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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系高级将领刘斐（下）
间谍疑云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再次对共产党发动全面进攻。为此，蒋介石于1946年5月宣布改组军事机构，裁撤原军事委员会军令部，而于行政院下设立国防部，任白崇禧为国防部部长，陈诚为参谋总长，刘斐为参谋次长。由于战事的不利，国民党内部矛盾集中爆发，在47年秋，陈谢兵团强渡黄河，挺进豫西。连克30余座城镇，前锋直逼潼关，西安震动。时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制订了从陕北抽调整1军赴豫，留整29军拖住西野的方案，但如此一来，陕北国军力量大减。陕北在第二次榆林战役后，已经打成了势均力敌。尽管国军连遭败绩，不过确已将西北野战军逼到了安塞周围很小的范围内，而这个沟壑纵横的地区又是陕北最贫瘠的地方，西野大军已经到了吃了这顿没下顿的窘况。相反国军占据洛川-延安一线，正在积极补充兵员囤积物资，欲在冬季给西野以重击，可就在此时，国防部要调一师，三十六师和三十八师调往豫西，这无疑是釜底抽薪。
在战略目标层面看，国军以占地为先，共军以歼灭有生力量为先。因此，从这一层面看，国军是未打先败。蒋也想歼灭共军主力，攻延安就是一招。他以为攻共军首府，必招致共军主力决战。不料，共军是土八路，不在乎一城一池之得失，竟以极少量部队留守，主力悉数转至外线，与蒋氏争夺天下。到刘案提出前，蒋已认识到策略不当。刘案提出后，立即为蒋采纳。胡宗南以为不妥，派参谋长盛文专程去南京请命，两人为抽调第一军展开唇枪舌剑，
刘斐骂了:“你来干什么”?盛:”我来讨论这个作战计划”.
刘:”你们一次不肯调,两次不肯调,三次仍不肯调,这是什么意思?你们老是违法抗命”!
盛:”刘次长,大家心平气和来谈好不好…”.
刘:”你们西北最难搞,胡宗南是天之骄子,你是湖南骡子,你们两个怪物搞在一起,硬是你们的头难剃”.
盛:”我们还是心平气和来谈吧,目前我们陕北正部署第二次清剿,只要再给我们两三个月的时间,我保证毛泽东可以逮捕.一旦把陕北残敌肃清了,我们可以全力调兵支持,那时假如陈毅不送上来,我们也可以找他.现在这时候你一定要抽调,那么陕北剿匪将功亏一篑.而且,部队是一个月到豫东,也没有力量作战了.何况一个月后敌人也不会在那个地方,陈毅会一个月不动等我们去吗”?……
盛:”刘次长,我觉得你有点纸上谈兵.你这是十万之一的图是吗?我划一下从陕北到豫东只要20秒,我们要走一个月….”.
刘:”你们这种作风,中央三令五申,仍然按兵不动.如果部队都像你们这样,连兵都调你们不动,那中央还成其为中央?我们什么都不必做了”.
盛:”今天我们负这个责任,对你不妥当的地方,我有责任贡献意见,你说各战区都像我们部队一样,中央就不成其中央,但各战区没有我们这种特殊情况呀.你过去调我们的部队,我们也没有调不动的.这次只因陕北情况特殊,我们只求缓调,你这种计画完全在为毛泽东做计画,在帮他忙,为他解围”.
刘:”你完全是军阀作风”.
盛:”你形同匪谍”!
蒋主席亲自向盛文解释了豫东作战的重要性,叫他一定通知胡宗南马上调兵.结果盛文电话通知,主席要调但他盛某人继续主张不调,又到国防部与罗泽闿,侯腾发顿脾气.所以,2月2日,盛文再度被召见.主席:”你打了电话没有”?
盛:”没打”.
主席:”为什么不打呢”?
盛:”我认为这个计画不妥当”.于是,蒋主席要他2月3日到官邸开会.在会议上刘斐滔滔而谈,完全得到蒋主席信赖.蒋主席向盛文讲:”西安丢了我负责,到处顾虑不是军略家.没问题,我负责”.盛文无话可说,傻在那里.散会后蒋主席走到门口,盛文突然一擂桌子:”混蛋”!换成蒋主席傻在门口.接着盛文开始指着刘斐鼻子开骂,混蛋之声不绝.顾祝同总长忙走过来”不要,不要”.蒋主席看了一阵子走了.盛文骂的开心没理睬。
终於还是无可奈何地把裴昌会的主力从陜北往东调去。盛文在辩论失败后也说：”他（刘斐）是桂系出来的，而且看不起旁人，旁若无人。他的任何计画以及所说的话都牢牢记住，没有人敢和他抗辩，倨傲到这种程度，其气燄之盛，实非今日总长的权力可比，那是想像不到的。我们不能否认他有才气，所以能博得蒋先生的赏识，当然有他的长处”。后来盛文到台湾以后还编造了一段毛泽东说刘斐功劳很大的话，可惜一点根据都找不到。
后来彭德怀发动宜瓦战役，刘戡乱兵团覆灭，裴昌会兵团又调回西北战场后，西北战场的局势固然是稳定了下来(西府战役还占了解放军一些便宜)，但中原战场上立刻就丢了洛阳。此时国民党军的处境确实可以用捉襟见肘来形容之。豫东战役时，郭汝槐私下讽刺刘斐看不清形势，笔下动一动便送掉了一个区寿年兵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解放区在不断扩大，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失败了。此时，刘斐坚信，国民党政府快要完蛋了，他越发坚定辞意，在3年中先后8次辞职，终于1948年秋获得批准，被免去参谋次长的职务，只挂一个最高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的空衔。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有人说刘斐是共产党，证据是新六军军长的罗友伦口述回忆文章称，到台湾后他曾经问郑介民是否晓得刘斐是共产党，郑介民说：“我怎么不晓得！我在当国防部第二厅副厅长(这是军统三巨头之一，专门负责军事情报的）时，厅长杨宣诚（海军出身）就告诉我说，‘刘为章是共产党，在日本念陆军大学时加入的，与陈毅、邓小平同一个时期（这个真是天大的笑话了）。老郑，你是蒋委员长的学生，说话比较方便，你应该向委员长报告’。我想，要报告，也应该由厅长去报告；我又没有证据，空口报告，岂不是会挨一顿臭骂嘛！所以，我们俩谁也没有去向蒋委员长报告这件事。”郑介民又说：“到大陆沦陷，国防部搬到广州，再迁香港，后来就分手了。在香港时，国防部的人都住在同一幢旅馆里，刘斐就住在我楼上。有一天深夜，刘斐跑来叫醒我，说：‘老郑，你不要到台湾去了，国民党没希望了。我老实告诉你，我是共产党，你跟我回大陆去，包你有前途。’我这才恍然大悟，确切证实他是共产党。”
中共从未承认刘斐是秘密党员，直至他的追悼会，邓率领导人都来告别，主持人乌兰夫仍称其为非党人士。俞大维便是以此为依据不认为刘斐系“共谍”的。国民党要员不认为刘是打入其内部的“共谍”的还有白崇禧，白的理由是刘斐在建国之初还从北京辗转天津到了香港，若是“共谍”他就没必要那时还逃港。杜聿明怀疑郭汝瑰是“共谍”的一个依据，是看见郭不但洁身自好，家里清贫程度还甚于自己。刘斐则不然，不仅娶了三房妻妾，连大烟都抽。白崇禧评价刘：“他言论是左的，享受是右的，他不满现状，但自己生活不严整，吃、喝、嫖、赌、唱戏无一不来，油得不得了”。
随后，刘斐从南京回到了长沙。如他回忆所说：“这年秋天，真可谓是多事之秋。白崇禧逼蒋介石下野；蒋介石声明求和，继又声明下野；毛泽东发表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李宗仁代理总统并声明接受‘八条’进行谈判。”刘斐认为，蒋介石政权失败已成定局，只有与共产党真正地讲和，才是它的唯一出路，也只有讲“和”，国家才能实现和平统一，由此他坚定了主和反蒋的思想。
在湖南，时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的程潜这时处境维艰。刘斐到湖南后，便与程潜频繁接触，经常交谈。刘斐知道，程潜对蒋介石历来不满，但是。虽想反蒋却苦于手中没有“本钱”。程潜与李宗仁、白崇禧有前嫌，又不敢靠拢桂系。于是刘斐为程潜出谋划策，说：现在国内和平空气很浓，全国人民都反对内战，主张和平，李宗仁既然主和，蒋又下野，所以应同李、白一道来主和，争取熄灭内战才好。湖南的情况虽然复杂，但只要同李、白关系搞好，就有办法使湖南内部稳定。并提出替程潜疏通与李、白的关系。在他的提议和帮助下，程潜通过白崇禧，把唐星调回湖南任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成为协助程潜走和平道路的重要人物。
此时，白崇禧接二连三打电话要刘斐去汉口。1月17日，刘斐如约到汉，和白崇禧一起讨论如何应付时局寻找出路。白崇禧想把湖北、湖南和广西联成一片，但担心程潜不予合作，便想让刘斐任湖南省主席，而让程潜去广州任考试院长。刘斐坚决推辞，并趁机向白进言，说程潜有意与桂系联合主和反蒋，只是因为缺乏本钱才消极的，建议白将陈明仁的部队调到湖南去，归程指挥。这样，陈明仁率国民党军第1兵团回到湖南，为尔后湖南得以和平解放创造了重要的前提。
李宗仁在代理总统后多次打电话要刘斐速去南京，担任总统府参军长，遭到刘的拒绝。3月初，刘斐经白崇禧安排飞抵南京，时值组建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李宗仁多次约见刘斐，请他参加和谈代表团，并代表其向中共提出一些政治要求。刘斐同意参加代表团，但他当面向李表示不同意依靠美国政府作为和平攻势的资本。
4月1日，刘斐随“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和张治中将军等一道乘“天王”号专机由南京飞抵北平，受到中共代表团有关人员的热情接待。4月2日起，刘斐参加了为时半个月的谈判。其间，他和黄绍竑受到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询问了他们到北平后的生活情况，与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毛泽东问刘斐是否同意《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刘斐对此谈了一些看法，并提出自己的意见，为毛泽东所接受。与毛泽东的一席交谈，更坚定了刘斐选择新道路的决心。
经国共双方代表共同努力，终于达成《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4月16日由黄绍竑和屈武携协定飞往南京，希望李宗仁履行签字的诺言。为了争取和谈成功，黄、屈临行前，刘斐要黄到南京务必做好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三位桂系首领的工作，希望他们面对现实，认清局势，同意和平协定，以同共产党合作，共同建设国家。然而，南京政府拒绝在协定上签字，还电召留北平代表返回南京。刘斐极为愤慨，他和代表们决心不回南京，全体留北平，并全体签名复信何应钦，表明态度。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结束。为了尽最后的努力争取李宗仁、白崇禧，刘斐由北平去香港后，不顾个人安危，于6月初秘密飞抵广州，同李、白长谈，苦口婆心规劝他们起义，同共产党合作，但未能奏效。刘斐最后进言忠告：“你们如果失败了，千万不要再到台湾去呀！”李宗仁点头应允，白崇禧默不作声，一天一夜的谈话就这样结束。次日，刘斐回到香港，一方面保持与程潜的联系，为湖南的和平解放尽力，另一方面继续与黄绍竑等一些在港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军政要员策划起义事宜，他被推为总召集人之一。8月13日，他联合44位国民党知名人士，签名发表了《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宣布起义，同国民党政府公开决裂。8月下旬，刘斐应邀北上，到北平出席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同各界代表共商国是。从此，开始了他新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刘斐历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部长，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三、四届常务委员，第五届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副主席等职。
刘斐于1950年春到武汉就任中南水利部部长。供职之前，毛泽东主席几次与他谈话，对他以后工作、学习和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完成周恩来总理所交的重要任务：制定华中区水利工程建设详细规划，他还直接参与了荆江分洪工程的领导工作，取得工程的巨大胜利。
1954年夏，中南行政委员会撤销，中央将他调回北京。回京后，刘斐专心致力于祖国的统一大业。他通过新闻媒体发表谈话，撰写文章，敦促台湾国民党当局不要忘记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应当顺乎历史潮流和人民的意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尽早举行两党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共竟统一祖国、振兴中华之伟业。并对去台人员谈形势、讲政策，号召他们认清前途，促使他们为祖国的和平统一贡献力量。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他心情振奋，在接受新华社记者访问时说：“1949年，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致使祖国今日仍未实现统一。回首往事，令人痛心！今天，国际、国内的形势都很好。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面前。我想，在台湾的故旧、友好也不无感慨吧！30年来，我对共产党、毛主席关于爱国一家，不念旧恶，一切向前看的政策体会颇深。每一个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谁不愿意看到祖国的统一呢？祖国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当年，我是代表国民党到北京来和谈的，而今，如果身体允许、台北欢迎，我这八十老人真想再飞往台北，会会故旧，共商祖国统一的大业哩！”寥寥数语，其盼望祖国早日和平统一的殷殷之情和相信祖国必定能够统一的坚定信念表露无遗。他还撰写《学习孙中山为祖国统一奋斗到底的精神》一文，一再奉劝台湾当局“早下决心”，通过“对等谈判”，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
1983年4月8日，刘斐因病在北京逝世，他在弥留之际还语重心长地奉劝台湾当局，“应当以民族大义为重，尽早实现和谈，完成全国统一，争取在我们这代人还健在的时候，大家欢聚一堂，共庆祖国的完全统一。”
刘斐的一生，是为捍卫祖国独立，并为祖国统一而奋斗的一生。屈武说：“他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每一次人民争取解放之重要历史时刻，都表现了他忠于祖国的有远见卓识的英雄胆略。”“其高瞻远瞩，临事决断，都说明他是一位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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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再次对共产党发动全面进攻。为此，蒋介石于1946年5月宣布改组军事机构，裁撤原军事委员会军令部，而于行政院下设立国防部，任白崇禧为国防部部长，陈诚为参谋总长，刘斐为参谋次长。由于战事的不利，国民党内部矛盾集中爆发，在47年秋，陈谢兵团强渡黄河，挺进豫西。连克30余座城镇，前锋直逼潼关，西安震动。时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制订了从陕北抽调整1军赴豫，留整29军拖住西野的方案，但如此一来，陕北国军力量大减。陕北在第二次榆林战役后，已经打成了势均力敌。尽管国军连遭败绩，不过确已将西北野战军逼到了安塞周围很小的范围内，而这个沟壑纵横的地区又是陕北最贫瘠的地方，西野大军已经到了吃了这顿没下顿的窘况。相反国军占据洛川-延安一线，正在积极补充兵员囤积物资，欲在冬季给西野以重击，可就在此时，国防部要调一师，三十六师和三十八师调往豫西，这无疑是釜底抽薪。
在战略目标层面看，国军以占地为先，共军以歼灭有生力量为先。因此，从这一层面看，国军是未打先败。蒋也想歼灭共军主力，攻延安就是一招。他以为攻共军首府，必招致共军主力决战。不料，共军是土八路，不在乎一城一池之得失，竟以极少量部队留守，主力悉数转至外线，与蒋氏争夺天下。到刘案提出前，蒋已认识到策略不当。刘案提出后，立即为蒋采纳。胡宗南以为不妥，派参谋长盛文专程去南京请命，两人为抽调第一军展开唇枪舌剑，
刘斐骂了:“你来干什么”?盛:”我来讨论这个作战计划”.
刘:”你们一次不肯调,两次不肯调,三次仍不肯调,这是什么意思?你们老是违法抗命”!
盛:”刘次长,大家心平气和来谈好不好…”.
刘:”你们西北最难搞,胡宗南是天之骄子,你是湖南骡子,你们两个怪物搞在一起,硬是你们的头难剃”.
盛:”我们还是心平气和来谈吧,目前我们陕北正部署第二次清剿,只要再给我们两三个月的时间,我保证毛泽东可以逮捕.一旦把陕北残敌肃清了,我们可以全力调兵支持,那时假如陈毅不送上来,我们也可以找他.现在这时候你一定要抽调,那么陕北剿匪将功亏一篑.而且,部队是一个月到豫东,也没有力量作战了.何况一个月后敌人也不会在那个地方,陈毅会一个月不动等我们去吗”?……
盛:”刘次长,我觉得你有点纸上谈兵.你这是十万之一的图是吗?我划一下从陕北到豫东只要20秒,我们要走一个月….”.
刘:”你们这种作风,中央三令五申,仍然按兵不动.如果部队都像你们这样,连兵都调你们不动,那中央还成其为中央?我们什么都不必做了”.
盛:”今天我们负这个责任,对你不妥当的地方,我有责任贡献意见,你说各战区都像我们部队一样,中央就不成其中央,但各战区没有我们这种特殊情况呀.你过去调我们的部队,我们也没有调不动的.这次只因陕北情况特殊,我们只求缓调,你这种计画完全在为毛泽东做计画,在帮他忙,为他解围”.
刘:”你完全是军阀作风”.
盛:”你形同匪谍”!
蒋主席亲自向盛文解释了豫东作战的重要性,叫他一定通知胡宗南马上调兵.结果盛文电话通知,主席要调但他盛某人继续主张不调,又到国防部与罗泽闿,侯腾发顿脾气.所以,2月2日,盛文再度被召见.主席:”你打了电话没有”?
盛:”没打”.
主席:”为什么不打呢”?
盛:”我认为这个计画不妥当”.于是,蒋主席要他2月3日到官邸开会.在会议上刘斐滔滔而谈,完全得到蒋主席信赖.蒋主席向盛文讲:”西安丢了我负责,到处顾虑不是军略家.没问题,我负责”.盛文无话可说,傻在那里.散会后蒋主席走到门口,盛文突然一擂桌子:”混蛋”!换成蒋主席傻在门口.接着盛文开始指着刘斐鼻子开骂,混蛋之声不绝.顾祝同总长忙走过来”不要,不要”.蒋主席看了一阵子走了.盛文骂的开心没理睬。
终於还是无可奈何地把裴昌会的主力从陜北往东调去。盛文在辩论失败后也说：”他（刘斐）是桂系出来的，而且看不起旁人，旁若无人。他的任何计画以及所说的话都牢牢记住，没有人敢和他抗辩，倨傲到这种程度，其气燄之盛，实非今日总长的权力可比，那是想像不到的。我们不能否认他有才气，所以能博得蒋先生的赏识，当然有他的长处”。后来盛文到台湾以后还编造了一段毛泽东说刘斐功劳很大的话，可惜一点根据都找不到。
后来彭德怀发动宜瓦战役，刘戡乱兵团覆灭，裴昌会兵团又调回西北战场后，西北战场的局势固然是稳定了下来(西府战役还占了解放军一些便宜)，但中原战场上立刻就丢了洛阳。此时国民党军的处境确实可以用捉襟见肘来形容之。豫东战役时，郭汝槐私下讽刺刘斐看不清形势，笔下动一动便送掉了一个区寿年兵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解放区在不断扩大，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失败了。此时，刘斐坚信，国民党政府快要完蛋了，他越发坚定辞意，在3年中先后8次辞职，终于1948年秋获得批准，被免去参谋次长的职务，只挂一个最高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的空衔。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有人说刘斐是共产党，证据是新六军军长的罗友伦口述回忆文章称，到台湾后他曾经问郑介民是否晓得刘斐是共产党，郑介民说：“我怎么不晓得！我在当国防部第二厅副厅长(这是军统三巨头之一，专门负责军事情报的）时，厅长杨宣诚（海军出身）就告诉我说，‘刘为章是共产党，在日本念陆军大学时加入的，与陈毅、邓小平同一个时期（这个真是天大的笑话了）。老郑，你是蒋委员长的学生，说话比较方便，你应该向委员长报告’。我想，要报告，也应该由厅长去报告；我又没有证据，空口报告，岂不是会挨一顿臭骂嘛！所以，我们俩谁也没有去向蒋委员长报告这件事。”郑介民又说：“到大陆沦陷，国防部搬到广州，再迁香港，后来就分手了。在香港时，国防部的人都住在同一幢旅馆里，刘斐就住在我楼上。有一天深夜，刘斐跑来叫醒我，说：‘老郑，你不要到台湾去了，国民党没希望了。我老实告诉你，我是共产党，你跟我回大陆去，包你有前途。’我这才恍然大悟，确切证实他是共产党。”
中共从未承认刘斐是秘密党员，直至他的追悼会，邓率领导人都来告别，主持人乌兰夫仍称其为非党人士。俞大维便是以此为依据不认为刘斐系“共谍”的。国民党要员不认为刘是打入其内部的“共谍”的还有白崇禧，白的理由是刘斐在建国之初还从北京辗转天津到了香港，若是“共谍”他就没必要那时还逃港。杜聿明怀疑郭汝瑰是“共谍”的一个依据，是看见郭不但洁身自好，家里清贫程度还甚于自己。刘斐则不然，不仅娶了三房妻妾，连大烟都抽。白崇禧评价刘：“他言论是左的，享受是右的，他不满现状，但自己生活不严整，吃、喝、嫖、赌、唱戏无一不来，油得不得了”。
随后，刘斐从南京回到了长沙。如他回忆所说：“这年秋天，真可谓是多事之秋。白崇禧逼蒋介石下野；蒋介石声明求和，继又声明下野；毛泽东发表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李宗仁代理总统并声明接受‘八条’进行谈判。”刘斐认为，蒋介石政权失败已成定局，只有与共产党真正地讲和，才是它的唯一出路，也只有讲“和”，国家才能实现和平统一，由此他坚定了主和反蒋的思想。
在湖南，时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的程潜这时处境维艰。刘斐到湖南后，便与程潜频繁接触，经常交谈。刘斐知道，程潜对蒋介石历来不满，但是。虽想反蒋却苦于手中没有“本钱”。程潜与李宗仁、白崇禧有前嫌，又不敢靠拢桂系。于是刘斐为程潜出谋划策，说：现在国内和平空气很浓，全国人民都反对内战，主张和平，李宗仁既然主和，蒋又下野，所以应同李、白一道来主和，争取熄灭内战才好。湖南的情况虽然复杂，但只要同李、白关系搞好，就有办法使湖南内部稳定。并提出替程潜疏通与李、白的关系。在他的提议和帮助下，程潜通过白崇禧，把唐星调回湖南任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成为协助程潜走和平道路的重要人物。
此时，白崇禧接二连三打电话要刘斐去汉口。1月17日，刘斐如约到汉，和白崇禧一起讨论如何应付时局寻找出路。白崇禧想把湖北、湖南和广西联成一片，但担心程潜不予合作，便想让刘斐任湖南省主席，而让程潜去广州任考试院长。刘斐坚决推辞，并趁机向白进言，说程潜有意与桂系联合主和反蒋，只是因为缺乏本钱才消极的，建议白将陈明仁的部队调到湖南去，归程指挥。这样，陈明仁率国民党军第1兵团回到湖南，为尔后湖南得以和平解放创造了重要的前提。
李宗仁在代理总统后多次打电话要刘斐速去南京，担任总统府参军长，遭到刘的拒绝。3月初，刘斐经白崇禧安排飞抵南京，时值组建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李宗仁多次约见刘斐，请他参加和谈代表团，并代表其向中共提出一些政治要求。刘斐同意参加代表团，但他当面向李表示不同意依靠美国政府作为和平攻势的资本。
4月1日，刘斐随“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和张治中将军等一道乘“天王”号专机由南京飞抵北平，受到中共代表团有关人员的热情接待。4月2日起，刘斐参加了为时半个月的谈判。其间，他和黄绍竑受到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询问了他们到北平后的生活情况，与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毛泽东问刘斐是否同意《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刘斐对此谈了一些看法，并提出自己的意见，为毛泽东所接受。与毛泽东的一席交谈，更坚定了刘斐选择新道路的决心。
经国共双方代表共同努力，终于达成《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4月16日由黄绍竑和屈武携协定飞往南京，希望李宗仁履行签字的诺言。为了争取和谈成功，黄、屈临行前，刘斐要黄到南京务必做好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三位桂系首领的工作，希望他们面对现实，认清局势，同意和平协定，以同共产党合作，共同建设国家。然而，南京政府拒绝在协定上签字，还电召留北平代表返回南京。刘斐极为愤慨，他和代表们决心不回南京，全体留北平，并全体签名复信何应钦，表明态度。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结束。为了尽最后的努力争取李宗仁、白崇禧，刘斐由北平去香港后，不顾个人安危，于6月初秘密飞抵广州，同李、白长谈，苦口婆心规劝他们起义，同共产党合作，但未能奏效。刘斐最后进言忠告：“你们如果失败了，千万不要再到台湾去呀！”李宗仁点头应允，白崇禧默不作声，一天一夜的谈话就这样结束。次日，刘斐回到香港，一方面保持与程潜的联系，为湖南的和平解放尽力，另一方面继续与黄绍竑等一些在港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军政要员策划起义事宜，他被推为总召集人之一。8月13日，他联合44位国民党知名人士，签名发表了《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宣布起义，同国民党政府公开决裂。8月下旬，刘斐应邀北上，到北平出席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同各界代表共商国是。从此，开始了他新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刘斐历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部长，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三、四届常务委员，第五届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副主席等职。
刘斐于1950年春到武汉就任中南水利部部长。供职之前，毛泽东主席几次与他谈话，对他以后工作、学习和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完成周恩来总理所交的重要任务：制定华中区水利工程建设详细规划，他还直接参与了荆江分洪工程的领导工作，取得工程的巨大胜利。
1954年夏，中南行政委员会撤销，中央将他调回北京。回京后，刘斐专心致力于祖国的统一大业。他通过新闻媒体发表谈话，撰写文章，敦促台湾国民党当局不要忘记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应当顺乎历史潮流和人民的意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尽早举行两党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共竟统一祖国、振兴中华之伟业。并对去台人员谈形势、讲政策，号召他们认清前途，促使他们为祖国的和平统一贡献力量。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他心情振奋，在接受新华社记者访问时说：“1949年，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致使祖国今日仍未实现统一。回首往事，令人痛心！今天，国际、国内的形势都很好。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面前。我想，在台湾的故旧、友好也不无感慨吧！30年来，我对共产党、毛主席关于爱国一家，不念旧恶，一切向前看的政策体会颇深。每一个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谁不愿意看到祖国的统一呢？祖国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当年，我是代表国民党到北京来和谈的，而今，如果身体允许、台北欢迎，我这八十老人真想再飞往台北，会会故旧，共商祖国统一的大业哩！”寥寥数语，其盼望祖国早日和平统一的殷殷之情和相信祖国必定能够统一的坚定信念表露无遗。他还撰写《学习孙中山为祖国统一奋斗到底的精神》一文，一再奉劝台湾当局“早下决心”，通过“对等谈判”，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
1983年4月8日，刘斐因病在北京逝世，他在弥留之际还语重心长地奉劝台湾当局，“应当以民族大义为重，尽早实现和谈，完成全国统一，争取在我们这代人还健在的时候，大家欢聚一堂，共庆祖国的完全统一。”
刘斐的一生，是为捍卫祖国独立，并为祖国统一而奋斗的一生。屈武说：“他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每一次人民争取解放之重要历史时刻，都表现了他忠于祖国的有远见卓识的英雄胆略。”“其高瞻远瞩，临事决断，都说明他是一位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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