经过考试录取入日本陆军步兵专门学校学习。
在陆军步校，刘斐除刻苦学习军事理论和参加训练外，继续攻读日语。不到两年，便翻译了日文著作《战斗纲要》一书。他根据学习研究所得，写了一部《战争救国论》的小册子，后带回国内。1930年，刘斐从陆军步兵专门学校毕业，因成绩优异，被免试擢送陆军大学继续学习四年。
在日本留学期间，刘斐十分关注国内局势。他鲜明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四·一二”政变的反革命行径，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他积极参加进步的中国留日学生所组织的集会活动：举行“济南惨案”的周年纪念、“五四运动”纪念、“双十”纪念等。在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他参加了留日中国学生组织的反日爱国活动，与其他同学一起，推派代表回国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对日宣战。此外，他还接济一些生活有困难的中国留日学生和爱国志士。
刘斐常与好友陈端本等谈论如何富国强兵的问题。他说，要继续在日本学习军事，是为将来我国同日本打仗作准备的，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认为：中、日两国，最后必将一战。中国只有坚决抗日才能生存；中国社会只有通过抗日战争才能洗去污垢；中国的民族精神，也只有通过抗日战争才能光大发扬。他的这一预见和判断，得到了历史的证明。
刘斐明智地选择旅日留学七年，避免了参与：蒋介石叛变革命、宁汉分裂又西征讨唐，蒋桂、蒋冯、蒋冯阎各次战争，及对江西红军的五次“围剿”等清共和内战。这使他“留得一生清白，颇引以为慰”。
刘斐与白崇禧的关系虽然密切，但在关键的问题上，又自持主见，自行其道，从“独辟蹊径”至最终与白“分道扬镳”。程思远说：“他以一个向来被称‘不羁之士’转而‘折节读书’，具见其人富有韧性，非常人之所能及”。
1934年春，刘斐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此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采取独裁统治，对李宗仁、白崇禧采取扼杀的方针，广西当局所处形势和环境很不利，需要对付的问题日益增多，因此他们一再催促尚留日本的刘斐从速归国回桂。
刘斐拒绝了去南京为蒋介石充当幕僚，回到广西。在他提出“一不带兵；二不担负具体责任”的情况下，李、白同意任他为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高级参谋兼广西民团干部学校教育长，协助白崇禧培训民团骨干。他利用这一职务，一方面在学校加强孙中山三民主义教育和军事知识教育，开展军事训练，一方面往来各地进行抗日反蒋的政治活动。
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魔爪，已由东北伸入华北，并不断向华北增兵，妄图实现并吞全中国的计划。中华民族处于空前危机之中。但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日益扩大的侵略，却仍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因此，刘斐赞同李、白高举抗日旗帜进行反蒋，并积极策动湖南、广东以及其他方面的势力一致反蒋。
刘斐首先赴湘，做何键的工作。何键是受桂系扶植方得以担任湖南省府主席的，因而对李、白有好感，后来桂系兵败退回广西，何迫于蒋介石的压力才与桂系为敌。刘以湘桂利害关系向何进言，暗示何应“回头是岸”。经一番交谈，何键口头答应与桂系言归于好，合作反蒋。紧接着，刘斐又去广州策动陈济棠反蒋。他利用陈当时身临困境的有利条件，多次往来于南宁与广州之间，不断做策动工作，终于在1936年5月促成陈济棠与桂系联合反蒋，6月1日发起“两广事变”。
“两广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调集军队进逼广西，李、白也准备誓死抵抗，一场内战如箭在弦。起初，刘斐力主交战，后为保存双方力量以利抗日，他审时度势，改变初衷，同意了程潜南京来电的看法：“中国要抗日，就不应再打内战，而应敦劝蒋、桂双方和解，以免自毁抗日力量”，力主和平解决，并为此做出很大努力。8月，刘斐应程潜之约，赴粤面见蒋介石。在与蒋介石交谈时，他力陈只要蒋出来领导全国抗日，问题就能和解。蒋介石说：“内里不安，叫我怎么来抗日？国内不统一，不消灭共产党，能够抗日吗？”刘斐反驳说：“安内是自己打自己，消灭抗战力量，这岂不是替日本侵略者制造机会，而自速其亡！”最后他表示：“只要不自己打自己，只要不是无尽期地准备，而是有限度地来从事抗日准备工作，就好商量了；我可设法劝说广西当局。”蒋见刘似乎很有把握，便接受了他的意见。
次日，刘即赶回南宁，向李、白作了汇报，共同商量了具体和平的办法。主要是，蒋接受抗战，收回事变以来调动李、白职务的成命，派大员入桂正式和谈，并拟出“中央承认以中、日现有状态为基础，积极准备抗战，如日军再前进一步，立即实行全面抗战；抗战一开始，广西保证出兵参加作战”等6项条款。不日得到蒋介石的基本同意。
8月26日，刘斐受李宗仁、白崇禧指派为代表，再度赴粤见蒋，表达和平愿望，并正式斡旋和平。他到黄埔会见蒋介石后，经过一番口舌，终使蒋同意了广西方面提出的和解条款。8月30日，李、白致电蒋介石，欢迎他派代表入桂和谈。9月17日，蒋、李在广州会晤，“两广事件”遂告和平解决。和平实现后，随即开始了和平条款的执行。由于刘斐在“两广事件”的和平解决中，担负了保证广西履行条款的义务，特别是要保证广西在国民党中央决定抗日时如约出兵。因此，由穗回桂后，他为了保持在蒋桂之间的超然地位，便于公正执言，遂决定不受委于任何方面的职务，于10月初由南宁经广州去湖南南岳休养。
12月，“西安事件”爆发，刘斐在南岳见到从上海赶来的救国会的杨东莼，经交谈取得一致意见后，便一道往桂林与李、白共同商议。他奉劝李、白，国难当头，不能听从某些人的起事怂恿，轻举妄动，而让日本人乘虚而入。议决后他赶到南京，向何应钦传达了广西方面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和意见。不过几天，蒋介石被释放回到南京，刘斐应约相见。蒋介石对刘表示，他对广西当局这次没有趁机出事，甚为满意，并托刘斐和程潜一道去广西，代表他向桂方表示慰问。
1937年7月7日，刘斐正准备动身赴欧洲考察之际，“卢沟桥事变”爆发了。蒋介石电召刘斐赴南京，要他往广西敦促李、白履行出兵诺言，并邀白到南京共商抗战大计。于是刘带着蒋介石给李、白的亲笔信，立即乘飞机到桂林。他与李、白见面后很快就谈妥：马上准备出兵！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淞沪地区。8月13日，日方集结驻沪部分陆军及海军陆战队万余人向闸北进攻，中方军队立即应战，大规模抗战于是开始。
是日，蒋介石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部，任命何应钦为参谋总长，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军委会设第一至第六部，分掌军令、军政、经济、政略、宣传、组训等事宜。刘斐被委任为对日作战大本营作战组中将组长，参与大本营对日作战决策。
其时，日本帝国主义采取的是“速战速决”之战略方针，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刘斐召集作战组的一些负责人，根据敌我双方基本情况和敌我战略方针，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他们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贯采取的是蚕食政策和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我国军备虽处劣势，但人口众多，兵源充足，领土广大，资源丰富，我国的战略方针应该是：针对敌人企图使战争局部化的阴谋，尽可能使战争全面化，利用我国诸多有利条件，实行持久消耗战略。这些意见，在最高统帅部得到许多高级将领的赞同，成为指导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基本战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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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斐1898年10月25日生于湖南醴陵县姚家坝乡潭湾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刘笛楼和母亲张氏生有三子一女，刘斐排行最小，从小聪明活泼，令人喜爱。父母含辛茹苦，勉强把他拉扯到9岁，为了让他能上学读书，日后有碗饭吃，忍痛将他过继给一远房兄弟为嗣。其后，刘斐入塾，继而考上醴陵县朱子祠高等小学。他天资聪颖，能说敢干，成绩优秀，深得老师同学喜爱。1917年夏，刘斐与当地著名中医邹益经之女邹碧坤结婚。
1917年，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汹涌澎湃，波及湖南，刘斐深受到影响，打算外出做番事业，他的想法得到岳父邹益经的支持。是年秋末，桂系举起“护法”大旗，广西督军谭浩明任湘粤桂联军总司令，出兵援湘，抗击北洋军阀段祺瑞的进攻。日后成为桂系首要人物的白崇禧当时奉命带兵退驻株洲，不幸士兵水土不服，多有染病，白本人也病倒不起。邹益经被请到军中为患疾官兵医治。经邹的精心调治，军中瘟疫尽除，患者尽数痊愈，桂系官兵感谢不已。邹益经由此结识白崇禧。日后，邹益经请白崇禧帮忙引荐女婿刘斐到桂军中当差，得到首肯。1920年，刘斐告别妻女，到达广西。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当时，刘斐年方二十，不但仪表堂堂，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好文章。经营长马晓军同意，他被安排在白崇禧所在连任文书，不久升任排长，并被选派到广西南宁讲武堂学习，1921年6月结业。时值粤桂战争爆发，桂系内部新、旧两派矛盾重重，新派企图摆脱旧派羁绊建立新政权。1921年，孙中山派粤、赣、滇各军讨伐旧桂系军阀陆荣廷。其时，陆之旧部马晓军宣布归附孙中山。不久，新派代表人物黄绍竑、白崇禧、夏威等以田南警备司令马晓军的名义发起“百色起义”，刘斐随白参加。是年冬，“百色起义”失败，刘斐率全排随夏威出走逻里与只身逃脱的白崇禧会合，经西隆方向前行到达贵州板坝，白崇禧自封为田南警备军指挥官，下编3营，刘斐升任参谋。在处境艰难之际，白崇禧向孙中山、陈炯明、马君武发出电报，表示坚决追随孙中山，与自治军作战到底。为了备战，刘斐与白崇禧亲往南笼筹措经费和冬服，以解部队燃眉之急。
1922年春，白崇禧部在粤军支持下，与从黔桂边界经百色打回来的黄绍竑会师于田东，广西省长马君武改委马晓军为田南警备军第五路司令，黄、白分任第一、二统领，刘斐仍任参谋，旋被派往李济深在肇庆主办的广东西江讲武堂学习。在西江讲武堂，刘斐除学习军事外，还受南方革命潮流的影响，较多地接触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
1924年秋，刘斐从西江讲武堂毕业。这时正逢新桂系的黄绍竑、李宗仁联合起来，策划剪除旧桂系陆荣廷、沈鸿英，统一广西之际。刘斐返回广西，在黄绍竑为总指挥的广西讨贼军中任参谋。是年6月，广西讨贼军与李宗仁为总指挥的广西定桂军合并为广西定桂讨贼联军，李、黄分任联军总指挥、副总指挥，白崇禧任联军总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刘斐改任该部参谋，后又改任第三路指挥部参谋长，在前线协助白崇禧指挥作战。联军对旧桂系采取“各个击破”、“先陆后沈，再回师拒唐”的策略，在东征西讨的各次大小战役中，几乎每战必胜，于当年9月剪除了陆荣廷残部。随后又与沈鸿英激战于武宣、柳州一带，大败沈军，至1925年7月，终于消灭了旧桂系军阀的全部势力，并将唐继尧东侵之师驱逐出境，统一广西。在此期间，刘斐出卓越的军事才能，赢得白崇禧的依重。从这时起，他开始了同李宗仁的交往。
在统一广西的同时，广东国民政府成立。是年下半年，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和南征，统一了粤境，为北伐进军准备了后方基地。孙中山逝世后，刘斐和李任仁力主继承中山先生遗志，统一两广，出师北伐，实现全国统一大业。这一政见当即得到李、黄、白三人首肯，刘斐被指派前往广东联系两广统一事宜。
刘斐一到广州，就找到曾有交往、又有乡谊的湘系将领谭延闿和程潜。在他们的帮助支持下，刘斐与汪精卫、谭平山、廖仲恺等见了面，双方很快便把两广统一，准备出师北伐的初步方案谈妥。之后，刘回桂汇报。白崇禧经与李宗仁、黄绍竑协商，于1926年2月上旬同刘斐一道赴穗，向国民政府正式提出了有关两广统一、准备出师北伐的具体方案。复经数度会谈，终于实现了两广统一。
1926年7月，广东革命政府兴师北伐，国民革命军8个军，雄师10万，兵分三路，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战歌声中向北进发。由于白崇禧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代行李济深的总参谋长职权，刘斐被派任总司令部上校主任作战参谋，随总司令部从广州出发，前往湖南、湖北，协助代总参谋长指挥作战。当时，他虽年未“而立”，但才智出众，韬略过人，颇能为白崇禧排忧解难，深受白的赏识和信任。在北伐中，他与第2、3、6军的党代表李富春、朱克靖、林伯渠以及蔡畅、郭沫若等经常接触，深受教益。
1926年11月8日，北伐军再度攻克南昌，残敌孙传芳部向浙江狼狈溃退。因战情需要，蒋介石任白崇禧兼“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并授以进占杭州、上海的全权。刘斐为白的助手，本可随其东下，再立战功。然而，在二度攻下南昌之后，鉴于蒋介石等违背孙中山“三大政策”，阴谋压制工农运动、排斥共产党人，国共矛盾渐趋激化，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即将遭到毁灭，而自己又无能为力的情况，他“急流勇退”，再三辞职，请求出国学习。白崇禧无奈，只得应许他东渡日本学习军事。
1927年春节，刘斐回到家乡。当地乡亲为他的业绩深感骄傲，举行欢迎大会，刘斐在会上慷慨陈词，宣传孙中山关于国民革命必须依靠工农的主张。春节后刘斐离开家乡前往上海，入一短期日语班学习，不久由沪乘轮船到达日本。他在日本东京先学习了3个月的日语，后通过根本博少佐介绍至东京附近的千叶县佐仓町第1师团第57联队，见习半年，经过考试录取入日本陆军步兵专门学校学习。
在陆军步校，刘斐除刻苦学习军事理论和参加训练外，继续攻读日语。不到两年，便翻译了日文著作《战斗纲要》一书。他根据学习研究所得，写了一部《战争救国论》的小册子，后带回国内。1930年，刘斐从陆军步兵专门学校毕业，因成绩优异，被免试擢送陆军大学继续学习四年。
在日本留学期间，刘斐十分关注国内局势。他鲜明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四·一二”政变的反革命行径，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他积极参加进步的中国留日学生所组织的集会活动：举行“济南惨案”的周年纪念、“五四运动”纪念、“双十”纪念等。在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他参加了留日中国学生组织的反日爱国活动，与其他同学一起，推派代表回国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对日宣战。此外，他还接济一些生活有困难的中国留日学生和爱国志士。
刘斐常与好友陈端本等谈论如何富国强兵的问题。他说，要继续在日本学习军事，是为将来我国同日本打仗作准备的，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认为：中、日两国，最后必将一战。中国只有坚决抗日才能生存；中国社会只有通过抗日战争才能洗去污垢；中国的民族精神，也只有通过抗日战争才能光大发扬。他的这一预见和判断，得到了历史的证明。
刘斐明智地选择旅日留学七年，避免了参与：蒋介石叛变革命、宁汉分裂又西征讨唐，蒋桂、蒋冯、蒋冯阎各次战争，及对江西红军的五次“围剿”等清共和内战。这使他“留得一生清白，颇引以为慰”。
刘斐与白崇禧的关系虽然密切，但在关键的问题上，又自持主见，自行其道，从“独辟蹊径”至最终与白“分道扬镳”。程思远说：“他以一个向来被称‘不羁之士’转而‘折节读书’，具见其人富有韧性，非常人之所能及”。
1934年春，刘斐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此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采取独裁统治，对李宗仁、白崇禧采取扼杀的方针，广西当局所处形势和环境很不利，需要对付的问题日益增多，因此他们一再催促尚留日本的刘斐从速归国回桂。
刘斐拒绝了去南京为蒋介石充当幕僚，回到广西。在他提出“一不带兵；二不担负具体责任”的情况下，李、白同意任他为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高级参谋兼广西民团干部学校教育长，协助白崇禧培训民团骨干。他利用这一职务，一方面在学校加强孙中山三民主义教育和军事知识教育，开展军事训练，一方面往来各地进行抗日反蒋的政治活动。
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魔爪，已由东北伸入华北，并不断向华北增兵，妄图实现并吞全中国的计划。中华民族处于空前危机之中。但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日益扩大的侵略，却仍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因此，刘斐赞同李、白高举抗日旗帜进行反蒋，并积极策动湖南、广东以及其他方面的势力一致反蒋。
刘斐首先赴湘，做何键的工作。何键是受桂系扶植方得以担任湖南省府主席的，因而对李、白有好感，后来桂系兵败退回广西，何迫于蒋介石的压力才与桂系为敌。刘以湘桂利害关系向何进言，暗示何应“回头是岸”。经一番交谈，何键口头答应与桂系言归于好，合作反蒋。紧接着，刘斐又去广州策动陈济棠反蒋。他利用陈当时身临困境的有利条件，多次往来于南宁与广州之间，不断做策动工作，终于在1936年5月促成陈济棠与桂系联合反蒋，6月1日发起“两广事变”。
“两广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调集军队进逼广西，李、白也准备誓死抵抗，一场内战如箭在弦。起初，刘斐力主交战，后为保存双方力量以利抗日，他审时度势，改变初衷，同意了程潜南京来电的看法：“中国要抗日，就不应再打内战，而应敦劝蒋、桂双方和解，以免自毁抗日力量”，力主和平解决，并为此做出很大努力。8月，刘斐应程潜之约，赴粤面见蒋介石。在与蒋介石交谈时，他力陈只要蒋出来领导全国抗日，问题就能和解。蒋介石说：“内里不安，叫我怎么来抗日？国内不统一，不消灭共产党，能够抗日吗？”刘斐反驳说：“安内是自己打自己，消灭抗战力量，这岂不是替日本侵略者制造机会，而自速其亡！”最后他表示：“只要不自己打自己，只要不是无尽期地准备，而是有限度地来从事抗日准备工作，就好商量了；我可设法劝说广西当局。”蒋见刘似乎很有把握，便接受了他的意见。
次日，刘即赶回南宁，向李、白作了汇报，共同商量了具体和平的办法。主要是，蒋接受抗战，收回事变以来调动李、白职务的成命，派大员入桂正式和谈，并拟出“中央承认以中、日现有状态为基础，积极准备抗战，如日军再前进一步，立即实行全面抗战；抗战一开始，广西保证出兵参加作战”等6项条款。不日得到蒋介石的基本同意。
8月26日，刘斐受李宗仁、白崇禧指派为代表，再度赴粤见蒋，表达和平愿望，并正式斡旋和平。他到黄埔会见蒋介石后，经过一番口舌，终使蒋同意了广西方面提出的和解条款。8月30日，李、白致电蒋介石，欢迎他派代表入桂和谈。9月17日，蒋、李在广州会晤，“两广事件”遂告和平解决。和平实现后，随即开始了和平条款的执行。由于刘斐在“两广事件”的和平解决中，担负了保证广西履行条款的义务，特别是要保证广西在国民党中央决定抗日时如约出兵。因此，由穗回桂后，他为了保持在蒋桂之间的超然地位，便于公正执言，遂决定不受委于任何方面的职务，于10月初由南宁经广州去湖南南岳休养。
12月，“西安事件”爆发，刘斐在南岳见到从上海赶来的救国会的杨东莼，经交谈取得一致意见后，便一道往桂林与李、白共同商议。他奉劝李、白，国难当头，不能听从某些人的起事怂恿，轻举妄动，而让日本人乘虚而入。议决后他赶到南京，向何应钦传达了广西方面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和意见。不过几天，蒋介石被释放回到南京，刘斐应约相见。蒋介石对刘表示，他对广西当局这次没有趁机出事，甚为满意，并托刘斐和程潜一道去广西，代表他向桂方表示慰问。
1937年7月7日，刘斐正准备动身赴欧洲考察之际，“卢沟桥事变”爆发了。蒋介石电召刘斐赴南京，要他往广西敦促李、白履行出兵诺言，并邀白到南京共商抗战大计。于是刘带着蒋介石给李、白的亲笔信，立即乘飞机到桂林。他与李、白见面后很快就谈妥：马上准备出兵！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淞沪地区。8月13日，日方集结驻沪部分陆军及海军陆战队万余人向闸北进攻，中方军队立即应战，大规模抗战于是开始。
是日，蒋介石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部，任命何应钦为参谋总长，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军委会设第一至第六部，分掌军令、军政、经济、政略、宣传、组训等事宜。刘斐被委任为对日作战大本营作战组中将组长，参与大本营对日作战决策。
其时，日本帝国主义采取的是“速战速决”之战略方针，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刘斐召集作战组的一些负责人，根据敌我双方基本情况和敌我战略方针，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他们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贯采取的是蚕食政策和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我国军备虽处劣势，但人口众多，兵源充足，领土广大，资源丰富，我国的战略方针应该是：针对敌人企图使战争局部化的阴谋，尽可能使战争全面化，利用我国诸多有利条件，实行持久消耗战略。这些意见，在最高统帅部得到许多高级将领的赞同，成为指导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基本战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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