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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滇黔三省护国联军副总司令刘显世（上）
帮办团练
同治九年（1870年）农历四月初八，刘显世生于贵州省兴义县下午屯。刘显世4岁人私塾，18岁考取秀才，旋补廪生。 青年时代的刘显世，不似其父性暴烈，有胆略，外貌柔和，性孝友浑穆，能纳人建议，从中取巧。因而有“内实阴险”、“笑面虎”的骂名。
刘氏为其血腥镇压革命，巧取豪夺，涂脂抹粉。在下五屯和跋浪亭后院各修了忠烈祠一座，在下五屯的祠堂上题了一付对联：“结团体成军，乱从此定；为同胞流血，死而犹荣。”刘显世遵循如此庭训，虽然光绪十五年（1885年）十五岁的时候进入当地的传统学校，却热衷于团练和功名。当时广西游勇窜贵州，刘显世放弃举业，代其父招募旧部进行编练，置身军旅，开始其军阀生涯。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刘显世二十七岁，代理其父刘官礼办理团练。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游勇兹扰罗斛、贞丰等县，刘显世奉命率团应援官军。在安龙、册亨边境遭游勇埋伏，官军大败，安龙失守。刘显世败逃兴义，所率团兵死伤百多人。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游勇进攻兴义。乡团闻讯，一面向上申报，一面调驻守泥凼的靖边团营中哨到箐口驻防，刘甲耶负责。八月三十日夜，被游勇袭击，四百多官兵全部被杀害。后来把死者埋葬在离城约二公里的水井大队背后，群众称这些坟堆叶“白骨塔”。 九月初五（公历1902年10月6日），黔抚邓华熙接到告急文书，命贵州兵备道张敬甫率兵增援，在兴义城边的七星庙（今三小）一战，张敬甫兵败逃住顶效，兴义城失守八日。游勇转攻下五屯，刘显世兄弟以堡据守，苦战四日未克。十二日游勇撤回县城，是年十月十四日撤离兴义县。人民陆续回城。刘官礼因抵抗有“功”，批准增拨兵一营，叫靖边正营，连同原来的靖边团营，由刘统之任统领，刘显世任团营管带，堂兄刘显潜为正营管带，薪饷服装一律由国、省库开支。后来刘官礼因中风，脚不能行，就令刘显世代理其事，刘显世从此掌握兵权。
辛亥革命前，刘显世在兴义任劝学所总董，分赴四乡，劝导乡绅筹办初等小学。当时乡绅顽固派、老学究坚持八股科举制度，反对西学。刘显世以其家庭的权威，到各乡宣传科举制度的弊病；主张创办新式学堂，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培养人才。经过辛苦奔走，各乡成立初等小学堂。 仅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间，兴义建立的初等小学堂达七十多所。辛亥革命前后，兴义以公私费留学的达三十多人。乡绅耆老对刘家崇拜得五体投地，对刘显世尽力吹捧，大力渲染称颂：“精明强干”、“浑厚友爱”、“其嘉惠地方后进者周且至”、“卓有远略”。
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湖南、陕西等省宣布独立，贵州的起义条件已经成熟。在贵阳，自治党人取得了陆军小学堂的学生和干部的支持，得到贵州新军下级干部和多数士兵的拥护。
贵州巡抚沈瑜庆听到新军准备起义的消息后，采取了应急措施：调两个队的新军去防守长寨；调两个队去驻守仁怀，分散了新军的力量；对剩下留守贵阳的新军，间日阅视，严格控制。同时，急电檄调刘显世率兵到贵阳保卫。一面提拔胡景棠、和继圣为城防营的统带，克日募练成军，准备屠杀革命人民。宣统三年（1911年）秋，刘显世在兴义连得两次急电。第一次是云贵总督李经羲发来的，令其招募兵丁三千，防滇、黔革命举事。滇军起义，一战成功，刘显世招兵之举告吹。同年九月初 （应是十月下旬） 接沈瑜庆电，刘显世带领徒手团防营兵五百人急驰贵阳。兵分四队：前队官王文华、后队官鄢鼎三、左队官王慎一、右队官袁祖铭。九月十四日（十一月十四日），行至平坝、清镇间的芦获哨时，闻贵阳起义成功，不敢前进，退至安顺驻扎。
刘显世准备带队回兴义，前队官王文华出面劝阻，请求将兵留在安顺，伺机应变。王文华说：革命风潮弥漫，贵州光复，乃顺时应人之举，义当赞助，共建殊勋，若回兴义，显示反抗，必遭失败，张百麟与我相识，愿代表本队官兵，前往接洽，表明归附，当兹光复伊始，需才孔急，必获录用，机不可失，望速决定，免贻后悔。王文华在校期间，与自治党人有较多接触，并参加了贵州陆军小学席正铭、阎祟阶等人发起的反清秘密组织，受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影响，倾向革命。他劝阻刘显世回兴义，对刘后来的发迹起了重要作用，因而受到刘显世的重视。
刘显世按王文华的建议：一面派王进省亲见自治党人张百麟，表示态度；一面去函枢密院，试探省方态度，大意是：“本人此次造省，虽系奉沈抚台之命，然对于诸公主张革命，早已心向往之，不谓来迟一步，诸公已先我着鞭，兹欲观光上国，就便晤教，不卜诸公以为如何？行止惟公等命”。寥寥数语，把凶残的饿虎，扮成绵羊，刘显世的两面派面目暴露无余。
张百麟接到刘显世的信后，在枢密院两次讨论：平刚、黄泽霖等自治党人认为刘显世在兴义向来专横跋扈，不易训服，不如因而除之；蔡岳认为刘显世有才，可以利用，令其入省会贵阳，敢保无他。张百麟以在光复之日，曾宣布兵不血刃而达到目的，认为此时不应嗜杀以贻人口实；并谓刘既输诚革命来归，应予容纳，以示宽宏。经过争论，刘显世被允许入城。刘显世入贵阳，驻扎在东门外东山、螺丝山、九华宫一带，张百麟见四队（相当于连）兵精壮可用，即令发枪。领得枪械后，虎卧东山，为军政府左翼护卫。
刘显世既入省会贵阳，不能没有位置。军政府就推他为枢密院军事股股长、黔军第四标标统兼西路巡防统领。原率领的团防营改为第四标一营。营长王文华，下置四个连，连长袁祖铭、王慎一、彭佐卿、刘暾吾（当时编制，一标三营，刘未得扩充，所以第四标只一个营）。刘显世住进贵阳，看不起自治党的领导，认为他们无才、激进、干不了大事。更看不惯哥老会成员一头扎包巾，两绺头发分挂两耳，身披鹤衫，腰佩刀剑，称兄道弟。他初到贵阳，人地生疏，便去拜访前清官吏、绅士、耆老，投靠他们，曲意接纳宪政党人。
刘显世虽然结识了宪政党，却有自己的打算。他看到辛亥革命后，人心浮动，公口林立，城中一夕数惊，岌岌不可终日，便组织拉拢一批人，扩大自己的势力；利用自治党人的仁慈，收买军人，招揽一批兴义的留日学生，培植自己的力量。刘显治、熊范舆、唐尔昆等，在云南起义前曾密保刘显世招兵三千镇压革命。云南革命成功后，他们的罪恶昭然。革命军抄了唐尔昆的家，拘留了刘显治、熊范舆等人，请求军政府把这些人正法。刘显世闻讯后，自己不出面，却向张百麟请求发电报给云南，调刘显治、熊范舆回黔。张百麟不知刘的用意，以为调黔人回黔办黔事自可照办。熊范舆得救回贵州，深感刘救命之恩，誓死效忠刘家，以后成为刘显世主持贵州政权的台柱之一。
刘显世在贵阳站稳脚跟后，便伸手向军政府要权，暴露了庐山真面目。他乘军政府派黔军援鄂、援川之机，恬不知耻地请求接办巡防总统，控制贵州军权。由于自治党下级军官的强烈反对，没有如愿。他又请求署安义提督，独霸盘江八属，建立称霸基地，以后再图霸业，也没有成功。再请求署安顺提督，又遭反对......。多次呈请，均未达到目的，刘显世更痛恨自治党。临时国会召开各省代表会，刘显世闻讯，急电请云南都督蔡锷代选刘显治、熊范舆为代表出席，妄想捞取临时政府的承认后，利用临时国会的招牌进而篡夺贵州大权。他利用云南把贵州当成附属省这一弱点，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蔡锷没有识破刘显世的阴谋，代贵州发电给临时国会，并叫当时住在云南的刘显治、熊范舆从昆明出发，参加会议。不料贵州自选代表平刚、文崇高出席，刘、熊到后没有得参加会议，刘显世的阴谋破产。
刘显世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更加凶恶，变本加厉。时值云南军政府慨助贵州军政府军饷三万元，枪一千支，子弹五十万发。刘显世先将一百支好枪运到兴义，武装其乡党子弟；刘显治、熊范舆各在这笔款项中取走五千元。
民国元年（1912年）2月2日，由刘显世、任可澄、郭重光等宪政党、耆老会人刨制了“二·二”事件，开始对自治党人进行屠杀。“二.二”事件前，由于宪政党人、耆老会人的挑拨离间，自治党内部产生分裂，造成宪政党篡权的良机。2月2日，宪政党、耆老会兵分三路，刺杀自治党主要负责人。第一路由谭德骥派数十人攻张百麟住宅，张逃走，杀死彭尔坤。以后张百麟带陈兰生营到贞丰，又被西路巡防军刘显潜部预为堵截、击败，张走广西，赴南京晋见孙中山先生。张在贞丰时住彭家，除彭显丞随张同走幸免外，彭考丞父子、家人全被刘显潜杀害。第二路由唐灿章率领，伪称押匪犯到总统部，乘机把巡防总统黄泽霖刺杀、分尸。为酬谢唐灿章等，给银三千三百两，后又委唐为紫云参将。第三路兵去刺杀张泽钧，张逃走，寓居的客人田有光被杀。
“二·二”事变发生时，由于自治党人意见分歧，按兵不动，仅北路统领李立鉴带兵驰援，又被胡景棠营所阻。事变发生后，贵阳秩序一度混乱，不少的自治党人退出军政府，有的流落外省。虽然如此，自治党仍然掌握贵州大权。宪政党、耆老会的势力与自治党相比，无论政治、军事力量都不足。经过秘密策划，刘显世、郭重光等派周沆、戴戡等到云南，效秦庭之哭，乞师平“黔乱”。蔡锷偏听偏信，不顾自治党人的反对，藉口假道援鄂，派唐继尧率滇军入贵州，对自治党人、新军、哥老会分子和贵州人民进行镇压。
民国元年（1912年）2月29日，唐继尧到贵阳，扯出在贵阳休息三天、继续北行的幌子。于3月2日，乘黔军不备，攻占各机关。刘显世带兵占领都督府，军政府代理都督赵德全只身逃走。唐继尧的狼子野心，路人皆知。可惜自治党人内部分裂，意见不一，没有进行有组织的保卫政权的战斗；仅北路巡防统领孪立鉴率部据黔灵山抵抗，因力孤势弱，战斗了一天，3月2日夜李败逃。3月3日，唐继尧自称贵州临时都督，革命果实落入其手。这便是贵州人民称之为“亡黔”时期。
唐继尧掌握贵州军政权后，对贵州军民大肆血洗。首先消灭贵州武装，巩固政权。贵州新军第一标的二、三营驻南厂，被滇军包围。新军部分人突围，没有成功，被歼灭。有七、八百新军未抵抗，也被押往螺丝山下，用机枪全部残杀。全省的乡兵一律被解散，其他新军先后被歼。同时，宣布解散自治学社，取消公口，按册捕捉自治党人而杀之。自治党代理都督赵德全、社长钟昌祚、《西南日报》主笔许阁书、分社李永泰均被杀害。滇军所到之处，流淌着贵州军民的鲜血。
刘显世在这场大屠杀中伙同戴戡、周沆、郭重光、熊范舆、何麟书等配合唐继尧主演了这场血剧。刘显世由于卖力，得到重用，被晋升为陆军少将，贵州军务处处长、军务司司长兼国民军总司令。他的第四标王文华营，唐继尧优予补充，如滇军制改为大队，王文华任大队长，袁祖铭为副大队长。全省新旧巡防营、绿营，一律改为国民军，归刘显世指挥。刘氏垂涎已久的贵州军权，如愿以偿。刘穿着将军服，神气十足地走在贵阳街头，黔人见之，人人侧目。周素园著《贵州陆军史述要》中："刘氏自洪箴（刘官箴、字铭之，又名洪魁、刘显世伯父）以来，觊觎贵州兵柄，处心积虑，谋之迨四十年，至是始如愿以偿。刘显世起家巡防，濡染既深，已不能接受新军事知识。其从兄显潜等，顽固益出显世下。然欲造成一姓世袭，如播州扬氏，水西安氏之所为。凡黔籍军事人才，或遁迹田园，或甫自外归，皆诬以与军政府有关系，捕而杀之。"
1913年，刘显世、戴戡、任可澄、张协陆等宪政党和耆老等并不满足于已得之利，密谋夺贵州大权。唐继尧掌权后，任意扩充武力，军费开支近百万元；贵州财政入不敷出，因而激化了宪政党人和他的矛盾；刘显世、戴戡等联名密电蔡锷，请调唐继尧回滇。
1913年9月，袁世凯根据蔡锷电，调唐继尧回滇任云南督军。唐回云南前夕，宪政党人召开紧急会议，保荐继承人。刘显世、戴戡在滇军入黔时与唐继尧水乳相融；显世弟显治和戴久在云南，与滇人关系较深，拥他二人继唐，既还政于黔人，又都是唐的部下，不会被拒绝。这样戴戡就被任命为贵州巡按使，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
滇军未行，宪政党、耆老会内部为争权产生分歧：郭重光、周沆、唐尔镛不服刘显世、戴戡分掌军政大权，要求留下部分滇军与之抗衡；刘显世、戴戡、张彭年等则密商，一面急电袁世凯，一面设宴为滇军上中下部队长饯行。唐继尧本想兼两省都督，也愿留下一部分军队在黔。怎奈袁世凯的电报公诸于世，不得已，怏怏率部起程。郭重光、周沆、唐尔镛献计不成，不便留贵阳，随滇军而走。
滇军走后，戴戡和刘显世发生冲突。戴戡不满足于巡按使的职权，还想进一步掌握军权─兼任护军使。他认为刘显世软弱可欺，但是刘显世同样想独揽贵州军政大权。与戴戡不同的是，他不像戴戡明目张胆地干。在当时，军政分开，刘显世对此并不深为理解，戴戡和他谈话时，他没有表态，回来召集部下商议，征求意见。大家对刘说：护军使直属中央，警备司令却属于巡按使；将来要向中央或外省说话，警备司令须取得巡按使的同意，并由他承转，大大不便，请刘不要接受戴的意见。副官长某说：“舍护军使而就警备司令，无异媳妇要受双重婆婆的管辖。”刘显世明确护军使和警备司令的职权后，采取果断措施，不通过戴戡就宣布就护军使职。戴戡闻之，大发脾气，骂刘违反他的意见，公开宣称说，迟早要把贵州军政大权抓到手里。
戴戡和刘显世的矛盾产生后，戴积极进行抓军权、分化瓦解刘部下的活动。当时，刘显世在省的子弟兵大权在王文华、袁祖铭手里，袁与刘显世的关系不太深，容易动摇，且是一介武夫，无甚作用；王文华是刘显世的外甥，又是刘显世的侄女婿，处事圆滑，若把王说动，夺刘的军权障碍就不大了。于是，戴从王下手。他抓住王好大喜功的特点，经常与之亲近，每周数次和王打牌吃酒，极口称颂王的才能，称王为“公”，奉承王说：“公之未来不可限量！”怂恿王不要寄人篱下，大丈夫要敢作敢为，不要妄自菲薄。戴的说项产生了相当影响，王的头脑开始发热，对刘的尊重不如从前，背后说刘一些小话，称刘叫“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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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滇黔三省护国联军副总司令刘显世（上）
帮办团练
同治九年（1870年）农历四月初八，刘显世生于贵州省兴义县下午屯。刘显世4岁人私塾，18岁考取秀才，旋补廪生。 青年时代的刘显世，不似其父性暴烈，有胆略，外貌柔和，性孝友浑穆，能纳人建议，从中取巧。因而有“内实阴险”、“笑面虎”的骂名。
刘氏为其血腥镇压革命，巧取豪夺，涂脂抹粉。在下五屯和跋浪亭后院各修了忠烈祠一座，在下五屯的祠堂上题了一付对联：“结团体成军，乱从此定；为同胞流血，死而犹荣。”刘显世遵循如此庭训，虽然光绪十五年（1885年）十五岁的时候进入当地的传统学校，却热衷于团练和功名。当时广西游勇窜贵州，刘显世放弃举业，代其父招募旧部进行编练，置身军旅，开始其军阀生涯。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刘显世二十七岁，代理其父刘官礼办理团练。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游勇兹扰罗斛、贞丰等县，刘显世奉命率团应援官军。在安龙、册亨边境遭游勇埋伏，官军大败，安龙失守。刘显世败逃兴义，所率团兵死伤百多人。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游勇进攻兴义。乡团闻讯，一面向上申报，一面调驻守泥凼的靖边团营中哨到箐口驻防，刘甲耶负责。八月三十日夜，被游勇袭击，四百多官兵全部被杀害。后来把死者埋葬在离城约二公里的水井大队背后，群众称这些坟堆叶“白骨塔”。 九月初五（公历1902年10月6日），黔抚邓华熙接到告急文书，命贵州兵备道张敬甫率兵增援，在兴义城边的七星庙（今三小）一战，张敬甫兵败逃住顶效，兴义城失守八日。游勇转攻下五屯，刘显世兄弟以堡据守，苦战四日未克。十二日游勇撤回县城，是年十月十四日撤离兴义县。人民陆续回城。刘官礼因抵抗有“功”，批准增拨兵一营，叫靖边正营，连同原来的靖边团营，由刘统之任统领，刘显世任团营管带，堂兄刘显潜为正营管带，薪饷服装一律由国、省库开支。后来刘官礼因中风，脚不能行，就令刘显世代理其事，刘显世从此掌握兵权。
辛亥革命前，刘显世在兴义任劝学所总董，分赴四乡，劝导乡绅筹办初等小学。当时乡绅顽固派、老学究坚持八股科举制度，反对西学。刘显世以其家庭的权威，到各乡宣传科举制度的弊病；主张创办新式学堂，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培养人才。经过辛苦奔走，各乡成立初等小学堂。 仅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间，兴义建立的初等小学堂达七十多所。辛亥革命前后，兴义以公私费留学的达三十多人。乡绅耆老对刘家崇拜得五体投地，对刘显世尽力吹捧，大力渲染称颂：“精明强干”、“浑厚友爱”、“其嘉惠地方后进者周且至”、“卓有远略”。
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湖南、陕西等省宣布独立，贵州的起义条件已经成熟。在贵阳，自治党人取得了陆军小学堂的学生和干部的支持，得到贵州新军下级干部和多数士兵的拥护。
贵州巡抚沈瑜庆听到新军准备起义的消息后，采取了应急措施：调两个队的新军去防守长寨；调两个队去驻守仁怀，分散了新军的力量；对剩下留守贵阳的新军，间日阅视，严格控制。同时，急电檄调刘显世率兵到贵阳保卫。一面提拔胡景棠、和继圣为城防营的统带，克日募练成军，准备屠杀革命人民。宣统三年（1911年）秋，刘显世在兴义连得两次急电。第一次是云贵总督李经羲发来的，令其招募兵丁三千，防滇、黔革命举事。滇军起义，一战成功，刘显世招兵之举告吹。同年九月初 （应是十月下旬） 接沈瑜庆电，刘显世带领徒手团防营兵五百人急驰贵阳。兵分四队：前队官王文华、后队官鄢鼎三、左队官王慎一、右队官袁祖铭。九月十四日（十一月十四日），行至平坝、清镇间的芦获哨时，闻贵阳起义成功，不敢前进，退至安顺驻扎。
刘显世准备带队回兴义，前队官王文华出面劝阻，请求将兵留在安顺，伺机应变。王文华说：革命风潮弥漫，贵州光复，乃顺时应人之举，义当赞助，共建殊勋，若回兴义，显示反抗，必遭失败，张百麟与我相识，愿代表本队官兵，前往接洽，表明归附，当兹光复伊始，需才孔急，必获录用，机不可失，望速决定，免贻后悔。王文华在校期间，与自治党人有较多接触，并参加了贵州陆军小学席正铭、阎祟阶等人发起的反清秘密组织，受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影响，倾向革命。他劝阻刘显世回兴义，对刘后来的发迹起了重要作用，因而受到刘显世的重视。
刘显世按王文华的建议：一面派王进省亲见自治党人张百麟，表示态度；一面去函枢密院，试探省方态度，大意是：“本人此次造省，虽系奉沈抚台之命，然对于诸公主张革命，早已心向往之，不谓来迟一步，诸公已先我着鞭，兹欲观光上国，就便晤教，不卜诸公以为如何？行止惟公等命”。寥寥数语，把凶残的饿虎，扮成绵羊，刘显世的两面派面目暴露无余。
张百麟接到刘显世的信后，在枢密院两次讨论：平刚、黄泽霖等自治党人认为刘显世在兴义向来专横跋扈，不易训服，不如因而除之；蔡岳认为刘显世有才，可以利用，令其入省会贵阳，敢保无他。张百麟以在光复之日，曾宣布兵不血刃而达到目的，认为此时不应嗜杀以贻人口实；并谓刘既输诚革命来归，应予容纳，以示宽宏。经过争论，刘显世被允许入城。刘显世入贵阳，驻扎在东门外东山、螺丝山、九华宫一带，张百麟见四队（相当于连）兵精壮可用，即令发枪。领得枪械后，虎卧东山，为军政府左翼护卫。
刘显世既入省会贵阳，不能没有位置。军政府就推他为枢密院军事股股长、黔军第四标标统兼西路巡防统领。原率领的团防营改为第四标一营。营长王文华，下置四个连，连长袁祖铭、王慎一、彭佐卿、刘暾吾（当时编制，一标三营，刘未得扩充，所以第四标只一个营）。刘显世住进贵阳，看不起自治党的领导，认为他们无才、激进、干不了大事。更看不惯哥老会成员一头扎包巾，两绺头发分挂两耳，身披鹤衫，腰佩刀剑，称兄道弟。他初到贵阳，人地生疏，便去拜访前清官吏、绅士、耆老，投靠他们，曲意接纳宪政党人。
刘显世虽然结识了宪政党，却有自己的打算。他看到辛亥革命后，人心浮动，公口林立，城中一夕数惊，岌岌不可终日，便组织拉拢一批人，扩大自己的势力；利用自治党人的仁慈，收买军人，招揽一批兴义的留日学生，培植自己的力量。刘显治、熊范舆、唐尔昆等，在云南起义前曾密保刘显世招兵三千镇压革命。云南革命成功后，他们的罪恶昭然。革命军抄了唐尔昆的家，拘留了刘显治、熊范舆等人，请求军政府把这些人正法。刘显世闻讯后，自己不出面，却向张百麟请求发电报给云南，调刘显治、熊范舆回黔。张百麟不知刘的用意，以为调黔人回黔办黔事自可照办。熊范舆得救回贵州，深感刘救命之恩，誓死效忠刘家，以后成为刘显世主持贵州政权的台柱之一。
刘显世在贵阳站稳脚跟后，便伸手向军政府要权，暴露了庐山真面目。他乘军政府派黔军援鄂、援川之机，恬不知耻地请求接办巡防总统，控制贵州军权。由于自治党下级军官的强烈反对，没有如愿。他又请求署安义提督，独霸盘江八属，建立称霸基地，以后再图霸业，也没有成功。再请求署安顺提督，又遭反对......。多次呈请，均未达到目的，刘显世更痛恨自治党。临时国会召开各省代表会，刘显世闻讯，急电请云南都督蔡锷代选刘显治、熊范舆为代表出席，妄想捞取临时政府的承认后，利用临时国会的招牌进而篡夺贵州大权。他利用云南把贵州当成附属省这一弱点，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蔡锷没有识破刘显世的阴谋，代贵州发电给临时国会，并叫当时住在云南的刘显治、熊范舆从昆明出发，参加会议。不料贵州自选代表平刚、文崇高出席，刘、熊到后没有得参加会议，刘显世的阴谋破产。
刘显世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更加凶恶，变本加厉。时值云南军政府慨助贵州军政府军饷三万元，枪一千支，子弹五十万发。刘显世先将一百支好枪运到兴义，武装其乡党子弟；刘显治、熊范舆各在这笔款项中取走五千元。
民国元年（1912年）2月2日，由刘显世、任可澄、郭重光等宪政党、耆老会人刨制了“二·二”事件，开始对自治党人进行屠杀。“二.二”事件前，由于宪政党人、耆老会人的挑拨离间，自治党内部产生分裂，造成宪政党篡权的良机。2月2日，宪政党、耆老会兵分三路，刺杀自治党主要负责人。第一路由谭德骥派数十人攻张百麟住宅，张逃走，杀死彭尔坤。以后张百麟带陈兰生营到贞丰，又被西路巡防军刘显潜部预为堵截、击败，张走广西，赴南京晋见孙中山先生。张在贞丰时住彭家，除彭显丞随张同走幸免外，彭考丞父子、家人全被刘显潜杀害。第二路由唐灿章率领，伪称押匪犯到总统部，乘机把巡防总统黄泽霖刺杀、分尸。为酬谢唐灿章等，给银三千三百两，后又委唐为紫云参将。第三路兵去刺杀张泽钧，张逃走，寓居的客人田有光被杀。
“二·二”事变发生时，由于自治党人意见分歧，按兵不动，仅北路统领李立鉴带兵驰援，又被胡景棠营所阻。事变发生后，贵阳秩序一度混乱，不少的自治党人退出军政府，有的流落外省。虽然如此，自治党仍然掌握贵州大权。宪政党、耆老会的势力与自治党相比，无论政治、军事力量都不足。经过秘密策划，刘显世、郭重光等派周沆、戴戡等到云南，效秦庭之哭，乞师平“黔乱”。蔡锷偏听偏信，不顾自治党人的反对，藉口假道援鄂，派唐继尧率滇军入贵州，对自治党人、新军、哥老会分子和贵州人民进行镇压。
民国元年（1912年）2月29日，唐继尧到贵阳，扯出在贵阳休息三天、继续北行的幌子。于3月2日，乘黔军不备，攻占各机关。刘显世带兵占领都督府，军政府代理都督赵德全只身逃走。唐继尧的狼子野心，路人皆知。可惜自治党人内部分裂，意见不一，没有进行有组织的保卫政权的战斗；仅北路巡防统领孪立鉴率部据黔灵山抵抗，因力孤势弱，战斗了一天，3月2日夜李败逃。3月3日，唐继尧自称贵州临时都督，革命果实落入其手。这便是贵州人民称之为“亡黔”时期。
唐继尧掌握贵州军政权后，对贵州军民大肆血洗。首先消灭贵州武装，巩固政权。贵州新军第一标的二、三营驻南厂，被滇军包围。新军部分人突围，没有成功，被歼灭。有七、八百新军未抵抗，也被押往螺丝山下，用机枪全部残杀。全省的乡兵一律被解散，其他新军先后被歼。同时，宣布解散自治学社，取消公口，按册捕捉自治党人而杀之。自治党代理都督赵德全、社长钟昌祚、《西南日报》主笔许阁书、分社李永泰均被杀害。滇军所到之处，流淌着贵州军民的鲜血。
刘显世在这场大屠杀中伙同戴戡、周沆、郭重光、熊范舆、何麟书等配合唐继尧主演了这场血剧。刘显世由于卖力，得到重用，被晋升为陆军少将，贵州军务处处长、军务司司长兼国民军总司令。他的第四标王文华营，唐继尧优予补充，如滇军制改为大队，王文华任大队长，袁祖铭为副大队长。全省新旧巡防营、绿营，一律改为国民军，归刘显世指挥。刘氏垂涎已久的贵州军权，如愿以偿。刘穿着将军服，神气十足地走在贵阳街头，黔人见之，人人侧目。周素园著《贵州陆军史述要》中："刘氏自洪箴（刘官箴、字铭之，又名洪魁、刘显世伯父）以来，觊觎贵州兵柄，处心积虑，谋之迨四十年，至是始如愿以偿。刘显世起家巡防，濡染既深，已不能接受新军事知识。其从兄显潜等，顽固益出显世下。然欲造成一姓世袭，如播州扬氏，水西安氏之所为。凡黔籍军事人才，或遁迹田园，或甫自外归，皆诬以与军政府有关系，捕而杀之。"
1913年，刘显世、戴戡、任可澄、张协陆等宪政党和耆老等并不满足于已得之利，密谋夺贵州大权。唐继尧掌权后，任意扩充武力，军费开支近百万元；贵州财政入不敷出，因而激化了宪政党人和他的矛盾；刘显世、戴戡等联名密电蔡锷，请调唐继尧回滇。
1913年9月，袁世凯根据蔡锷电，调唐继尧回滇任云南督军。唐回云南前夕，宪政党人召开紧急会议，保荐继承人。刘显世、戴戡在滇军入黔时与唐继尧水乳相融；显世弟显治和戴久在云南，与滇人关系较深，拥他二人继唐，既还政于黔人，又都是唐的部下，不会被拒绝。这样戴戡就被任命为贵州巡按使，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
滇军未行，宪政党、耆老会内部为争权产生分歧：郭重光、周沆、唐尔镛不服刘显世、戴戡分掌军政大权，要求留下部分滇军与之抗衡；刘显世、戴戡、张彭年等则密商，一面急电袁世凯，一面设宴为滇军上中下部队长饯行。唐继尧本想兼两省都督，也愿留下一部分军队在黔。怎奈袁世凯的电报公诸于世，不得已，怏怏率部起程。郭重光、周沆、唐尔镛献计不成，不便留贵阳，随滇军而走。
滇军走后，戴戡和刘显世发生冲突。戴戡不满足于巡按使的职权，还想进一步掌握军权─兼任护军使。他认为刘显世软弱可欺，但是刘显世同样想独揽贵州军政大权。与戴戡不同的是，他不像戴戡明目张胆地干。在当时，军政分开，刘显世对此并不深为理解，戴戡和他谈话时，他没有表态，回来召集部下商议，征求意见。大家对刘说：护军使直属中央，警备司令却属于巡按使；将来要向中央或外省说话，警备司令须取得巡按使的同意，并由他承转，大大不便，请刘不要接受戴的意见。副官长某说：“舍护军使而就警备司令，无异媳妇要受双重婆婆的管辖。”刘显世明确护军使和警备司令的职权后，采取果断措施，不通过戴戡就宣布就护军使职。戴戡闻之，大发脾气，骂刘违反他的意见，公开宣称说，迟早要把贵州军政大权抓到手里。
戴戡和刘显世的矛盾产生后，戴积极进行抓军权、分化瓦解刘部下的活动。当时，刘显世在省的子弟兵大权在王文华、袁祖铭手里，袁与刘显世的关系不太深，容易动摇，且是一介武夫，无甚作用；王文华是刘显世的外甥，又是刘显世的侄女婿，处事圆滑，若把王说动，夺刘的军权障碍就不大了。于是，戴从王下手。他抓住王好大喜功的特点，经常与之亲近，每周数次和王打牌吃酒，极口称颂王的才能，称王为“公”，奉承王说：“公之未来不可限量！”怂恿王不要寄人篱下，大丈夫要敢作敢为，不要妄自菲薄。戴的说项产生了相当影响，王的头脑开始发热，对刘的尊重不如从前，背后说刘一些小话，称刘叫“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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