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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滇黔三省护国联军副总司令刘显世（中）
刘显世智虑短浅，处事迟怠，平时怠于职务，喜欢看小说、为人写点字、打麻将、打纸牌。然而野心大，想“问鼎中原”，善于用人和抓兵权。掌握贵州军权后，在政治上依靠熊范舆、何麟书、张协陆等宪政党人、耆老和清朝残余官僚，建立了所谓“元老派”；在各机关大量安置乡党子弟，亲信随从，架空了戴戡的巡按使；在军事上，他按照办团练的办法，大量提拔亲信和兴义带去的“老一团”的官兵，收买军人，大肆招揽保定生，罗致贵州的日本留学生，建立了"兴义系"军阀组织；他再建陆军，编练六个团，第一团（即"老一团"）团长王文华，第二团团长彭文治，第三团团长吴传声，第四团团长张云汉，第五团团长熊其勋，第六团团长和继圣。人才不足，则请唐继尧拣拨云南讲武学校毕业生来黔补充。以后，刘又接受王文华的建议，把一批日本留学回国的士官生如何应钦、朱绍良、谷正伦、张春圃、李毓华、王纯祖等充实贵州讲武学枝，举办模范营，训练军官，培植黔军新生力量。
戴戡和刘显世争权夺利的明争暗斗中，在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军阀割据时期，戴的小打小闹、小动作，同刘相比，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最后被刘逼出贵州。
戴戡与刘显世不合，正符合袁世凯的心意。袁早想把贵州抓在手里，只是腾不出手来。当袁解决好川、湘人事后，便图谋贵州。他先委亲信龙建章为黔中道尹，密令相机行事。袁见黔军实力雄厚，不敢造次。召戴戡进京，稳住刘显世，改委龙建章代理贵州巡按使，美其名曰“调解戴、刘矛盾”。龙建章任巡按使后，借职权大肆扩张兵力，封官许愿，委陈官韶为政务厅长，派李焕廷到粤请接济枪弹，拟俟力量充足，再设法除去刘显世，完成袁世凯所赋予的使命。龙的如意算盘未能得逞，因护国运动兴起而告破产。
1915年十一月，袁世凯称帝，花了四十二万元做了一身龙袍，用钻石明珠作了一顶平天冠，花二十来万元招选宫女一百二十人，要十四以上、二十五岁以下......。袁世凯的荒淫无耻，遭到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当时全国各地掀起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约》、抵制日货运动；袁世凯称帝，更激怒了全国人民，加速了袁的覆灭。孙中山发表《讨袁檄文》，号召“戮此民贼，以拯吾民”。十二月二十五日，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举起了讨袁护国大旗，通电全国。
讨袁护国前，刘显世对袁世凯是不满的。龙建章任巡按使在贵州的所作所为，刘显世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但在袁的权势下，刘敢怒不敢言。另外，刘显世将黔军将校报陆军部审批，和继圣、张云汉是巡防旧将；彭文治、吴传声、熊其勋是随唐继尧来黔的军人，过去有军职；而王文华系一个师范毕业生，陆军部认为不合格，不同意，所以黔军将校官衔一个也没有批下来。
当时，看军官不是看才能，而是看牌子，看毕业的学校，尽管刘显世为王文华力争，一再说明王的才德，仍不批复，往返多次，刘伤透脑筋。这时，帝制运动兴起，熊范舆向刘显世献策：“投其所好，迎合袁世凯。”龙建章说：“袁总统既有称帝的愿望，我们就拿个皇帝给他做罢。”在这些人的策划下，盗用贵州人民的名义，向袁世凯上书，发表“国民推戴书”，宣称民主共和国体不适合中国国情，请袁世凯晋位中华帝国大皇帝。争姘献媚，得到袁世凯的赞赏。于12月21日，即讨袁护国的前四天，袁世凯封刘显世为一等子爵。将校的任命也批下来了，王文华、彭文治、吴传声、熊其勋、张云汉、和继圣、胡锦棠、唐尔昆为陆军步兵上校，其余的也授了官衔。任命下来后，黔军内部分为两派，有的拥袁，有的反袁，有的受命，有的不受命。
刘显世、龙建章写了奏折，卑躬屈膝地向袁世凯争宠。事隔四天，云南举义，组织讨袁护国军，要求贵州响应。刘显世在这样情况下，首鼠两端，犹豫不决。刘出于自保，认为袁世凯势力强大，控制全国各省，不会垮台；贵州与云南近在咫尺，又怕滇攻击，如不响应义举，新建黔军不是滇军对手，必然被滇军消灭。他既贪恋袁所封赐的子孙万世爵位，无意反袁；又感到过去屡得蔡的庇护，不能恩将仇报。故一面电告袁世凯，服从中央，准备出兵云南，牵制蔡锷，只是粮械两缺，一时不能行动，请求接济；一面告诉蔡锷说，贵州贫穷，军队素质差，正在整顿所部，相机援应大军。刘的两面派嘴脸，蒙骗了袁世凯。袁由中国银行汇现款大洋二十万元，这笔款和刘在贵州财政厅提取的十万，共三十万大洋，由蔡岳拿到上海，以备今后刘家发生不测之用。
贵州一部分乡绅、宪政党人、耆老是拥护帝制的，他们假省农、工、绅、商各界名义，一面电请袁世凯对滇用兵路线不要通过贵州，一面推出严仲林、郎云程、寇子春为代表，兼程赴滇劝滇军入黔。刘显世的从兄刘显潜那时任黔西道尹通款北廷，请兵讨贼。贵州巡按使龙建章听到讨袁风声逃离贵州后，袁任命刘显潜为贵州巡按使，封一等男爵，开府兴义。他在水城海龙屯（与云南宣威邻界）大举筑路，大肆募兵，增兵四路，意在阻止滇军，反对护国运动。刘显世的亲弟显治系他的驻京代表，日本留学时参加改良派，积极主张拥袁，当看到讨袁电文，吓得全身发抖，手拿电文如筛糠一样，说不出话来。
贵州军政各界有不少主张讨袁护国的志土，在袁世凯筹备当皇帝时，贵阳私立达德学校接到筹安会送来的启事，复电反对袁世凯当皇帝，列名的有校长聂正邦，教员黄齐生、凌云等二十四人，实为贵州讨袁的先声。
贵州宪政党人戴戡、任可澄、张彭年、张协陆等积极赞助讨袁。特别是军队内在王文华的运动下，讨袁护国情绪高涨。王利用模范营的方便，将黔军的军官召集到省，讲清时局，说明讨袁护国意义，大家情绪高昂。团长吴传声对士兵说："现在是我们报国的大好机会，我与大家一起，宁死疆场，决不苟且偷生，让国贼逍遥自在。"说时态度诚恳，人人感动，准备杀贼立功。
王文华见舅父刘显世犹豫，针对刘的性格特征，采取软硬兼施，逼刘讨袁。王对刘发誓，大意是：“你可急电袁世凯，派王文华率兵抵御滇军，待我率部向东路出发后，你又电袁说，王文华率兵叛变。将来事成，归功于你，事败，灭我王家一族。”王健安有这样一段回忆：
电轮（王文华）云：“目前袁贼妄想称帝，推翻共和，这是国贼，决难容忍。云南业已出兵讨袁，贵州亦不例外，如有反对出兵讨贼的，便是国贼走狗，（取出手枪掷在桌上）就是我们的敌人，就以此（指手枪）对付”。
蔡锷密函刘显世，慷慨其词，陈述大义及利弊关系，王伯群等也力陈起义的好处。刘见贵州军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言必称讨贼，他深切地感到众怒难犯，在内外压力下，于是主张讨袁护国。讨袁护国前，刘一面派戴戡去云南向蔡锷汇报，一面布置出兵；为防止袁世凯军队乘贵州出兵后由广西侵入，命张彭年到兴义说服刘显潜，命其招募一团兵力防守黔桂边界。
1916年1月26日，在省议会旧址召开群众大会，宣布袁世凯的叛国罪行，群情愤激，一致要求宣布独立，出兵北伐，生擒袁氏逆贼，明正典型。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刘显世为贵州都督，通电全国，出兵响应云南护国运动。同时张贴了刘显世、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等联名发出的檄文，从而奠定了西南的护国大业。檄文的大致内容是：“本都督不忍四方豪俊无数头颅心血铸造之邦，沦于奸人之手……袁氏纵二、三鹰犬，伪造民意，帝制自为，中外同羞，天人共愤……，顺逆既分，胜负可决……，联合各省义师，共诛独夫，巩固民国”。
贵州宣布独立，贵阳沸腾，全城铺户和居民用红纸大书“巩固共和”四个大字贴在门上，遍悬五色国旗，人民欢声雷动，显示出群众的真正意向。熊范舆、刘显治等反对派，因慑于群众的压力，不敢再公开坦露拥袁的言行，却暗地作了讨袁失败的个人打算。
讨袁护国时，贵州的兵力有六个团和一个警卫营。经刘显世、王文华、熊其勋等商议：认为省内安静，一个警卫营的兵力负责全省治安尽管有些单薄，但还可以对付；便把六个团的兵，全部用于讨袁护国运动，听从蔡锷、李烈钧的安排。
贵州独立后，云南、贵州合组护国军三个军：第一军军长蔡锷，第二军军长李烈钧，第三军军长唐继尧；蔡、李各率所属部队讨袁，唐留守云南。护国军分左右两翼出发：蔡部入川，兼图两湖；李部入桂，图粤、赣、闽。黔军分两路参加：北路司令戴戡，率黔军五、六团由遵义、松坎向川东、重庆方向进军；东路司令王文华，率黔军一、二、三团由贵州、镇远入湘。
袁世凯派北洋军行营总司令曹琨指挥北洋军和四川、湖南两省军队与护国第一军作战；派粤军龙觐光部侵滇，与护国第二军作战。护国军出师有名，士气旺盛，捷报频传。二月三日，入湘黔军与北洋军马继增师、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部作战，连克晃县、小关、大关、吴公关、洪江等；二月十日，入川黔军与北洋军第三师吴佩孚部激战于松坎，吴败逃，黔军乘胜追击，兵逼重庆；二月十六日，入湘黔军乘胜攻克麻阳、黔阳、会同、浦市等地；入湘黔军相继攻克江安、南川、綦江等地。黔军神速勇猛，使川、湘军和北洋军不敢正视。然滇黔军共三万人左右，袁军十多万，战幕拉开，滇黔军开始节节获胜，以后袁军反扑，战斗出现对峙不下的局面。
李烈钧部与龙觐光在桂滇边界激战，桂军兵变，护国军挺进百色，广西宣布独立。全国讨袁风暴不断扩大，广东、陕西、浙江、四川、湖南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无法维持其统治，于一九一六年六月在绝望中死去，讨袁护国宣告胜利。胜利后，黔军整训成为正式陆军；刘显世旋任贵州督军兼省长、陆军中将衔。入湘黔军七月回黔，入川黔军和司令戴戡留川。这时，刘显世在贵州的统治更加巩固了。
护国之役后，刘显世集团明显地分成两大派：熊范舆、何鳞书、郭重光为首的、刘显世依靠的政治支柱为一派，叫“元老派”；以王文华、王伯群等为首的、刘显世依靠的军事力量为一派，叫“少壮派”。两派从辛亥后滇军入黔时起，就意见不合：少壮派对屠杀自治党人不满，对元老派把持政权有意见，但对王的舅爷无可奈何，认为刘对"元老派"凡事优容和迁就，今后必自食其果；元老派认为少壮派无识无知，夜郎自大，处事专横，久有除掉他们的心意，也碍着刘显世，没有撕破脸。
扩国之役，双方矛盾激化。元老派护袁，少壮派讨袁，刘显世采取两面利用的方法缓和了矛盾。护国胜利后，元老派抓住少壮派得胜后的自豪，大作文章，说少壮派翘尾巴，要篡权等，请刘不要姑息养奸，唆使刘夺王的兵权。刘显世觉得王文华的权力太大，以元老派的请求为名，在扩编东路军成师时，命令刘显潜为师长，想削弱王的兵权；少壮派则鼓动入湘的黔军将校反对，电告刘显世，大意是功高的不赏，通敌的提升，真是侮辱黔军，表示不服从命令。
刘显世无法，只好命王文华为黔军第一师师长。经此反复，少壮派更恨元老派。刘显世在黔军军官中的威信也下跌，外侄母舅之争同时公开化。王文华常对人说：“刘、王两家本有世仇，统老（刘官礼）以女侍王家，目的是为调和两姓的矛盾。"当时，封建礼教浓厚，王不这样造舆论而反对亲舅，是为不孝、不得人心的。刘家以刘显治表现最突出，他一提到王便破口大骂。若不是护法运动兴起，两派矛盾得以延缓，否则王的"清君侧"计划一定会提前进行。
1917年春初，英国派驻汉口领事窦尔慈来贵州会勘禁烟，刘显世派沈仲勘、陈昭令、陈时济为禁烟专员，委王恩锡为招待员，陪窦尔慈查勘。
英国禁烟会勘专使到来前夕，刘显世实行紧急动员，督令各县区保夜以继日铲除烟苗，临时规定各县各地不分畛域，互相抽查。如在他人土地中取出烟苗来报的，引往查实，每株给报信者钱一千文（即银币一元）。一面以金银、白狼皮和省内土特产馈赠英国专员窦尔慈，进行贿赂。窦由武汉经四川重庆到松坎，取道安顺、兴义而后进入云南。窦在贵州勘查后说："确无根株"。"过去这些地方烟锅陈列，烟雾迷人，今天到来，不再嗅到烟气了。"作出贵州烟毒根除、没有违约的结论。实际这次勘查，并没有认真执行，仅顺路看看而已，大烟并没有禁绝。因为烟税是刘显世维持其统治的主要经济支柱。在取得"禁绝"的合法名义后，刘显世借王文华提出的筹饷方案为名，于一九一八年又开放烟禁，就使烟毒蔓延全省。
1917年，刘显世扩编黔军后，为了军队的需要，强将私营”贵阳皮革有限公司"改为军用制革厂，并将一九一二年唐继尧投资十万银元建立的"元纪制革公司"改成"江军制革厂“。同年，为了解决贵阳的照明问题，在上海购买美国制造的75千瓦透平发电机两座及锅炉和设备，投资八万银元。1917年四月，段祺瑞召开各省督军会议，不能出席的督军派代表参加。刘显世派王文华、刘显治为代表参加会议。段祺瑞受刘显治挑唆，不允许王文华出席，虽经刘显世调停：指定刘显治为政治代表，王文华为军事代表，仍不得出席。王愤而邀游京、沪，在上海晋见孙中山先生，参加了国民党，就有了新的转变。
段祺瑞掌握的北京政府，非法解散国会，拒绝恢复约法。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七日孙中山先生率海军南下广州，揭起护法运动的旗帜，通电全国。刘显世接到孙中山先生的通电，复电拥护。王文华在上海接受孙小山先生的指令，回贵州布置黔军，预防北军侵入黔境，贵州积极准备护法。
孙中山在广州组织非常国会，成立南方政府，孙为大元帅，推唐继尧与陆荣廷为元帅，唐不就职，自称滇、黔、川、陕、豫、鄂六省联军总司令，称刘显世为副总司令，想开创一个唐家王朝，孙中山先生曲意姑息唐继尧，以其不就职，又特委为川、滇、黔三省靖国军总司令，委刘显世为副司令。孙中山先生是想把靖国军拉到护法的旗帜下，维护南方政府。
刘显世对护法义举另有打算，乘护法号召而命掌握陆军兵权的王文华出征，陆军胜，功归于己；陆军败，过归于王。同时，又命其堂兄刘显潜为贵州游击总司令，建立新军，与陆军对峙，另树刘家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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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戡和刘显世争权夺利的明争暗斗中，在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军阀割据时期，戴的小打小闹、小动作，同刘相比，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最后被刘逼出贵州。
戴戡与刘显世不合，正符合袁世凯的心意。袁早想把贵州抓在手里，只是腾不出手来。当袁解决好川、湘人事后，便图谋贵州。他先委亲信龙建章为黔中道尹，密令相机行事。袁见黔军实力雄厚，不敢造次。召戴戡进京，稳住刘显世，改委龙建章代理贵州巡按使，美其名曰“调解戴、刘矛盾”。龙建章任巡按使后，借职权大肆扩张兵力，封官许愿，委陈官韶为政务厅长，派李焕廷到粤请接济枪弹，拟俟力量充足，再设法除去刘显世，完成袁世凯所赋予的使命。龙的如意算盘未能得逞，因护国运动兴起而告破产。
1915年十一月，袁世凯称帝，花了四十二万元做了一身龙袍，用钻石明珠作了一顶平天冠，花二十来万元招选宫女一百二十人，要十四以上、二十五岁以下......。袁世凯的荒淫无耻，遭到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当时全国各地掀起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约》、抵制日货运动；袁世凯称帝，更激怒了全国人民，加速了袁的覆灭。孙中山发表《讨袁檄文》，号召“戮此民贼，以拯吾民”。十二月二十五日，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举起了讨袁护国大旗，通电全国。
讨袁护国前，刘显世对袁世凯是不满的。龙建章任巡按使在贵州的所作所为，刘显世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但在袁的权势下，刘敢怒不敢言。另外，刘显世将黔军将校报陆军部审批，和继圣、张云汉是巡防旧将；彭文治、吴传声、熊其勋是随唐继尧来黔的军人，过去有军职；而王文华系一个师范毕业生，陆军部认为不合格，不同意，所以黔军将校官衔一个也没有批下来。
当时，看军官不是看才能，而是看牌子，看毕业的学校，尽管刘显世为王文华力争，一再说明王的才德，仍不批复，往返多次，刘伤透脑筋。这时，帝制运动兴起，熊范舆向刘显世献策：“投其所好，迎合袁世凯。”龙建章说：“袁总统既有称帝的愿望，我们就拿个皇帝给他做罢。”在这些人的策划下，盗用贵州人民的名义，向袁世凯上书，发表“国民推戴书”，宣称民主共和国体不适合中国国情，请袁世凯晋位中华帝国大皇帝。争姘献媚，得到袁世凯的赞赏。于12月21日，即讨袁护国的前四天，袁世凯封刘显世为一等子爵。将校的任命也批下来了，王文华、彭文治、吴传声、熊其勋、张云汉、和继圣、胡锦棠、唐尔昆为陆军步兵上校，其余的也授了官衔。任命下来后，黔军内部分为两派，有的拥袁，有的反袁，有的受命，有的不受命。
刘显世、龙建章写了奏折，卑躬屈膝地向袁世凯争宠。事隔四天，云南举义，组织讨袁护国军，要求贵州响应。刘显世在这样情况下，首鼠两端，犹豫不决。刘出于自保，认为袁世凯势力强大，控制全国各省，不会垮台；贵州与云南近在咫尺，又怕滇攻击，如不响应义举，新建黔军不是滇军对手，必然被滇军消灭。他既贪恋袁所封赐的子孙万世爵位，无意反袁；又感到过去屡得蔡的庇护，不能恩将仇报。故一面电告袁世凯，服从中央，准备出兵云南，牵制蔡锷，只是粮械两缺，一时不能行动，请求接济；一面告诉蔡锷说，贵州贫穷，军队素质差，正在整顿所部，相机援应大军。刘的两面派嘴脸，蒙骗了袁世凯。袁由中国银行汇现款大洋二十万元，这笔款和刘在贵州财政厅提取的十万，共三十万大洋，由蔡岳拿到上海，以备今后刘家发生不测之用。
贵州一部分乡绅、宪政党人、耆老是拥护帝制的，他们假省农、工、绅、商各界名义，一面电请袁世凯对滇用兵路线不要通过贵州，一面推出严仲林、郎云程、寇子春为代表，兼程赴滇劝滇军入黔。刘显世的从兄刘显潜那时任黔西道尹通款北廷，请兵讨贼。贵州巡按使龙建章听到讨袁风声逃离贵州后，袁任命刘显潜为贵州巡按使，封一等男爵，开府兴义。他在水城海龙屯（与云南宣威邻界）大举筑路，大肆募兵，增兵四路，意在阻止滇军，反对护国运动。刘显世的亲弟显治系他的驻京代表，日本留学时参加改良派，积极主张拥袁，当看到讨袁电文，吓得全身发抖，手拿电文如筛糠一样，说不出话来。
贵州军政各界有不少主张讨袁护国的志土，在袁世凯筹备当皇帝时，贵阳私立达德学校接到筹安会送来的启事，复电反对袁世凯当皇帝，列名的有校长聂正邦，教员黄齐生、凌云等二十四人，实为贵州讨袁的先声。
贵州宪政党人戴戡、任可澄、张彭年、张协陆等积极赞助讨袁。特别是军队内在王文华的运动下，讨袁护国情绪高涨。王利用模范营的方便，将黔军的军官召集到省，讲清时局，说明讨袁护国意义，大家情绪高昂。团长吴传声对士兵说："现在是我们报国的大好机会，我与大家一起，宁死疆场，决不苟且偷生，让国贼逍遥自在。"说时态度诚恳，人人感动，准备杀贼立功。
王文华见舅父刘显世犹豫，针对刘的性格特征，采取软硬兼施，逼刘讨袁。王对刘发誓，大意是：“你可急电袁世凯，派王文华率兵抵御滇军，待我率部向东路出发后，你又电袁说，王文华率兵叛变。将来事成，归功于你，事败，灭我王家一族。”王健安有这样一段回忆：
电轮（王文华）云：“目前袁贼妄想称帝，推翻共和，这是国贼，决难容忍。云南业已出兵讨袁，贵州亦不例外，如有反对出兵讨贼的，便是国贼走狗，（取出手枪掷在桌上）就是我们的敌人，就以此（指手枪）对付”。
蔡锷密函刘显世，慷慨其词，陈述大义及利弊关系，王伯群等也力陈起义的好处。刘见贵州军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言必称讨贼，他深切地感到众怒难犯，在内外压力下，于是主张讨袁护国。讨袁护国前，刘一面派戴戡去云南向蔡锷汇报，一面布置出兵；为防止袁世凯军队乘贵州出兵后由广西侵入，命张彭年到兴义说服刘显潜，命其招募一团兵力防守黔桂边界。
1916年1月26日，在省议会旧址召开群众大会，宣布袁世凯的叛国罪行，群情愤激，一致要求宣布独立，出兵北伐，生擒袁氏逆贼，明正典型。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刘显世为贵州都督，通电全国，出兵响应云南护国运动。同时张贴了刘显世、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等联名发出的檄文，从而奠定了西南的护国大业。檄文的大致内容是：“本都督不忍四方豪俊无数头颅心血铸造之邦，沦于奸人之手……袁氏纵二、三鹰犬，伪造民意，帝制自为，中外同羞，天人共愤……，顺逆既分，胜负可决……，联合各省义师，共诛独夫，巩固民国”。
贵州宣布独立，贵阳沸腾，全城铺户和居民用红纸大书“巩固共和”四个大字贴在门上，遍悬五色国旗，人民欢声雷动，显示出群众的真正意向。熊范舆、刘显治等反对派，因慑于群众的压力，不敢再公开坦露拥袁的言行，却暗地作了讨袁失败的个人打算。
讨袁护国时，贵州的兵力有六个团和一个警卫营。经刘显世、王文华、熊其勋等商议：认为省内安静，一个警卫营的兵力负责全省治安尽管有些单薄，但还可以对付；便把六个团的兵，全部用于讨袁护国运动，听从蔡锷、李烈钧的安排。
贵州独立后，云南、贵州合组护国军三个军：第一军军长蔡锷，第二军军长李烈钧，第三军军长唐继尧；蔡、李各率所属部队讨袁，唐留守云南。护国军分左右两翼出发：蔡部入川，兼图两湖；李部入桂，图粤、赣、闽。黔军分两路参加：北路司令戴戡，率黔军五、六团由遵义、松坎向川东、重庆方向进军；东路司令王文华，率黔军一、二、三团由贵州、镇远入湘。
袁世凯派北洋军行营总司令曹琨指挥北洋军和四川、湖南两省军队与护国第一军作战；派粤军龙觐光部侵滇，与护国第二军作战。护国军出师有名，士气旺盛，捷报频传。二月三日，入湘黔军与北洋军马继增师、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部作战，连克晃县、小关、大关、吴公关、洪江等；二月十日，入川黔军与北洋军第三师吴佩孚部激战于松坎，吴败逃，黔军乘胜追击，兵逼重庆；二月十六日，入湘黔军乘胜攻克麻阳、黔阳、会同、浦市等地；入湘黔军相继攻克江安、南川、綦江等地。黔军神速勇猛，使川、湘军和北洋军不敢正视。然滇黔军共三万人左右，袁军十多万，战幕拉开，滇黔军开始节节获胜，以后袁军反扑，战斗出现对峙不下的局面。
李烈钧部与龙觐光在桂滇边界激战，桂军兵变，护国军挺进百色，广西宣布独立。全国讨袁风暴不断扩大，广东、陕西、浙江、四川、湖南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无法维持其统治，于一九一六年六月在绝望中死去，讨袁护国宣告胜利。胜利后，黔军整训成为正式陆军；刘显世旋任贵州督军兼省长、陆军中将衔。入湘黔军七月回黔，入川黔军和司令戴戡留川。这时，刘显世在贵州的统治更加巩固了。
护国之役后，刘显世集团明显地分成两大派：熊范舆、何鳞书、郭重光为首的、刘显世依靠的政治支柱为一派，叫“元老派”；以王文华、王伯群等为首的、刘显世依靠的军事力量为一派，叫“少壮派”。两派从辛亥后滇军入黔时起，就意见不合：少壮派对屠杀自治党人不满，对元老派把持政权有意见，但对王的舅爷无可奈何，认为刘对"元老派"凡事优容和迁就，今后必自食其果；元老派认为少壮派无识无知，夜郎自大，处事专横，久有除掉他们的心意，也碍着刘显世，没有撕破脸。
扩国之役，双方矛盾激化。元老派护袁，少壮派讨袁，刘显世采取两面利用的方法缓和了矛盾。护国胜利后，元老派抓住少壮派得胜后的自豪，大作文章，说少壮派翘尾巴，要篡权等，请刘不要姑息养奸，唆使刘夺王的兵权。刘显世觉得王文华的权力太大，以元老派的请求为名，在扩编东路军成师时，命令刘显潜为师长，想削弱王的兵权；少壮派则鼓动入湘的黔军将校反对，电告刘显世，大意是功高的不赏，通敌的提升，真是侮辱黔军，表示不服从命令。
刘显世无法，只好命王文华为黔军第一师师长。经此反复，少壮派更恨元老派。刘显世在黔军军官中的威信也下跌，外侄母舅之争同时公开化。王文华常对人说：“刘、王两家本有世仇，统老（刘官礼）以女侍王家，目的是为调和两姓的矛盾。"当时，封建礼教浓厚，王不这样造舆论而反对亲舅，是为不孝、不得人心的。刘家以刘显治表现最突出，他一提到王便破口大骂。若不是护法运动兴起，两派矛盾得以延缓，否则王的"清君侧"计划一定会提前进行。
1917年春初，英国派驻汉口领事窦尔慈来贵州会勘禁烟，刘显世派沈仲勘、陈昭令、陈时济为禁烟专员，委王恩锡为招待员，陪窦尔慈查勘。
英国禁烟会勘专使到来前夕，刘显世实行紧急动员，督令各县区保夜以继日铲除烟苗，临时规定各县各地不分畛域，互相抽查。如在他人土地中取出烟苗来报的，引往查实，每株给报信者钱一千文（即银币一元）。一面以金银、白狼皮和省内土特产馈赠英国专员窦尔慈，进行贿赂。窦由武汉经四川重庆到松坎，取道安顺、兴义而后进入云南。窦在贵州勘查后说："确无根株"。"过去这些地方烟锅陈列，烟雾迷人，今天到来，不再嗅到烟气了。"作出贵州烟毒根除、没有违约的结论。实际这次勘查，并没有认真执行，仅顺路看看而已，大烟并没有禁绝。因为烟税是刘显世维持其统治的主要经济支柱。在取得"禁绝"的合法名义后，刘显世借王文华提出的筹饷方案为名，于一九一八年又开放烟禁，就使烟毒蔓延全省。
1917年，刘显世扩编黔军后，为了军队的需要，强将私营”贵阳皮革有限公司"改为军用制革厂，并将一九一二年唐继尧投资十万银元建立的"元纪制革公司"改成"江军制革厂“。同年，为了解决贵阳的照明问题，在上海购买美国制造的75千瓦透平发电机两座及锅炉和设备，投资八万银元。1917年四月，段祺瑞召开各省督军会议，不能出席的督军派代表参加。刘显世派王文华、刘显治为代表参加会议。段祺瑞受刘显治挑唆，不允许王文华出席，虽经刘显世调停：指定刘显治为政治代表，王文华为军事代表，仍不得出席。王愤而邀游京、沪，在上海晋见孙中山先生，参加了国民党，就有了新的转变。
段祺瑞掌握的北京政府，非法解散国会，拒绝恢复约法。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七日孙中山先生率海军南下广州，揭起护法运动的旗帜，通电全国。刘显世接到孙中山先生的通电，复电拥护。王文华在上海接受孙小山先生的指令，回贵州布置黔军，预防北军侵入黔境，贵州积极准备护法。
孙中山在广州组织非常国会，成立南方政府，孙为大元帅，推唐继尧与陆荣廷为元帅，唐不就职，自称滇、黔、川、陕、豫、鄂六省联军总司令，称刘显世为副总司令，想开创一个唐家王朝，孙中山先生曲意姑息唐继尧，以其不就职，又特委为川、滇、黔三省靖国军总司令，委刘显世为副司令。孙中山先生是想把靖国军拉到护法的旗帜下，维护南方政府。
刘显世对护法义举另有打算，乘护法号召而命掌握陆军兵权的王文华出征，陆军胜，功归于己；陆军败，过归于王。同时，又命其堂兄刘显潜为贵州游击总司令，建立新军，与陆军对峙，另树刘家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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