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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滇黔三省护国联军副总司令刘显世(中)

刘显世智虑短浅,处事迟怠,平时怠于职务,喜欢看小说、为人写点字、打麻将、打纸牌。然而野心大,想“问鼎中原”,善于用人和抓兵权。掌握贵州军权后,在政治上依靠熊范舆、何麟书、张协陆等宪政党人、耆老和清朝残余官僚,建立了所谓“元老派”;在各机关大量安置乡党子弟,亲信随从,架空了戴戡的巡按使;在军事上,他按照办团练的办法,大量提拔亲信和兴义带去的“老一团”的官兵,收买军人,大肆招揽保定生,罗致贵州的日本留学生,建立了"兴义系"军阀组织;他再建陆军,编练六个团,第一团(即"老一团")团长王文华,第二团团长彭文治,第三团团长吴传声,第四团团长张云汉,第五团团长熊其勋,第六团团长和继圣。人才不足,则请唐继尧拣拨云南讲武学校毕业生来黔补充。以后,刘又接受王文华的建议,把一批日本留学回国的士官生如何应钦、朱绍良、谷正伦、张春圃、李毓华、王纯祖等充实贵州讲武学枝,举办模范营,训练军官,培植黔军新生力量。

明争暗斗

戴戡和刘显世争权夺利的明争暗斗中,在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军阀割据时期,戴的小打小闹、小动作,同刘相比,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最后被刘逼出贵州。

戴戡与刘显世不合,正符合袁世凯的心意。袁早想把贵州抓在手里,只是腾不出手来。当袁解决好川、湘人事后,便图谋贵州。他先委亲信龙建章为黔中道尹,密令相机行事。袁见黔军实力雄厚,不敢造次。召戴戡进京,稳住刘显世,改委龙建章代理贵州巡按使,美其名曰“调解戴、刘矛盾”。龙建章任巡按使后,借职权大肆扩张兵力,封官许愿,委陈官韶为政务厅长,派李焕廷到粤请接济枪弹,拟俟力量充足,再设法除去刘显世,完成袁世凯所赋予的使命。龙的如意算盘未能得逞,因护国运动兴起而告破产。

1915年十一月,袁世凯称帝,花了四十二万元做了一身龙袍,用钻石明珠作了一顶平天冠,花二十来万元招选宫女一百二十人,要十四以上、二十五岁以下......。袁世凯的荒淫无耻,遭到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当时全国各地掀起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约》、抵制日货运动;袁世凯称帝,更激怒了全国人民,加速了袁的覆灭。孙中山发表《讨袁檄文》,号召“戮此民贼,以拯吾民”。十二月二十五日,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举起了讨袁护国大旗,通电全国。

讨袁护国前,刘显世对袁世凯是不满的。龙建章任巡按使在贵州的所作所为,刘显世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但在袁的权势下,刘敢怒不敢言。另外,刘显世将黔军将校报陆军部审批,和继圣、张云汉是巡防旧将;彭文治、吴传声、熊其勋是随唐继尧来黔的军人,过去有军职;而王文华系一个师范毕业生,陆军部认为不合格,不同意,所以黔军将校官衔一个也没有批下来。

当时,看军官不是看才能,而是看牌子,看毕业的学校,尽管刘显世为王文华力争,一再说明王的才德,仍不批复,往返多次,刘伤透脑筋。这时,帝制运动兴起,熊范舆向刘显世献策:“投其所好,迎合袁世凯。”龙建章说:“袁总统既有称帝的愿望,我们就拿个皇帝给他做罢。”在这些人的策划下,盗用贵州人民的名义,向袁世凯上书,发表“国民推戴书”,宣称民主共和国体不适合中国国情,请袁世凯晋位中华帝国大皇帝。争姘献媚,得到袁世凯的赞赏。于12月21日,即讨袁护国的前四天,袁世凯封刘显世为一等子爵。将校的任命也批下来了,王文华、彭文治、吴传声、熊其勋、张云汉、和继圣、胡锦棠、唐尔昆为陆军步兵上校,其余的也授了官衔。任命下来后,黔军内部分为两派,有的拥袁,有的反袁,有的受命,有的不受命。

刘显世、龙建章写了奏折,卑躬屈膝地向袁世凯争宠。事隔四天,云南举义,组织讨袁护国军,要求贵州响应。刘显世在这样情况下,首鼠两端,犹豫不决。刘出于自保,认为袁世凯势力强大,控制全国各省,不会垮台;贵州与云南近在咫尺,又怕滇攻击,如不响应义举,新建黔军不是滇军对手,必然被滇军消灭。他既贪恋袁所封赐的子孙万世爵位,无意反袁;又感到过去屡得蔡的庇护,不能恩将仇报。故一面电告袁世凯,服从中央,准备出兵云南,牵制蔡锷,只是粮械两缺,一时不能行动,请求接济;一面告诉蔡锷说,贵州贫穷,军队素质差,正在整顿所部,相机援应大军。刘的两面派嘴脸,蒙骗了袁世凯。袁由中国银行汇现款大洋二十万元,这笔款和刘在贵州财政厅提取的十万,共三十万大洋,由蔡岳拿到上海,以备今后刘家发生不测之用。

讨袁护国

贵州一部分乡绅、宪政党人、耆老是拥护帝制的,他们假省农、工、绅、商各界名义,一面电请袁世凯对滇用兵路线不要通过贵州,一面推出严仲林、郎云程、寇子春为代表,兼程赴滇劝滇军入黔。刘显世的从兄刘显潜那时任黔西道尹通款北廷,请兵讨贼。贵州巡按使龙建章听到讨袁风声逃离贵州后,袁任命刘显潜为贵州巡按使,封一等男爵,开府兴义。他在水城海龙屯(与云南宣威邻界)大举筑路,大肆募兵,增兵四路,意在阻止滇军,反对护国运动。刘显世的亲弟显治系他的驻京代表,日本留学时参加改良派,积极主张拥袁,当看到讨袁电文,吓得全身发抖,手拿电文如筛糠一样,说不出话来。

贵州军政各界有不少主张讨袁护国的志土,在袁世凯筹备当皇帝时,贵阳私立达德学校接到筹安会送来的启事,复电反对袁世凯当皇帝,列名的有校长聂正邦,教员黄齐生、凌云等二十四人,实为贵州讨袁的先声。

贵州宪政党人戴戡、任可澄、张彭年、张协陆等积极赞助讨袁。特别是军队内在王文华的运动下,讨袁护国情绪高涨。王利用模范营的方便,将黔军的军官召集到省,讲清时局,说明讨袁护国意义,大家情绪高昂。团长吴传声对士兵说:"现在是我们报国的大好机会,我与大家一起,宁死疆场,决不苟且偷生,让国贼逍遥自在。"说时态度诚恳,人人感动,准备杀贼立功。

王文华见舅父刘显世犹豫,针对刘的性格特征,采取软硬兼施,逼刘讨袁。王对刘发誓,大意是:“你可急电袁世凯,派王文华率兵抵御滇军,待我率部向东路出发后,你又电袁说,王文华率兵叛变。将来事成,归功于你,事败,灭我王家一族。”王健安有这样一段回忆:

电轮(王文华)云:“目前袁贼妄想称帝,推翻共和,这是国贼,决难容忍。云南业已出兵讨袁,贵州亦不例外,如有反对出兵讨贼的,便是国贼走狗,(取出手枪掷在桌上)就是我们的敌人,就以此(指手枪)对付”。

蔡锷密函刘显世,慷慨其词,陈述大义及利弊关系,王伯群等也力陈起义的好处。刘见贵州军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言必称讨贼,他深切地感到众怒难犯,在内外压力下,于是主张讨袁护国。讨袁护国前,刘一面派戴戡去云南向蔡锷汇报,一面布置出兵;为防止袁世凯军队乘贵州出兵后由广西侵入,命张彭年到兴义说服刘显潜,命其招募一团兵力防守黔桂边界。

1916年1月26日,在省议会旧址召开群众大会,宣布袁世凯的叛国罪行,群情愤激,一致要求宣布独立,出兵北伐,生擒袁氏逆贼,明正典型。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刘显世为贵州都督,通电全国,出兵响应云南护国运动。同时张贴了刘显世、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等联名发出的檄文,从而奠定了西南的护国大业。檄文的大致内容是:“本都督不忍四方豪俊无数头颅心血铸造之邦,沦于奸人之手……袁氏纵二、三鹰犬,伪造民意,帝制自为,中外同羞,天人共愤……,顺逆既分,胜负可决……,联合各省义师,共诛独夫,巩固民国”。

贵州宣布独立,贵阳沸腾,全城铺户和居民用红纸大书“巩固共和”四个大字贴在门上,遍悬五色国旗,人民欢声雷动,显示出群众的真正意向。熊范舆、刘显治等反对派,因慑于群众的压力,不敢再公开坦露拥袁的言行,却暗地作了讨袁失败的个人打算。

讨袁护国时,贵州的兵力有六个团和一个警卫营。经刘显世、王文华、熊其勋等商议:认为省内安静,一个警卫营的兵力负责全省治安尽管有些单薄,但还可以对付;便把六个团的兵,全部用于讨袁护国运动,听从蔡锷、李烈钧的安排。

贵州独立后,云南、贵州合组护国军三个军:第一军军长蔡锷,第二军军长李烈钧,第三军军长唐继尧;蔡、李各率所属部队讨袁,唐留守云南。护国军分左右两翼出发:蔡部入川,兼图两湖;李部入桂,图粤、赣、闽。黔军分两路参加:北路司令戴戡,率黔军五、六团由遵义、松坎向川东、重庆方向进军;东路司令王文华,率黔军一、二、三团由贵州、镇远入湘。

袁世凯派北洋军行营总司令曹琨指挥北洋军和四川、湖南两省军队与护国第一军作战;派粤军龙觐光部侵滇,与护国第二军作战。护国军出师有名,士气旺盛,捷报频传。二月三日,入湘黔军与北洋军马继增师、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部作战,连克晃县、小关、大关、吴公关、洪江等;二月十日,入川黔军与北洋军第三师吴佩孚部激战于松坎,吴败逃,黔军乘胜追击,兵逼重庆;二月十六日,入湘黔军乘胜攻克麻阳、黔阳、会同、浦市等地;入湘黔军相继攻克江安、南川、綦江等地。黔军神速勇猛,使川、湘军和北洋军不敢正视。然滇黔军共三万人左右,袁军十多万,战幕拉开,滇黔军开始节节获胜,以后袁军反扑,战斗出现对峙不下的局面。

李烈钧部与龙觐光在桂滇边界激战,桂军兵变,护国军挺进百色,广西宣布独立。全国讨袁风暴不断扩大,广东、陕西、浙江、四川、湖南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无法维持其统治,于一九一六年六月在绝望中死去,讨袁护国宣告胜利。胜利后,黔军整训成为正式陆军;刘显世旋任贵州督军兼省长、陆军中将衔。入湘黔军七月回黔,入川黔军和司令戴戡留川。这时,刘显世在贵州的统治更加巩固了。

护国之役后,刘显世集团明显地分成两大派:熊范舆、何鳞书、郭重光为首的、刘显世依靠的政治支柱为一派,叫“元老派”;以王文华、王伯群等为首的、刘显世依靠的军事力量为一派,叫“少壮派”。两派从辛亥后滇军入黔时起,就意见不合:少壮派对屠杀自治党人不满,对元老派把持政权有意见,但对王的舅爷无可奈何,认为刘对"元老派"凡事优容和迁就,今后必自食其果;元老派认为少壮派无识无知,夜郎自大,处事专横,久有除掉他们的心意,也碍着刘显世,没有撕破脸。

扩国之役,双方矛盾激化。元老派护袁,少壮派讨袁,刘显世采取两面利用的方法缓和了矛盾。护国胜利后,元老派抓住少壮派得胜后的自豪,大作文章,说少壮派翘尾巴,要篡权等,请刘不要姑息养奸,唆使刘夺王的兵权。刘显世觉得王文华的权力太大,以元老派的请求为名,在扩编东路军成师时,命令刘显潜为师长,想削弱王的兵权;少壮派则鼓动入湘的黔军将校反对,电告刘显世,大意是功高的不赏,通敌的提升,真是侮辱黔军,表示不服从命令。

刘显世无法,只好命王文华为黔军第一师师长。经此反复,少壮派更恨元老派。刘显世在黔军军官中的威信也下跌,外侄母舅之争同时公开化。王文华常对人说:“刘、王两家本有世仇,统老(刘官礼)以女侍王家,目的是为调和两姓的矛盾。"当时,封建礼教浓厚,王不这样造舆论而反对亲舅,是为不孝、不得人心的。刘家以刘显治表现最突出,他一提到王便破口大骂。若不是护法运动兴起,两派矛盾得以延缓,否则王的"清君侧"计划一定会提前进行。

护法运动

1917年春初,英国派驻汉口领事窦尔慈来贵州会勘禁烟,刘显世派沈仲勘、陈昭令、陈时济为禁烟专员,委王恩锡为招待员,陪窦尔慈查勘。

英国禁烟会勘专使到来前夕,刘显世实行紧急动员,督令各县区保夜以继日铲除烟苗,临时规定各县各地不分畛域,互相抽查。如在他人土地中取出烟苗来报的,引往查实,每株给报信者钱一千文(即银币一元)。一面以金银、白狼皮和省内土特产馈赠英国专员窦尔慈,进行贿赂。窦由武汉经四川重庆到松坎,取道安顺、兴义而后进入云南。窦在贵州勘查后说:"确无根株"。"过去这些地方烟锅陈列,烟雾迷人,今天到来,不再嗅到烟气了。"作出贵州烟毒根除、没有违约的结论。实际这次勘查,并没有认真执行,仅顺路看看而已,大烟并没有禁绝。因为烟税是刘显世维持其统治的主要经济支柱。在取得"禁绝"的合法名义后,刘显世借王文华提出的筹饷方案为名,于一九一八年又开放烟禁,就使烟毒蔓延全省。

1917年,刘显世扩编黔军后,为了军队的需要,强将私营”贵阳皮革有限公司"改为军用制革厂,并将一九一二年唐继尧投资十万银元建立的"元纪制革公司"改成"江军制革厂“。同年,为了解决贵阳的照明问题,在上海购买美国制造的75千瓦透平发电机两座及锅炉和设备,投资八万银元。1917年四月,段祺瑞召开各省督军会议,不能出席的督军派代表参加。刘显世派王文华、刘显治为代表参加会议。段祺瑞受刘显治挑唆,不允许王文华出席,虽经刘显世调停:指定刘显治为政治代表,王文华为军事代表,仍不得出席。王愤而邀游京、沪,在上海晋见孙中山先生,参加了国民党,就有了新的转变。

段祺瑞掌握的北京政府,非法解散国会,拒绝恢复约法。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七日孙中山先生率海军南下广州,揭起护法运动的旗帜,通电全国。刘显世接到孙中山先生的通电,复电拥护。王文华在上海接受孙小山先生的指令,回贵州布置黔军,预防北军侵入黔境,贵州积极准备护法。

孙中山在广州组织非常国会,成立南方政府,孙为大元帅,推唐继尧与陆荣廷为元帅,唐不就职,自称滇、黔、川、陕、豫、鄂六省联军总司令,称刘显世为副总司令,想开创一个唐家王朝,孙中山先生曲意姑息唐继尧,以其不就职,又特委为川、滇、黔三省靖国军总司令,委刘显世为副司令。孙中山先生是想把靖国军拉到护法的旗帜下,维护南方政府。

刘显世对护法义举另有打算,乘护法号召而命掌握陆军兵权的王文华出征,陆军胜,功归于己;陆军败,过归于王。同时,又命其堂兄刘显潜为贵州游击总司令,建立新军,与陆军对峙,另树刘家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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