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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系军阀将领赵恒惕（下）
两军开打互有胜负，正是难解难分的时候，四川的刘湘也来凑热闹，从西边攻进了湖北。刘湘是首先响应赵恒惕联省自治号召的，当然是来帮着灭王占元的，这下子王占元立马吃不住劲了，于是转向北边求援。北边是谁呢？吴佩孚啊！老吴的直系当时实力多大呀？赵恒惕跟刘湘捆一块儿也顶不住他一小手指头啊！而且老吴不光是派兵来打，还有更损的一招在后面呢：他派了个名叫萧耀南的当援鄂总司令，而这个姓萧的就是个湖北人！萧耀南到了武昌，就取王占元而代之，自己当上了湖北督军，还是由北京政府任命的，这回真的“鄂人治鄂”了，看你赵恒惕还有什么理由继续进攻湖北！赵恒惕不甘心眼看到手的果子让别人给摘了，提出要我退出湖北可以，得照原来说好的，让我的湘军在你们湖北驻两个师，吃你们的喝你们的。萧耀南后边有吴佩孚，他能尿你这一壶？说你作什么梦呢？老老实实回湖南去趴着就拉倒，不然叫你小子好看！老赵这时候就是为了面子也得拼死一搏呀，于是挥军再战。可他没想到这边与萧耀南还没见出分晓来，吴佩孚已经亲率海陆两军，从长江入洞庭湖，直逼岳阳，抄了湘军的后路！吴一攻下岳阳，立刻北上，湘军腹背受敌，马上军心大乱，让直系军队缴械无数。
赵恒惕至此已知事不可为，连声告饶，最后一点好处没从湖北拿到，反倒使北洋系的孙传芳一个师驻扎在了岳阳，让人家把湖南的北大门都给占了。他对这种情况说过：“此战不特自治主义未克发挥，竟至丧师失地！”从这之后，别说联省自治了，就是湖南一省的所谓“湘人治湘”，也失去了确切实施的可能。赵恒惕原想以湖北为缓冲地带，使北洋系统不致轻易染指湖南，却没想到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将北洋直接引进了自家大门，只能事事仰北洋的鼻息了。这次湘鄂之战，赵恒惕共花费了军费一百多万元，士兵死伤两万多人，湘北鄂南的人民遭受兵祸荼毒更难以数量计。而且，人祸总是连着天灾，湖南连着两年遭受水旱灾害，各县饥民数百万流入长沙、衡阳等大城市。赵恒惕的心思全在如何整顿刚受到重创的湘军，哪管老百姓的死活！省宪法中本规定人民有得到救恤灾难的权利，可赵恒惕这时却取消对饥民每日每人两合豆子的救济，改用掺糠的稀粥来对付。一时怨声载道，特别是学生发动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省宪法对此又有规定，人民有示威的权利，赵恒惕却想出了一个怪招：以学生侮辱了士兵为由，让士兵上街殴打学生！丘八爷们得令后分散出动，处处截击游行后解散的学生，打得学生们无处躲藏。即使第二天学生们不敢再上街了，士兵们反寻到学校里去打。这回才真是秀才遇上兵，干脆没理可讲了，只好被迫停课避祸。学生们一连挨了三天打，打破的不光是那些年轻的脑袋，更有那些脑袋里的以宪法和平争权利的思想。以毛润之先生为代表的湖南年轻一代走上更加激进的革命之路，恐怕与这一顿棍棒不无关系！
赵恒惕当上正式的民选省长及发表正式的省宪法，是在湘鄂之战和殴打学生之后的事情。到这次正式“选举”时，基本上可以看出其真实的“民主”水平了。因有谭延闿派、林支宇派的议员另组选团加入竞争，赵恒惕一派的行为就更加骇人听闻。当时买票、抢票成风，已不是一般的所谓拉选票的概念。长沙的各选举场有公开贴出招贴，写明“一张票吃点心，二张票吃饭，四张票吃酒，十张票与洋一元”的价格，来为自己一方拉票的。还有的地点尚未开始投票，票箱里已经有了八千多张选票的。下面各县的选票基本上都被乡绅掌握，哪派要票需从掌握选票的乡绅手中去买，价格从一二角钱到一两元钱不等，于是掌握选票的乡绅也大发其财。等到正式投票时，更有大打出手的，殴斗、抢夺票箱、砸毁票箱的事件屡有发生，甚至在安化县还发生了团防局武装夺取选票的事情，真是闻所未闻。于是省会各公团提出这样的选举“殊为自治之玷”，要求一律废除，重新选举。就连旧的省议会也向全国发出通电，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
可赵恒惕早已经等不及了，他急着当“民选”省长，硬是让这个胡乱选出的省议会赶紧出了台。1922年元月新的省议会成立，其中赵派的议员占了三分之二，基本扫清了选老赵恒惕当省长的障碍。可老百姓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就在省长选举前夕，湖南省内外发起了一阵倒赵的强烈风潮。到正式选举省长的那一天，长沙街头示威游行的有两万多人。可手无寸铁的人民是不能阻止一意孤行的武夫的，赵恒惕终于经省议会以“绝对多数”票选为了湖南省的正式民选省长。
客观地说，别管赵恒惕这个“民选”省长来得多么不正当，但他一旦戴上了这顶“民选”的帽子，确实对南北两方染指湖南的企图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北边的吴佩孚占着岳阳，随时可以向南攻取长沙，那不过是灭此朝食的事，可他为什么不这样干呢？一方面是为了留下赵恒惕作与广东孙中山之间的缓冲，另一方面也无庸讳言，这个湖南省自治与赵的民选省长地位是吴佩孚不好绕过的法理障碍。而南边的孙中山，一门心思要武力北伐统一全中国，可他也只能用拉拢的办法说服赵恒惕加入自己的阵营，而不好冒然向湖南动武。当赵恒惕不同意的时候，孙中山也只好绕道江西进行北伐。这种僵局直到1923年才被打破。当时谭延闿在广东已经投靠孙中山成为他手下的重要人物，得到孙的指令要设法倒赵以扫清北伐的障碍。谭策动旧部与赵恒惕动起手来，然后自己亲任“北伐讨贼湘军总司令”，还被孙中山委了一个湖南省长，直抵衡阳设总司令部，与赵恒惕公开对垒。为了将赵恒惕“湘省自治”这块合法招牌打碎，谭延闿除了指责赵恒惕制宪不合法律程序外，还公开宣言，称自己已经彻底放弃了这个原本由他自己首倡的联省自治的概念，而改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北伐的理据。而赵恒惕自然正要抓住自治这根救命稻草不放，乃向全国通电，说：“……夫吾湘托命于省宪旗帜之下，在国宪未成立之前，不受任何方面之干涉，久为国人所共喻。纵令省宪有未尽完善之处，不难依合法程序，提案修正。今以一纸电文破弃之，而复出于首倡制宪之湘人，此诚吾湘之大不幸事也……”其说词倒也算是抓住了谭延闿的要害。赵恒惕将自己的军队命名为“护宪军”，开往衡阳迎战。两军对阵，一边要“讨贼”，一边喊“护宪”，可说到底，光靠嘴皮子不行，胜负还得由枪炮来决定。
谭赵二人都是湖南人，又都曾经营湖南多年，一旦开打，倒真是势均力敌。除了战场上厮杀，不外乎背后做小动作策反。其中最险的一次，是赵的部下朱耀华一个团反戈，竟长驱直入攻进长沙，差点活捉了赵恒惕。老赵逃到株洲，也顾不得自治不自治了，乃向吴佩孚求援。老吴当然是求之不得，连忙调兵从岳阳大举进入湘境。要不是广州陈炯明“叛变”，孙中山急令谭延闿回援，讨贼军、护宪军加上北洋军在湖南还得有一场好打。谭延闿的军队撤向广东，这场兄弟阋墙之战才停了下来，可老赵的湘省自治却受到了趁机插手进来的吴佩孚的挟制，从此变得有名无实了。老赵被老吴逼着修改了省宪法，实际上是承认了自己受北洋保护的现实。
谭延闿退走广东，带走了湘军一半的兵力，赵恒惕只好重打锣鼓另开张，将剩下的两万余人整编扩充，重新编成四个师，其中第四师的师长是唐生智，从此将这位爷给领上了湖南军政的大舞台。唐生智的第四师驻扎在衡阳，临近广东，一方面势力渐大不再受老赵的约制，另一方面近朱者赤，逐渐受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影响，遂起了推翻赵恒惕的想法。这里边颇有中共湘区委员会的功劳，那本是毛润之先生亲手缔造的地下组织，这时以国民党省党部的名义与唐生智联络，进行策反工作。老赵眼看唐生智起了反心，还想以联省自治这个老法宝对付过去，就派人到广西与李宗仁联络，希望桂系也支持联省自治的主张。可没想到李宗仁这时已经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愿跟着老赵玩自治了。赵恒惕的最后一手竟是也宣布服膺三民主义，想以此化解来自于南方的压力。可临时抱佛脚总是不灵的，唐生智不认他这个账，率兵从衡阳北上逼近长沙，赵恒惕没有办法了，只好逃离长沙，结束了他督湘六年的政坛生涯。
这之后吴佩孚的军队与唐生智直接冲突起来，赵恒惕的旧部叶开鑫杀回了长沙，省议会还搞过一次“迎赵复职”，发出急电催促赵恒惕回湘重新主政。赵恒惕犹犹豫豫不知道该不该回去，直到接到吴佩孚的旨意，让他当湘粤桂联军总司令，主持讨伐唐生智，这才赶紧赶到了岳阳。可已经晚了，唐生智后面北伐军杀进了湖南，连吴佩孚和孙传芳都顶不住了，赵恒惕只好逃往上海，在那儿当了十年寓公。
赵恒惕后来成了一个佛学居士，走的似乎是中国传统下野之士吃斋念佛归隐避祸的老路子。到日寇占领上海时，曾动员他出任伪职，赵恒惕倒是不为所动，严词拒绝。这一点与吴佩孚很相似。1939年赵恒惕重新回到湖南，参与抗日救国运动，并当选湖南临时参议会议长。抗战胜利后，他又再次被选为省议会议长，以他制定“省宪”的经历，干这行倒算得上是个老资格。1947年他还当选了“国大代表”，1949年随国民政府撤往台湾，任国民政府“资政”，1971年死于台湾，再也没有回到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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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系军阀将领赵恒惕（下）
两军开打互有胜负，正是难解难分的时候，四川的刘湘也来凑热闹，从西边攻进了湖北。刘湘是首先响应赵恒惕联省自治号召的，当然是来帮着灭王占元的，这下子王占元立马吃不住劲了，于是转向北边求援。北边是谁呢？吴佩孚啊！老吴的直系当时实力多大呀？赵恒惕跟刘湘捆一块儿也顶不住他一小手指头啊！而且老吴不光是派兵来打，还有更损的一招在后面呢：他派了个名叫萧耀南的当援鄂总司令，而这个姓萧的就是个湖北人！萧耀南到了武昌，就取王占元而代之，自己当上了湖北督军，还是由北京政府任命的，这回真的“鄂人治鄂”了，看你赵恒惕还有什么理由继续进攻湖北！赵恒惕不甘心眼看到手的果子让别人给摘了，提出要我退出湖北可以，得照原来说好的，让我的湘军在你们湖北驻两个师，吃你们的喝你们的。萧耀南后边有吴佩孚，他能尿你这一壶？说你作什么梦呢？老老实实回湖南去趴着就拉倒，不然叫你小子好看！老赵这时候就是为了面子也得拼死一搏呀，于是挥军再战。可他没想到这边与萧耀南还没见出分晓来，吴佩孚已经亲率海陆两军，从长江入洞庭湖，直逼岳阳，抄了湘军的后路！吴一攻下岳阳，立刻北上，湘军腹背受敌，马上军心大乱，让直系军队缴械无数。
赵恒惕至此已知事不可为，连声告饶，最后一点好处没从湖北拿到，反倒使北洋系的孙传芳一个师驻扎在了岳阳，让人家把湖南的北大门都给占了。他对这种情况说过：“此战不特自治主义未克发挥，竟至丧师失地！”从这之后，别说联省自治了，就是湖南一省的所谓“湘人治湘”，也失去了确切实施的可能。赵恒惕原想以湖北为缓冲地带，使北洋系统不致轻易染指湖南，却没想到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将北洋直接引进了自家大门，只能事事仰北洋的鼻息了。这次湘鄂之战，赵恒惕共花费了军费一百多万元，士兵死伤两万多人，湘北鄂南的人民遭受兵祸荼毒更难以数量计。而且，人祸总是连着天灾，湖南连着两年遭受水旱灾害，各县饥民数百万流入长沙、衡阳等大城市。赵恒惕的心思全在如何整顿刚受到重创的湘军，哪管老百姓的死活！省宪法中本规定人民有得到救恤灾难的权利，可赵恒惕这时却取消对饥民每日每人两合豆子的救济，改用掺糠的稀粥来对付。一时怨声载道，特别是学生发动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省宪法对此又有规定，人民有示威的权利，赵恒惕却想出了一个怪招：以学生侮辱了士兵为由，让士兵上街殴打学生！丘八爷们得令后分散出动，处处截击游行后解散的学生，打得学生们无处躲藏。即使第二天学生们不敢再上街了，士兵们反寻到学校里去打。这回才真是秀才遇上兵，干脆没理可讲了，只好被迫停课避祸。学生们一连挨了三天打，打破的不光是那些年轻的脑袋，更有那些脑袋里的以宪法和平争权利的思想。以毛润之先生为代表的湖南年轻一代走上更加激进的革命之路，恐怕与这一顿棍棒不无关系！
赵恒惕当上正式的民选省长及发表正式的省宪法，是在湘鄂之战和殴打学生之后的事情。到这次正式“选举”时，基本上可以看出其真实的“民主”水平了。因有谭延闿派、林支宇派的议员另组选团加入竞争，赵恒惕一派的行为就更加骇人听闻。当时买票、抢票成风，已不是一般的所谓拉选票的概念。长沙的各选举场有公开贴出招贴，写明“一张票吃点心，二张票吃饭，四张票吃酒，十张票与洋一元”的价格，来为自己一方拉票的。还有的地点尚未开始投票，票箱里已经有了八千多张选票的。下面各县的选票基本上都被乡绅掌握，哪派要票需从掌握选票的乡绅手中去买，价格从一二角钱到一两元钱不等，于是掌握选票的乡绅也大发其财。等到正式投票时，更有大打出手的，殴斗、抢夺票箱、砸毁票箱的事件屡有发生，甚至在安化县还发生了团防局武装夺取选票的事情，真是闻所未闻。于是省会各公团提出这样的选举“殊为自治之玷”，要求一律废除，重新选举。就连旧的省议会也向全国发出通电，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
可赵恒惕早已经等不及了，他急着当“民选”省长，硬是让这个胡乱选出的省议会赶紧出了台。1922年元月新的省议会成立，其中赵派的议员占了三分之二，基本扫清了选老赵恒惕当省长的障碍。可老百姓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就在省长选举前夕，湖南省内外发起了一阵倒赵的强烈风潮。到正式选举省长的那一天，长沙街头示威游行的有两万多人。可手无寸铁的人民是不能阻止一意孤行的武夫的，赵恒惕终于经省议会以“绝对多数”票选为了湖南省的正式民选省长。
客观地说，别管赵恒惕这个“民选”省长来得多么不正当，但他一旦戴上了这顶“民选”的帽子，确实对南北两方染指湖南的企图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北边的吴佩孚占着岳阳，随时可以向南攻取长沙，那不过是灭此朝食的事，可他为什么不这样干呢？一方面是为了留下赵恒惕作与广东孙中山之间的缓冲，另一方面也无庸讳言，这个湖南省自治与赵的民选省长地位是吴佩孚不好绕过的法理障碍。而南边的孙中山，一门心思要武力北伐统一全中国，可他也只能用拉拢的办法说服赵恒惕加入自己的阵营，而不好冒然向湖南动武。当赵恒惕不同意的时候，孙中山也只好绕道江西进行北伐。这种僵局直到1923年才被打破。当时谭延闿在广东已经投靠孙中山成为他手下的重要人物，得到孙的指令要设法倒赵以扫清北伐的障碍。谭策动旧部与赵恒惕动起手来，然后自己亲任“北伐讨贼湘军总司令”，还被孙中山委了一个湖南省长，直抵衡阳设总司令部，与赵恒惕公开对垒。为了将赵恒惕“湘省自治”这块合法招牌打碎，谭延闿除了指责赵恒惕制宪不合法律程序外，还公开宣言，称自己已经彻底放弃了这个原本由他自己首倡的联省自治的概念，而改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北伐的理据。而赵恒惕自然正要抓住自治这根救命稻草不放，乃向全国通电，说：“……夫吾湘托命于省宪旗帜之下，在国宪未成立之前，不受任何方面之干涉，久为国人所共喻。纵令省宪有未尽完善之处，不难依合法程序，提案修正。今以一纸电文破弃之，而复出于首倡制宪之湘人，此诚吾湘之大不幸事也……”其说词倒也算是抓住了谭延闿的要害。赵恒惕将自己的军队命名为“护宪军”，开往衡阳迎战。两军对阵，一边要“讨贼”，一边喊“护宪”，可说到底，光靠嘴皮子不行，胜负还得由枪炮来决定。
谭赵二人都是湖南人，又都曾经营湖南多年，一旦开打，倒真是势均力敌。除了战场上厮杀，不外乎背后做小动作策反。其中最险的一次，是赵的部下朱耀华一个团反戈，竟长驱直入攻进长沙，差点活捉了赵恒惕。老赵逃到株洲，也顾不得自治不自治了，乃向吴佩孚求援。老吴当然是求之不得，连忙调兵从岳阳大举进入湘境。要不是广州陈炯明“叛变”，孙中山急令谭延闿回援，讨贼军、护宪军加上北洋军在湖南还得有一场好打。谭延闿的军队撤向广东，这场兄弟阋墙之战才停了下来，可老赵的湘省自治却受到了趁机插手进来的吴佩孚的挟制，从此变得有名无实了。老赵被老吴逼着修改了省宪法，实际上是承认了自己受北洋保护的现实。
谭延闿退走广东，带走了湘军一半的兵力，赵恒惕只好重打锣鼓另开张，将剩下的两万余人整编扩充，重新编成四个师，其中第四师的师长是唐生智，从此将这位爷给领上了湖南军政的大舞台。唐生智的第四师驻扎在衡阳，临近广东，一方面势力渐大不再受老赵的约制，另一方面近朱者赤，逐渐受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影响，遂起了推翻赵恒惕的想法。这里边颇有中共湘区委员会的功劳，那本是毛润之先生亲手缔造的地下组织，这时以国民党省党部的名义与唐生智联络，进行策反工作。老赵眼看唐生智起了反心，还想以联省自治这个老法宝对付过去，就派人到广西与李宗仁联络，希望桂系也支持联省自治的主张。可没想到李宗仁这时已经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愿跟着老赵玩自治了。赵恒惕的最后一手竟是也宣布服膺三民主义，想以此化解来自于南方的压力。可临时抱佛脚总是不灵的，唐生智不认他这个账，率兵从衡阳北上逼近长沙，赵恒惕没有办法了，只好逃离长沙，结束了他督湘六年的政坛生涯。
这之后吴佩孚的军队与唐生智直接冲突起来，赵恒惕的旧部叶开鑫杀回了长沙，省议会还搞过一次“迎赵复职”，发出急电催促赵恒惕回湘重新主政。赵恒惕犹犹豫豫不知道该不该回去，直到接到吴佩孚的旨意，让他当湘粤桂联军总司令，主持讨伐唐生智，这才赶紧赶到了岳阳。可已经晚了，唐生智后面北伐军杀进了湖南，连吴佩孚和孙传芳都顶不住了，赵恒惕只好逃往上海，在那儿当了十年寓公。
赵恒惕后来成了一个佛学居士，走的似乎是中国传统下野之士吃斋念佛归隐避祸的老路子。到日寇占领上海时，曾动员他出任伪职，赵恒惕倒是不为所动，严词拒绝。这一点与吴佩孚很相似。1939年赵恒惕重新回到湖南，参与抗日救国运动，并当选湖南临时参议会议长。抗战胜利后，他又再次被选为省议会议长，以他制定“省宪”的经历，干这行倒算得上是个老资格。1947年他还当选了“国大代表”，1949年随国民政府撤往台湾，任国民政府“资政”，1971年死于台湾，再也没有回到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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