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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系军阀将领何键（上）
赵恒惕（1880～1971.11） ，字夷午、彝午，号炎午。汉族，衡永郴桂道衡州府衡山县（今衡阳市衡山县）白果镇棠兴村人。
学成回国
小时候不会读书，屡应童子试不取，再报考国子监生，仍名落孙山，于是心灰意懒，发誓不再进科场。后来考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办的方言学堂就读，旋被选送赴日本留学。赵恒惕在日本先学的是师范，后因国事危急才改学陆军，就读于日本振武学校，又入日本士官学校炮科，同期同学中有唐继尧、阎锡山、程潜、李烈钧等人。赵恒惕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并成为黄兴组织的铁血丈夫团的成员。
赵恒惕光绪末年归国，被当时的广西巡抚招纳至广西兵备处工作。辛亥革命前，赵升任广西混成协协统，革命爆发后，广西继湖南宣布独立，赵恒惕率所部离桂经湘入鄂，增援武昌起义军，被黎元洪任命为左翼军总司令。南北议和后，赵恒惕部开往南京，被授陆军少将衔。等到赵恒惕率部要返回广西时，却因广西都督已换上新人，不愿让他这个不是自己亲信的军官带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进入自己的地盘。赵恒惕部滞留湖南境内，进退两难。这个时候，正值谭延闿将原来属于焦达峰、陈作新的部队全部清理出湘的关头，谭正愁自己身边没有贴心的军队。于是一边是要补锅，一边是找锅补，就一拍即合了。谭延闿向黄兴请准，将赵恒惕的一个旅留在了湖南，从此成为了自己的“御林军”。
在谭延闿三次督湘的过程中，赵恒惕一直与之共进退。首先是1913年宋教仁案发生，袁世凯真面目暴露无遗，二次革命暴发。谭延闿被革命党人逼迫，不得已附和反袁军，宣布湖南独立后，反袁一方很快树倒猢狲散，弄得谭延闿又通电取消独立。可袁世凯不依不饶，非要追究谭延闿一个附逆之罪不可。谭入京谢罪，被判了个四年徒刑，连带赵恒惕也跟着吃了挂落，同时判刑。由于黎元洪说情，被赦免。
到袁世凯称帝闹了个众叛亲离，连他的亲信汤芗铭都不得不宣布湖南独立的时候，赵恒惕才又在谭延闿的运动下，重新出山“襄赞大计”，成了重建湘军的功臣。这之后谭延闿出于私心，排挤程潜一派，再次把湘军裁撤一空，却唯独留下了赵恒惕的湘军第一师，可见只有这支军队才是谭的铁杆近卫军。谭好景不长，二次督
湘又被段祺瑞赶下了台，弄得赵恒惕好不孤单。在段祺瑞要废除《临时约法》，引起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时，湘军中坚决反段护法的都是程潜派的军人，而赵恒惕却称病不出，暂时放弃了第一师的指挥权。后来赵恒惕虽然参加了护法战争，但始终没打过一场像样的胜仗。在皖系的张敬尧为害湖南的阶段里，赵恒惕仅仅能勉强保全自己实力不被完全消灭而已，直到谭延闿利用北洋政府欲分化湘桂联盟的图谋，再次出任湖南督军，挤走了程潜，赵恒惕才跟着重新伸直了腰杆儿。张敬尧退出了湖南，谭延闿第三次督湘，他却没有及时兑现答应赵恒惕的承诺：让他当湘军总司令。这样一来，谭赵之间就有了嫌隙，埋下了赵恒惕后来倒谭的伏笔。
谭因为“联省自治”还是“联省北伐”与孙中山发生了矛盾，给了程潜与赵恒惕联手倒谭的机会，这时的赵恒惕已经羽翼丰满，不再需要依靠谭延闿这棵大树来乘凉了，加上谭也有对不起他的地方，所以没有丝毫的犹豫，哪怕在谭延闿宣布将湘军总司令让给自己也不罢休，直到将谭逼出了湖南，彻底结束了谭延闿督湘的历史。
赵恒惕这人似乎特别重视“程序”，凡事不弄出点“民意基础”，他是绝不硬干的。可对他来说，程序也好，民意也好，仍然全是为我所用，跟所谓民主精神，基本是不沾边的。对这一点，要举两个例子才好说明。第一是他逼得谭延闿不得不将湘军总司令让他作时，却表示不愿“私相授受”，谭延闿只好召开在长沙的各军政要员、各机关首脑、甚至各报馆、各公团联合会议，公开让职于他，赵恒惕这才算接受下来。第二是他赶走了谭延闿之后，又接着清洗在湘的程潜派军人，杀掉了程派大将李仲麟，按说这时在湖南已无人可与争锋，他完全可以将湘军总司令、湖南督军和湖南省长三职全收入囊中，可他却不这样做，一定要求一个“名正言顺”。赵恒惕先通过省议会，选出林支宇为临时省长，然后让林成立“制宪筹备处”，要制定一部正式的省宪法交省议会议决。赵恒惕被当选为湖南首任民选省长。
赵恒惕为了做到这点，真可谓不遗余力。他声称自己是要继承“谭公未竟之志”，要延请省内外学者起草省宪草案，再由各县县议会推举审查员审查，再交全省人民直接公决通过生效。1921年湖南各县恢复县议会，然后进行改选省议员。这一来，原来的程潜派、谭延闿派的人都出来竞选了，整个湖南政界为之沸腾。另外，一直强烈反对赵恒惕包办制宪的“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其中毛润之就是其成员之一），因看到制宪已成定局，也改变策略，发起全省学生组织选举监督团，以争取最大限度地表达真实的民意，维护选举的公正。然后抛出了一个新说法：速成制宪，说：“自治法经各位讨论甚是，我系军人，无多研究。但因求速之故，不能不勉强一点。各位的意见，不能不酌量牺牲。”他将自己制定的“筹备自治法大纲”直接交旧省议会议决，干脆取消了新省议员的选举，让任期已满的旧省议会来筹备省宪的制定，于是将跃跃欲试想进入省议会的程谭二派的人排除了不少。果然，这个旧省议会顺利地将赵恒惕选成了新的临时省长，他也立刻将《湖南省宪法草案》予以公布了。
虽说这部省宪法是速成的，但里面的内容倒颇可观。它规定了：湖南为中华民国之自治省，省自治权属于省民全体。另外诸如保护人民生命及私有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迁徙等自由、选举与被选举权、请求救恤灾难的权利应有尽有，也有受教育、纳税、服兵役等义务的规定，并堂而皇之地宣称“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湖南省宪法草案的公布，开了全国省自治制之先河，是全国各省中最早公布的一部省宪法草案，其意义应该说，本来是有可能改变中国近代史走向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要知道，如果从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就走上了各省自治的道路的话，本来中国是有机会实行类似美国那样的联邦制政体的。关于这个问题，毛润之在1920年曾有一篇奇文问世，名为《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发表在湖南《大公报》上（与后来的《大公报》不是一回事），其时正与赵恒惕公布省宪时间相近，可见那本是当时一种很时髦的社会思潮。文中说：“……小组织受束于大组织，事事要问过中央，事事要听命别人，致造成今日之恶结果。假使湖南人早能自决自治，远且不言，丁、戊以方新之气，居全国之先，使无所谓中央者为之宰制，不早己造成了一个新湖南吗？次之辛亥革命，湖南首应，湘人治湘，行之二载，使无所谓中央者为之宰制，加以人民能自觉悟，奋其创造建设之力，三被征服之惨祸不作，（指汤芗铭、傅良佐、张敬尧三次以外省武力荼毒湖南）不又早已造成了一个新湖南吗？我尝思之，重思之，前此所以未能，固由湘人无力，亦缘机会未来。现在呢？机会来了，机会实实在在来了。全中国无政府，全中国大乱而
特乱。我料定这种现象至少尚要延长七八年。以后中国当大分裂，大糜烂，武人更横行，政治更腐败。然在这当中必定要发生一种新现象。什么新现象呢？就是由武人、官僚的割据垄断，变为各省人民的各省自治。各省人民，因受武人、官僚专制垄断之毒，奋起而争自由，从湘人自决、粤人自决、川人自决以至直人自决、奉人自决，这是必至之势。如此者什年乃至二十年后，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澈底的总革命……”这并不是毛逞年轻人一时的意气，故作惊人之语，实在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想法。试想，中国若果真先各省自治，而后联合成一个国家，哪还会有中央集权的市场？何愁民主思想不渗透进方方面面，而生根发芽，最终成为中国人视为理所当然的新规矩呢？
可历史不是这样安排的，中国人没有这个福气，我们就仍然只能回过头来，看看赵恒惕的《湖南省宪法草案》遇到了怎样的障碍。赵恒惕之所以要制宪，搞湖南自治，说穿了，是为了拉民意之大旗作虎皮，不让外省军阀染指湖南，以求自固自保。其实这个目的并不违反湖南人民的根本利益，比较南北各省的军队杀过来杀过去，徒有一个统一的名义，实际上生命财产朝不保夕，何如湖南人在自己这块土地上说了算数？可问题是北边的段祺瑞和南边的孙中山都不喝这一壶，所以老赵也只能适应咱中国人只认大一统的国情，这是一点辙都没有的事情！
赵恒惕夹在南北两边的武力之间，为了对付来自于南北两边的压力，想出的办法与他的恩师谭延闿在辛亥年间的招数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向全国各省发出了“联省自治”的号召！他在通电中说：“……湘省地处要冲，迭遭变故，今划分军民两政，民选省长，赶制省自治法，以开先路而肇初基。苟省悉自治，则地方有各自发展之能，苟省联结，则举国有提挈并进之道……”这个号召发出之后，第一个响应的是四川的刘湘，接着云贵、两广、福建、浙江、江西、奉天、陕西等共十四个省复电响应！可见当时这种联邦制的呼声是何等强烈。老赵有这么多人呼应，一时不禁飘飘然起来，乃进一步派人游说各省，特别是要把湖北拉进联省自治的圈子里来。
这时候在湖北主政的是山东人王占元，他用了很多自己的老乡，早就让湖北本省人为之侧目了。湖北人学着湖南的样子，也喊出了鄂人治鄂的口号，并且来找老赵，想叫他派兵北上，帮着湖北驱逐王占元。湖北人为了说动赵恒惕，许诺了许多好处：湘军出兵帮助湖北驱王之后，可以在鄂南驻军两个师，其军饷全由湖北方面提供，湘军方面还可以掌握汉阳兵工厂，使军火得到可靠的供应。这个诱饵实在是太大了，老赵实难拒绝，心想一旦事成，不但可将湖北拉入联省自治的范围，使湖南从此与北洋军阀之间有了缓冲地带，而且还顺带着将湘军的势力伸展出了省界，还连饷械都由人家给包了！这样的好事还不干，岂不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傻瓜？可赵恒惕弯腰拣这块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却不知下边掩盖着的是一个险恶的陷阱呢！
1921年夏天，湘军誓师出兵“援”鄂。打头阵的是收编的鄂西民军六七百人，起了名叫“湖北自治军”，司令就是赫赫有名的夏斗寅。湘军方面原来是想搞个突然袭击，可计划已经被王占元得知了，也连忙调兵遣将，派出的前敌总指挥名气更大——孙传芳，在面对湘军前进方向，连设了三道防线，双方剑拔弩张，都作好了厮杀的准备。赵恒惕在这个时候，仍不忘要跟湖南省议会报告一声，正式发表了致省议会的咨文，说：“……湘鄂本为一家，鄂民请求拯救情词迫切，我省为崇民意，顾全邻谊起见，乃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援鄂。……”赵恒惕的说词不可谓不堂皇，可细想想，这里面哪还有一点各省自治的影子在？湘人治湘，鄂人治鄂，本来都应该是各自省内的事情，湘军武力插手鄂事，就已经是彻头彻尾的军阀混战，还谈什么联省自治？赵恒惕完全是因为一时的贪念，而失去了道义上的优势，本来在法理上很能站得住脚的思路，就这样被他自己推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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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恒惕（1880～1971.11） ，字夷午、彝午，号炎午。汉族，衡永郴桂道衡州府衡山县（今衡阳市衡山县）白果镇棠兴村人。
学成回国
小时候不会读书，屡应童子试不取，再报考国子监生，仍名落孙山，于是心灰意懒，发誓不再进科场。后来考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办的方言学堂就读，旋被选送赴日本留学。赵恒惕在日本先学的是师范，后因国事危急才改学陆军，就读于日本振武学校，又入日本士官学校炮科，同期同学中有唐继尧、阎锡山、程潜、李烈钧等人。赵恒惕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并成为黄兴组织的铁血丈夫团的成员。
赵恒惕光绪末年归国，被当时的广西巡抚招纳至广西兵备处工作。辛亥革命前，赵升任广西混成协协统，革命爆发后，广西继湖南宣布独立，赵恒惕率所部离桂经湘入鄂，增援武昌起义军，被黎元洪任命为左翼军总司令。南北议和后，赵恒惕部开往南京，被授陆军少将衔。等到赵恒惕率部要返回广西时，却因广西都督已换上新人，不愿让他这个不是自己亲信的军官带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进入自己的地盘。赵恒惕部滞留湖南境内，进退两难。这个时候，正值谭延闿将原来属于焦达峰、陈作新的部队全部清理出湘的关头，谭正愁自己身边没有贴心的军队。于是一边是要补锅，一边是找锅补，就一拍即合了。谭延闿向黄兴请准，将赵恒惕的一个旅留在了湖南，从此成为了自己的“御林军”。
在谭延闿三次督湘的过程中，赵恒惕一直与之共进退。首先是1913年宋教仁案发生，袁世凯真面目暴露无遗，二次革命暴发。谭延闿被革命党人逼迫，不得已附和反袁军，宣布湖南独立后，反袁一方很快树倒猢狲散，弄得谭延闿又通电取消独立。可袁世凯不依不饶，非要追究谭延闿一个附逆之罪不可。谭入京谢罪，被判了个四年徒刑，连带赵恒惕也跟着吃了挂落，同时判刑。由于黎元洪说情，被赦免。
到袁世凯称帝闹了个众叛亲离，连他的亲信汤芗铭都不得不宣布湖南独立的时候，赵恒惕才又在谭延闿的运动下，重新出山“襄赞大计”，成了重建湘军的功臣。这之后谭延闿出于私心，排挤程潜一派，再次把湘军裁撤一空，却唯独留下了赵恒惕的湘军第一师，可见只有这支军队才是谭的铁杆近卫军。谭好景不长，二次督
湘又被段祺瑞赶下了台，弄得赵恒惕好不孤单。在段祺瑞要废除《临时约法》，引起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时，湘军中坚决反段护法的都是程潜派的军人，而赵恒惕却称病不出，暂时放弃了第一师的指挥权。后来赵恒惕虽然参加了护法战争，但始终没打过一场像样的胜仗。在皖系的张敬尧为害湖南的阶段里，赵恒惕仅仅能勉强保全自己实力不被完全消灭而已，直到谭延闿利用北洋政府欲分化湘桂联盟的图谋，再次出任湖南督军，挤走了程潜，赵恒惕才跟着重新伸直了腰杆儿。张敬尧退出了湖南，谭延闿第三次督湘，他却没有及时兑现答应赵恒惕的承诺：让他当湘军总司令。这样一来，谭赵之间就有了嫌隙，埋下了赵恒惕后来倒谭的伏笔。
谭因为“联省自治”还是“联省北伐”与孙中山发生了矛盾，给了程潜与赵恒惕联手倒谭的机会，这时的赵恒惕已经羽翼丰满，不再需要依靠谭延闿这棵大树来乘凉了，加上谭也有对不起他的地方，所以没有丝毫的犹豫，哪怕在谭延闿宣布将湘军总司令让给自己也不罢休，直到将谭逼出了湖南，彻底结束了谭延闿督湘的历史。
赵恒惕这人似乎特别重视“程序”，凡事不弄出点“民意基础”，他是绝不硬干的。可对他来说，程序也好，民意也好，仍然全是为我所用，跟所谓民主精神，基本是不沾边的。对这一点，要举两个例子才好说明。第一是他逼得谭延闿不得不将湘军总司令让他作时，却表示不愿“私相授受”，谭延闿只好召开在长沙的各军政要员、各机关首脑、甚至各报馆、各公团联合会议，公开让职于他，赵恒惕这才算接受下来。第二是他赶走了谭延闿之后，又接着清洗在湘的程潜派军人，杀掉了程派大将李仲麟，按说这时在湖南已无人可与争锋，他完全可以将湘军总司令、湖南督军和湖南省长三职全收入囊中，可他却不这样做，一定要求一个“名正言顺”。赵恒惕先通过省议会，选出林支宇为临时省长，然后让林成立“制宪筹备处”，要制定一部正式的省宪法交省议会议决。赵恒惕被当选为湖南首任民选省长。
赵恒惕为了做到这点，真可谓不遗余力。他声称自己是要继承“谭公未竟之志”，要延请省内外学者起草省宪草案，再由各县县议会推举审查员审查，再交全省人民直接公决通过生效。1921年湖南各县恢复县议会，然后进行改选省议员。这一来，原来的程潜派、谭延闿派的人都出来竞选了，整个湖南政界为之沸腾。另外，一直强烈反对赵恒惕包办制宪的“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其中毛润之就是其成员之一），因看到制宪已成定局，也改变策略，发起全省学生组织选举监督团，以争取最大限度地表达真实的民意，维护选举的公正。然后抛出了一个新说法：速成制宪，说：“自治法经各位讨论甚是，我系军人，无多研究。但因求速之故，不能不勉强一点。各位的意见，不能不酌量牺牲。”他将自己制定的“筹备自治法大纲”直接交旧省议会议决，干脆取消了新省议员的选举，让任期已满的旧省议会来筹备省宪的制定，于是将跃跃欲试想进入省议会的程谭二派的人排除了不少。果然，这个旧省议会顺利地将赵恒惕选成了新的临时省长，他也立刻将《湖南省宪法草案》予以公布了。
虽说这部省宪法是速成的，但里面的内容倒颇可观。它规定了：湖南为中华民国之自治省，省自治权属于省民全体。另外诸如保护人民生命及私有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迁徙等自由、选举与被选举权、请求救恤灾难的权利应有尽有，也有受教育、纳税、服兵役等义务的规定，并堂而皇之地宣称“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湖南省宪法草案的公布，开了全国省自治制之先河，是全国各省中最早公布的一部省宪法草案，其意义应该说，本来是有可能改变中国近代史走向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要知道，如果从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就走上了各省自治的道路的话，本来中国是有机会实行类似美国那样的联邦制政体的。关于这个问题，毛润之在1920年曾有一篇奇文问世，名为《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发表在湖南《大公报》上（与后来的《大公报》不是一回事），其时正与赵恒惕公布省宪时间相近，可见那本是当时一种很时髦的社会思潮。文中说：“……小组织受束于大组织，事事要问过中央，事事要听命别人，致造成今日之恶结果。假使湖南人早能自决自治，远且不言，丁、戊以方新之气，居全国之先，使无所谓中央者为之宰制，不早己造成了一个新湖南吗？次之辛亥革命，湖南首应，湘人治湘，行之二载，使无所谓中央者为之宰制，加以人民能自觉悟，奋其创造建设之力，三被征服之惨祸不作，（指汤芗铭、傅良佐、张敬尧三次以外省武力荼毒湖南）不又早已造成了一个新湖南吗？我尝思之，重思之，前此所以未能，固由湘人无力，亦缘机会未来。现在呢？机会来了，机会实实在在来了。全中国无政府，全中国大乱而
特乱。我料定这种现象至少尚要延长七八年。以后中国当大分裂，大糜烂，武人更横行，政治更腐败。然在这当中必定要发生一种新现象。什么新现象呢？就是由武人、官僚的割据垄断，变为各省人民的各省自治。各省人民，因受武人、官僚专制垄断之毒，奋起而争自由，从湘人自决、粤人自决、川人自决以至直人自决、奉人自决，这是必至之势。如此者什年乃至二十年后，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澈底的总革命……”这并不是毛逞年轻人一时的意气，故作惊人之语，实在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想法。试想，中国若果真先各省自治，而后联合成一个国家，哪还会有中央集权的市场？何愁民主思想不渗透进方方面面，而生根发芽，最终成为中国人视为理所当然的新规矩呢？
可历史不是这样安排的，中国人没有这个福气，我们就仍然只能回过头来，看看赵恒惕的《湖南省宪法草案》遇到了怎样的障碍。赵恒惕之所以要制宪，搞湖南自治，说穿了，是为了拉民意之大旗作虎皮，不让外省军阀染指湖南，以求自固自保。其实这个目的并不违反湖南人民的根本利益，比较南北各省的军队杀过来杀过去，徒有一个统一的名义，实际上生命财产朝不保夕，何如湖南人在自己这块土地上说了算数？可问题是北边的段祺瑞和南边的孙中山都不喝这一壶，所以老赵也只能适应咱中国人只认大一统的国情，这是一点辙都没有的事情！
赵恒惕夹在南北两边的武力之间，为了对付来自于南北两边的压力，想出的办法与他的恩师谭延闿在辛亥年间的招数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向全国各省发出了“联省自治”的号召！他在通电中说：“……湘省地处要冲，迭遭变故，今划分军民两政，民选省长，赶制省自治法，以开先路而肇初基。苟省悉自治，则地方有各自发展之能，苟省联结，则举国有提挈并进之道……”这个号召发出之后，第一个响应的是四川的刘湘，接着云贵、两广、福建、浙江、江西、奉天、陕西等共十四个省复电响应！可见当时这种联邦制的呼声是何等强烈。老赵有这么多人呼应，一时不禁飘飘然起来，乃进一步派人游说各省，特别是要把湖北拉进联省自治的圈子里来。
这时候在湖北主政的是山东人王占元，他用了很多自己的老乡，早就让湖北本省人为之侧目了。湖北人学着湖南的样子，也喊出了鄂人治鄂的口号，并且来找老赵，想叫他派兵北上，帮着湖北驱逐王占元。湖北人为了说动赵恒惕，许诺了许多好处：湘军出兵帮助湖北驱王之后，可以在鄂南驻军两个师，其军饷全由湖北方面提供，湘军方面还可以掌握汉阳兵工厂，使军火得到可靠的供应。这个诱饵实在是太大了，老赵实难拒绝，心想一旦事成，不但可将湖北拉入联省自治的范围，使湖南从此与北洋军阀之间有了缓冲地带，而且还顺带着将湘军的势力伸展出了省界，还连饷械都由人家给包了！这样的好事还不干，岂不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傻瓜？可赵恒惕弯腰拣这块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却不知下边掩盖着的是一个险恶的陷阱呢！
1921年夏天，湘军誓师出兵“援”鄂。打头阵的是收编的鄂西民军六七百人，起了名叫“湖北自治军”，司令就是赫赫有名的夏斗寅。湘军方面原来是想搞个突然袭击，可计划已经被王占元得知了，也连忙调兵遣将，派出的前敌总指挥名气更大——孙传芳，在面对湘军前进方向，连设了三道防线，双方剑拔弩张，都作好了厮杀的准备。赵恒惕在这个时候，仍不忘要跟湖南省议会报告一声，正式发表了致省议会的咨文，说：“……湘鄂本为一家，鄂民请求拯救情词迫切，我省为崇民意，顾全邻谊起见，乃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援鄂。……”赵恒惕的说词不可谓不堂皇，可细想想，这里面哪还有一点各省自治的影子在？湘人治湘，鄂人治鄂，本来都应该是各自省内的事情，湘军武力插手鄂事，就已经是彻头彻尾的军阀混战，还谈什么联省自治？赵恒惕完全是因为一时的贪念，而失去了道义上的优势，本来在法理上很能站得住脚的思路，就这样被他自己推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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