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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地的守望者》
张艳霞
母亲给我打电话,说她种的黄豆收割脱粒了,让我抽空回家拿黄豆,不用再买黄豆磨豆浆了,语气中掩饰不了的喜悦,那语气仿佛是刚迎来一场大丰收。原来,她和父亲在村后的腰塘边开了一小块空地,种了黄豆。因在塘边,浇水比较方便,收获了一百多斤黄豆,让两位七十多的老人高兴得像孩子似的。
母亲说到腰塘,让我想起儿时散布在村子里的每一块田地,都像家里的孩子一样,有自己的名字。那时候,村里人的心思似乎都扑在地里,唤起孩子的名字,一贯粗嗓门,而说到田地呢,开口闭口则是我家的“三里地”“八斗畈”“曲塘田”……完全是一副温柔的声调。
我出生成长的小村,属于城西郊,在府河桂花潭堤脚边,在村子错落的版图上,所有庄稼地都在村湾的北边,地块呈现出不规则的形态,大小不一,高低稍有错落。村民往往按其形状或所在地,给每一块田地命名。方形的就叫四方田,旁边有渠道的就叫渠道边,像葫芦形的就叫葫芦畈,在堤坡脚下就叫堤脚丘,在离村三里开外的地方就是三里地……那时候,每一块田地就像每一家的孩子,这个比喻一点也不夸张。一块块田地就像一口口碗,装着乡民们绵长的日子。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我家老小共六口人,分了五亩三分地,父母都是种田的好手,家里三亩旱地种过棉花、小麦、黄豆、芝麻、油菜等农作物,两块水田种上水稻,一年中种植和收获两季水稻,稻田与村庄构成一幅醉人的田园画卷。
后来,我们姐弟仨都到了上学的年纪,家里的开支越来越大,父母一边种地,一边从事不同的副业,做过木工,打过糍粑,种过豆芽,碾过挂面,但不论从事哪一项副业,家里每一分地他们都没有敷衍对待过。
自20世纪90年代起,村子里的年轻人不再愿意延续父辈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开始向往外面精彩的世界,加入打工的行列。过完年去南方的一拨人走了,清明节后上东北的一批人也离开了,村里没有以往的热闹声,春耕时,地里只剩下老人的身影。
慢慢地,旱地只种一些“懒庄稼”,水田也由两季稻改成一季稻,后来有的田里连一季也不种了,任其杂草丛生。母亲说:“现在种田政策这么好,不用交税,还有补贴,这放在以前哪里想得到呀!”父亲接过话题:“那么好的地,荒着真可惜。”
后来,村里人口结构变化大,对田地进行调整,因为爷爷早已长眠于地下,我们姐弟仨都进城有了工作,家里只分得两亩地,父亲为此郁闷了好一阵子。村里的荒地也流转给种田大户,地里长着庄稼,父母便没有再为荒地而叹息,安心打理他的两亩地。
前几年,由于城市的扩展,村里的土地全被征用了,家里一分地都没有了。经村里几位老人的强烈要求,把村后稻场留下了做菜地。我家分得一小块,不足一百平方米,变成了父母的菜园。每次周末回家,如果父母不在家里,肯定在菜园能找得到他们。
从此,一年四季,那块地里长出各种时令蔬菜,经常吃不完,父母到处给亲朋好友送菜。在饭桌上,父亲谈得最多的,就是他的菜,哪里该松土了,啥时候要安苗了,萝卜秧要浇水了,白菜该去捉虫了,大蒜密了要拔稀,开春才能长出蒜薹,似乎那块小菜园里,有讲不完的故事……母亲说,种菜就像养孩子,要细心,不马虎,菜才能长得好。我理解父母对于田地的那份情感,他们骨子里把自己的一生与泥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看来,有地就有依靠,种田就是种希望。
秋阳当空,我开车回家,路过一片稻田,一阵微风从田野吹过来,我仿佛嗅到了泥土的清新,稻花的清香,还有我期待中浓浓的豆香,都令我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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