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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系高级将领刘斐（中）
淞沪会战
作为作战组的负责将领，刘斐直接参与了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的策划和指导。在淞沪会战中，日本侵略者先后投入兵力总计达30多万人，动用飞机500多架，坦克300余辆，军舰30余艘，大炮300余门。然而，中国军民奋勇作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不甘失败，大举增兵，改从侧面登陆，迂回包围。面对于我极为不利的形势，刘斐即与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一同向蒋介石建议：上海会战应适可而止，要立即将部队向吴福线既设阵地转移，以便更好地打击敌人和保护自己的战斗力。10月初，蒋介石采纳了这个意见，对前线各部队下达外向吴福线转移的命令，前线开始执行。然而，蒋介石出尔反尔，幻想利用国际舆论对日谴责，借助国际力量结束战争，故收回成命，命令部队死守原阵地。刘斐等坚决反对，无奈蒋固执己见，一意孤行。由此，中国军队防线溃乱，损失惨重，上海沦陷。
上海失守后，日军逆江而上，水陆并进，南京防守迫在眉睫。11月中旬，蒋介石在南京他的陵园官邸连续三次召开高级幕僚会议，研究南京防守问题。在第一次会议上检讨淞沪会战教训时，刘斐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次会战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会战后期没有贯彻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不应该在敌海陆空便于协同作战的长江三角洲胶着太久，同时不应该幻想依靠“九国公约”来制裁敌人，把战略当成了政略的牺牲品。对于如何防守南京，他直抒己见：现在敌人利用其在上海会战后的有利形势，以优势的陆海空军和现代化的装备，沿长江和沪宁、京杭国道等有利的水陆交通线前进，机动性很大，后方的联络线也很便利。而南京在长江弯曲部内，地形上背水，敌可由江面用海军封锁并炮击南京，从陆上也可由芜湖截断我后方交通线，然后以陆海空军协同攻击，南京将处于立体包围的形势之下，要守也是守不住的。接着他还指出：我军在上海会战损失太大，元气大损，急需恢复和整训，根据敌我双方情况和持久消耗战的方针，南京是首都，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当然不可。但不应以过多的部队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只能用象征性的防守，作适当抵抗之后便主动撤退。在兵力使用上，只用12个团，顶多18个团就够了，守城部队太多，将不便于机动。他的这个意见，首先得到白崇禧的支持，总参谋长何应钦和军令部长徐永昌也表示赞成。
但蒋介石对他的意见不置可否，在第二次会议上，唐生智听了蒋百里的意见，认为日军不会进攻南京，在会议上大声疾呼不守南京何以对总理再天之灵，蒋介石大喜，旋即决定固守南京，并手令特派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为死守南京，蒋介石应唐生智要求大量增加兵力，以致未逾半月达11万余人。可南京的防守不过20余日，激战只有三四天，城防部队便全部溃败，将士除突围者外，余均壮烈牺牲。回顾淞沪会战和南京防守战的整个过程，刘斐和“作战组”的负责人感到十分痛心。
1938年，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定，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归并组成军令部，该部职掌国防及用兵事宜，拟订对日作战计划和作战方案大纲，刘斐被委任为该部第一厅厅长，具体负责国防作战工作。
侵华日军在攻陷南京后，为了连贯南北战场，实现迅速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于1938年初，分别以南京、济南为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台儿庄是徐州的门户，北连津浦路，南接陇海线，扼守大运河的咽喉，是日军进攻徐州的首争之地。
刘斐总结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屡次失败的原因，提出了打运动战的作战思路。他分析当时的敌我双方态势认为：首先，国民党的部队编制不统一，缺乏训练，装备落后，与武器装备精良的日本精锐师团正面交锋，必然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导致失败，在固定战场上打防御战是行不通的；其次，“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大陆上四处侵略扩张，如入无人之境，特别是在攻陷南京后，更加骄纵轻敌，轻言只要一个步炮混合的大队，就能攻必克、守必固。他判断，轻狂的日军一定会使用冒险轻进的作战方法，以少量兵力进攻徐州。他认为面对这样的敌人，我军应利用兵力的绝对优势和部队装备轻快的有利条件，大胆实行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将没有形成合围之势的敌军逐个击破。即使敌军谨慎的整军会战，我军也可以机动防御，抓住敌人的薄弱环节，击溃敌军，力保徐州。
之后的敌情演变，证实刘斐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日军两个师团各派一部，分别由津浦路和台潍公路对徐州实行分进合击，妄图以少数兵力攻下徐州。刘斐立即向蒋介石建议，将汤恩伯军团调到津浦路正面，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主动出击，歼灭敌军，打它一个措手不及。蒋介石采纳了刘斐的意见，在军事上作了全面部署。为使各战区更好地贯彻统帅部的决策，同时考虑到整个的作战计划是刘斐拟定的，蒋介石遂派刘斐赶赴前线协助李宗仁指挥这次会战。
战场的形势瞬息万变，当刘斐抵达前线时，轻狂的日军在汤恩伯军赶到滕县前，已经趁滕县守备薄弱之机，攻陷滕县，随后南下攻占峄县、枣庄，孤军深入，向台儿庄突进，企图一举攻占徐州。刘斐向李宗仁建议，抓住日军的战略失误，令汤恩伯率部让开津浦铁路正面，诱敌深入，伺机从敌军侧翼攻击。李宗仁采纳了刘的意见，同时在刘的建议下，调作战经验丰富、擅于打防御战的孙连仲部固守台儿庄运河一线。这一时期，刘斐一直驻于孙连仲指挥部附近的一座小庙里。
3月23日凌晨，日军由枣庄南下，在台儿庄北侧与守军的骑兵部队遭遇，打响了台儿庄会战的第一战。24日起，日军反复向台儿庄猛攻，并多次攻入庄内。守军顽强抗击，与日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4月3日，孙连仲部发起全线反攻，激战四天，歼灭日军万余人。4月7日李宗仁下令追击撤退日军残部。台儿庄会战历时半个月，中国军队投入了10个师，英勇抗击，不畏牺牲，歼灭日军1万余人，取得了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第一次最大的胜利。战后刘斐陪同李宗仁巡视台儿庄，并电告后方，扩大宣传，以振士气。
在台儿庄胜利后，刘斐回忆道：“我估计敌人一定不会甘心失败，必将增援反攻。我回到武汉后，经常同李宗仁通电话联系，提请他注意。我还对他说，如果汤军团不能乘敌援军未到以前一举将败退峄枣地区之敌歼灭，就应该及时调整部署，集结强有力的部队于适当地点，确保主动，准备以机动灵活的部署，再相机打击敌人。但任凭我怎样提醒他，李宗仁总认为不要紧，他甚至把增援到来的部队都投入第一线。 ....
因为我的想法是要有强大的机动兵力打破敌之攻击，才可免敌人打通津浦路。控制强大的总预备队于徐州以西，则一方面可对付敌从鲁西或皖北的迂回，另一方面纵使敌打通津浦路，我仍可由侧面截击它，使敌不能安全利用津浦路。上面这个计划，是4月21日以蒋介石的名义命令战区执行的。命令下达以后，我就天天追问战区执行的情况，主要是问李宗仁已将预备队和机动兵团抽调出来没有。可是第五战区不仅没有抽调出机动部队来，而且把所有的部队都投到第一线或紧接第一线与敌作延翼竞赛。 ....
4月21日改取机动防御调整部署的命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不仅没有执行，还把应该控制的四十六军投入码头镇地区陷于苦战。汤军团也不仅没有集结，一直在邳县以北地区逐渐陷入阵地战状态。据情况变化，统帅部于5月11日给第五战区下达一个更加机动而不作死战硬拼的命令。而且由于蒋介石很担心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在作战指导上和统帅部之间的分歧，于是派遣白崇禧、刘斐、林蔚前去督导撤军，蒋此时明确地交待：“你们去同德邻说，这个是敌人的大包围，不赶快想办法的话，几十万大军会丢掉的。你们还要同各级将领讲明白，要他们贯彻统帅部的命令。只要大家齐心，首先各个击破淮北、鲁西方面的敌人，再对鲁南转移攻势，胜利是有把握的，有把握的。” 而此时李宗仁根本没有执行4月21日命令，还轻松地对白、刘、林说：“部队拉上去了，这么容易能抽下来？”，直到“砀山东面的黄口车站已被敌一部装甲部队占领，这样，第五战区后方唯一交通大动脉被截断了，徐州已处在敌包围中。李宗仁才着慌起来，立即通知各集团军总司令和有关的军长到台儿庄集合，由林蔚和我立即赶赴台儿庄传达蒋介石关于调整部署的决定....” 至此，徐州大撤退才真正开始，但由于事前未作周密布置，撤退过于仓促，各军所受损失不小，象云南的第60军损失近半。连五战区司令部的撤退都狼狈万状，这在李宗仁本人的回忆录中也未否认。如果是从容撤退的话，当不至于此。不过因为日军的包围圈尚未真正形成，大军总算大部分撤了出来。
日军未能以徐州会战达到歼灭国民党军主力的目的，其后又未能实现沿陇海线两侧西进的计划，乃变更战略，沿长江南北两岸分兵五路西进，实行所谓“长江跃进战略”，向武汉方面作陆海空三军协同进攻，企图消灭国民党军主力，控制武汉，瓦解抗战局面。在军事进攻的同时，日本又发起了分化瓦解的政治攻势，他在日本陆军大学的教官吉古板元写信给他，说要和他合作，让他暗中帮助日军，他气愤的把书信交给了最高当局。
保卫大武汉之战，在军事部署上，可说是抗战史上一次突出而周密的行动。其作战计划是由蒋介石、白崇禧、钱大钧、林蔚和刘斐拟定的。在这一会战的前后，刘斐始终驻于武昌，在军令部主管作战，参与武汉会战的策划和指导。
武汉会战是抗战时期中国军队对日作战规模最大的战役，参战部队达130个师，约100万人。日军在此役亦力投入兵力50左右，配以机械化部队、航空兵团和海军。会战从6月至10月持续4个半月，经历大小战役数百次，消耗敌大量主力，使敌在推进途中付出惨重代价。10月25日，武汉失守。日军虽占武汉，但经此一战，日军速战速决，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国策乃宣告破产，中国抗日战争也由此从战略防御阶段转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从武汉撤离后，蒋介石分别召集长江南北各战区的军事会议。出席武功会议的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新成立的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和第二、第八战区的代表以及第一、第十战区的军长、师长以上的部队长、高级幕僚长等，还有随蒋同来的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刘斐等。记得在这次会议上，对日军今后行动，有所讨论，众说纷纭，各执理由。但最突出的一个判断，是军令部刘斐提出的。他认为对敌情判断，应从我最感痛苦的方面着眼，宁可估计得高一点。因此，他判断日军可能从绥远侵入陕甘地区，一面遮断河西走廊，截断中苏之间的国际交通线；然后试图经陕甘边境进入四川，以威胁我重庆陪都的后方。附和这一说法的人，还举出了元代由西南作大迂回而囊括中原的史实为证，引经据典，好像很有可能似的（日军1942年制定的五号作战计划是经西安、汉中、成都，比刘斐估计的迂回范围要小一号）。当时蒋介石却以此作为力借口，就顺水推舟以对日作战为名，要把他的看家本钱胡宗南部布防到陕甘宁地区，说要维护甘肃至新疆的公路和陕甘绥之间的交通，巩固国际交通线与遥保陪都后方的安全，实则要胡宗南以重兵包围和封锁陕甘宁边区。这样就给了胡宗南部在抗战八年中以坐大关中的一切优先权利和机会 。
12月初，刘斐由南岳到达重庆，随后升任军令部次长。在重庆，他耳闻目睹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心中十分不安。他经常同一些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保持接触，并保护杨东莼、胡愈之等人去广西从事进步文化活动。
刘斐任军令部次长期间，仍然主管作战计划，先后主持或参与制订了一些重要的作战计划和计划大纲。他经常往返奔走于各大战区，参与对日作战的策划和指导，协调战区间指挥作战等问题。他敢于陈述和坚持自己的意见，连军令部长徐永昌也要让他三分，甚至他的意见和蒋介石不一样时，他也敢于冒犯，一时国民党内无不称他为霸王次长。在常德会战期间，他主持了不以常德得失为要，务必集中主力歼灭日军于常德的做战计划，在长衡会战期间，他是第一个和唯一一个在战争开始前就猜对了日本的整个作战计划的人，他要求放弃湖南，在广西和日军决战，但蒋介石没有听他的，结果导致处处分兵，而处处兵力不足，最终惨败的结果。至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刘斐才由重庆回到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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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失守后，日军逆江而上，水陆并进，南京防守迫在眉睫。11月中旬，蒋介石在南京他的陵园官邸连续三次召开高级幕僚会议，研究南京防守问题。在第一次会议上检讨淞沪会战教训时，刘斐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次会战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会战后期没有贯彻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不应该在敌海陆空便于协同作战的长江三角洲胶着太久，同时不应该幻想依靠“九国公约”来制裁敌人，把战略当成了政略的牺牲品。对于如何防守南京，他直抒己见：现在敌人利用其在上海会战后的有利形势，以优势的陆海空军和现代化的装备，沿长江和沪宁、京杭国道等有利的水陆交通线前进，机动性很大，后方的联络线也很便利。而南京在长江弯曲部内，地形上背水，敌可由江面用海军封锁并炮击南京，从陆上也可由芜湖截断我后方交通线，然后以陆海空军协同攻击，南京将处于立体包围的形势之下，要守也是守不住的。接着他还指出：我军在上海会战损失太大，元气大损，急需恢复和整训，根据敌我双方情况和持久消耗战的方针，南京是首都，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当然不可。但不应以过多的部队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只能用象征性的防守，作适当抵抗之后便主动撤退。在兵力使用上，只用12个团，顶多18个团就够了，守城部队太多，将不便于机动。他的这个意见，首先得到白崇禧的支持，总参谋长何应钦和军令部长徐永昌也表示赞成。
但蒋介石对他的意见不置可否，在第二次会议上，唐生智听了蒋百里的意见，认为日军不会进攻南京，在会议上大声疾呼不守南京何以对总理再天之灵，蒋介石大喜，旋即决定固守南京，并手令特派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为死守南京，蒋介石应唐生智要求大量增加兵力，以致未逾半月达11万余人。可南京的防守不过20余日，激战只有三四天，城防部队便全部溃败，将士除突围者外，余均壮烈牺牲。回顾淞沪会战和南京防守战的整个过程，刘斐和“作战组”的负责人感到十分痛心。
1938年，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定，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归并组成军令部，该部职掌国防及用兵事宜，拟订对日作战计划和作战方案大纲，刘斐被委任为该部第一厅厅长，具体负责国防作战工作。
侵华日军在攻陷南京后，为了连贯南北战场，实现迅速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于1938年初，分别以南京、济南为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台儿庄是徐州的门户，北连津浦路，南接陇海线，扼守大运河的咽喉，是日军进攻徐州的首争之地。
刘斐总结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屡次失败的原因，提出了打运动战的作战思路。他分析当时的敌我双方态势认为：首先，国民党的部队编制不统一，缺乏训练，装备落后，与武器装备精良的日本精锐师团正面交锋，必然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导致失败，在固定战场上打防御战是行不通的；其次，“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大陆上四处侵略扩张，如入无人之境，特别是在攻陷南京后，更加骄纵轻敌，轻言只要一个步炮混合的大队，就能攻必克、守必固。他判断，轻狂的日军一定会使用冒险轻进的作战方法，以少量兵力进攻徐州。他认为面对这样的敌人，我军应利用兵力的绝对优势和部队装备轻快的有利条件，大胆实行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将没有形成合围之势的敌军逐个击破。即使敌军谨慎的整军会战，我军也可以机动防御，抓住敌人的薄弱环节，击溃敌军，力保徐州。
之后的敌情演变，证实刘斐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日军两个师团各派一部，分别由津浦路和台潍公路对徐州实行分进合击，妄图以少数兵力攻下徐州。刘斐立即向蒋介石建议，将汤恩伯军团调到津浦路正面，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主动出击，歼灭敌军，打它一个措手不及。蒋介石采纳了刘斐的意见，在军事上作了全面部署。为使各战区更好地贯彻统帅部的决策，同时考虑到整个的作战计划是刘斐拟定的，蒋介石遂派刘斐赶赴前线协助李宗仁指挥这次会战。
战场的形势瞬息万变，当刘斐抵达前线时，轻狂的日军在汤恩伯军赶到滕县前，已经趁滕县守备薄弱之机，攻陷滕县，随后南下攻占峄县、枣庄，孤军深入，向台儿庄突进，企图一举攻占徐州。刘斐向李宗仁建议，抓住日军的战略失误，令汤恩伯率部让开津浦铁路正面，诱敌深入，伺机从敌军侧翼攻击。李宗仁采纳了刘的意见，同时在刘的建议下，调作战经验丰富、擅于打防御战的孙连仲部固守台儿庄运河一线。这一时期，刘斐一直驻于孙连仲指挥部附近的一座小庙里。
3月23日凌晨，日军由枣庄南下，在台儿庄北侧与守军的骑兵部队遭遇，打响了台儿庄会战的第一战。24日起，日军反复向台儿庄猛攻，并多次攻入庄内。守军顽强抗击，与日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4月3日，孙连仲部发起全线反攻，激战四天，歼灭日军万余人。4月7日李宗仁下令追击撤退日军残部。台儿庄会战历时半个月，中国军队投入了10个师，英勇抗击，不畏牺牲，歼灭日军1万余人，取得了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第一次最大的胜利。战后刘斐陪同李宗仁巡视台儿庄，并电告后方，扩大宣传，以振士气。
在台儿庄胜利后，刘斐回忆道：“我估计敌人一定不会甘心失败，必将增援反攻。我回到武汉后，经常同李宗仁通电话联系，提请他注意。我还对他说，如果汤军团不能乘敌援军未到以前一举将败退峄枣地区之敌歼灭，就应该及时调整部署，集结强有力的部队于适当地点，确保主动，准备以机动灵活的部署，再相机打击敌人。但任凭我怎样提醒他，李宗仁总认为不要紧，他甚至把增援到来的部队都投入第一线。 ....
因为我的想法是要有强大的机动兵力打破敌之攻击，才可免敌人打通津浦路。控制强大的总预备队于徐州以西，则一方面可对付敌从鲁西或皖北的迂回，另一方面纵使敌打通津浦路，我仍可由侧面截击它，使敌不能安全利用津浦路。上面这个计划，是4月21日以蒋介石的名义命令战区执行的。命令下达以后，我就天天追问战区执行的情况，主要是问李宗仁已将预备队和机动兵团抽调出来没有。可是第五战区不仅没有抽调出机动部队来，而且把所有的部队都投到第一线或紧接第一线与敌作延翼竞赛。 ....
4月21日改取机动防御调整部署的命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不仅没有执行，还把应该控制的四十六军投入码头镇地区陷于苦战。汤军团也不仅没有集结，一直在邳县以北地区逐渐陷入阵地战状态。据情况变化，统帅部于5月11日给第五战区下达一个更加机动而不作死战硬拼的命令。而且由于蒋介石很担心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在作战指导上和统帅部之间的分歧，于是派遣白崇禧、刘斐、林蔚前去督导撤军，蒋此时明确地交待：“你们去同德邻说，这个是敌人的大包围，不赶快想办法的话，几十万大军会丢掉的。你们还要同各级将领讲明白，要他们贯彻统帅部的命令。只要大家齐心，首先各个击破淮北、鲁西方面的敌人，再对鲁南转移攻势，胜利是有把握的，有把握的。” 而此时李宗仁根本没有执行4月21日命令，还轻松地对白、刘、林说：“部队拉上去了，这么容易能抽下来？”，直到“砀山东面的黄口车站已被敌一部装甲部队占领，这样，第五战区后方唯一交通大动脉被截断了，徐州已处在敌包围中。李宗仁才着慌起来，立即通知各集团军总司令和有关的军长到台儿庄集合，由林蔚和我立即赶赴台儿庄传达蒋介石关于调整部署的决定....” 至此，徐州大撤退才真正开始，但由于事前未作周密布置，撤退过于仓促，各军所受损失不小，象云南的第60军损失近半。连五战区司令部的撤退都狼狈万状，这在李宗仁本人的回忆录中也未否认。如果是从容撤退的话，当不至于此。不过因为日军的包围圈尚未真正形成，大军总算大部分撤了出来。
日军未能以徐州会战达到歼灭国民党军主力的目的，其后又未能实现沿陇海线两侧西进的计划，乃变更战略，沿长江南北两岸分兵五路西进，实行所谓“长江跃进战略”，向武汉方面作陆海空三军协同进攻，企图消灭国民党军主力，控制武汉，瓦解抗战局面。在军事进攻的同时，日本又发起了分化瓦解的政治攻势，他在日本陆军大学的教官吉古板元写信给他，说要和他合作，让他暗中帮助日军，他气愤的把书信交给了最高当局。
保卫大武汉之战，在军事部署上，可说是抗战史上一次突出而周密的行动。其作战计划是由蒋介石、白崇禧、钱大钧、林蔚和刘斐拟定的。在这一会战的前后，刘斐始终驻于武昌，在军令部主管作战，参与武汉会战的策划和指导。
武汉会战是抗战时期中国军队对日作战规模最大的战役，参战部队达130个师，约100万人。日军在此役亦力投入兵力50左右，配以机械化部队、航空兵团和海军。会战从6月至10月持续4个半月，经历大小战役数百次，消耗敌大量主力，使敌在推进途中付出惨重代价。10月25日，武汉失守。日军虽占武汉，但经此一战，日军速战速决，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国策乃宣告破产，中国抗日战争也由此从战略防御阶段转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从武汉撤离后，蒋介石分别召集长江南北各战区的军事会议。出席武功会议的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新成立的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和第二、第八战区的代表以及第一、第十战区的军长、师长以上的部队长、高级幕僚长等，还有随蒋同来的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刘斐等。记得在这次会议上，对日军今后行动，有所讨论，众说纷纭，各执理由。但最突出的一个判断，是军令部刘斐提出的。他认为对敌情判断，应从我最感痛苦的方面着眼，宁可估计得高一点。因此，他判断日军可能从绥远侵入陕甘地区，一面遮断河西走廊，截断中苏之间的国际交通线；然后试图经陕甘边境进入四川，以威胁我重庆陪都的后方。附和这一说法的人，还举出了元代由西南作大迂回而囊括中原的史实为证，引经据典，好像很有可能似的（日军1942年制定的五号作战计划是经西安、汉中、成都，比刘斐估计的迂回范围要小一号）。当时蒋介石却以此作为力借口，就顺水推舟以对日作战为名，要把他的看家本钱胡宗南部布防到陕甘宁地区，说要维护甘肃至新疆的公路和陕甘绥之间的交通，巩固国际交通线与遥保陪都后方的安全，实则要胡宗南以重兵包围和封锁陕甘宁边区。这样就给了胡宗南部在抗战八年中以坐大关中的一切优先权利和机会 。
12月初，刘斐由南岳到达重庆，随后升任军令部次长。在重庆，他耳闻目睹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心中十分不安。他经常同一些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保持接触，并保护杨东莼、胡愈之等人去广西从事进步文化活动。
刘斐任军令部次长期间，仍然主管作战计划，先后主持或参与制订了一些重要的作战计划和计划大纲。他经常往返奔走于各大战区，参与对日作战的策划和指导，协调战区间指挥作战等问题。他敢于陈述和坚持自己的意见，连军令部长徐永昌也要让他三分，甚至他的意见和蒋介石不一样时，他也敢于冒犯，一时国民党内无不称他为霸王次长。在常德会战期间，他主持了不以常德得失为要，务必集中主力歼灭日军于常德的做战计划，在长衡会战期间，他是第一个和唯一一个在战争开始前就猜对了日本的整个作战计划的人，他要求放弃湖南，在广西和日军决战，但蒋介石没有听他的，结果导致处处分兵，而处处兵力不足，最终惨败的结果。至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刘斐才由重庆回到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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