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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惨死之后,他的妻儿下场如何?
作者:阿杨
1946年美国《柯莱尔斯》杂志中写到:"中国,乃至亚洲最神秘的一个人去世了。"那个去世的人,就是被称为“蒋介石的佩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最神秘人物”的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首任局长的戴笠。
1946年, 3月17日,天气恶劣,戴笠不理会旁人的劝阻,坚持要从青岛飞往上海,上海上空雷雨交加,飞机转向准备降落在南京,当飞到南京上空之时,发现仍是磅礴大雨,空军出动了4架飞机护航,但也无法与戴笠的专机取得联系。
当天下午,南京西南岱山困雨沟,戴笠的专机在此坠毁,升起万丈火焰,机上人员无一人幸存。戴笠惨死,终年49岁。
戴笠死后,他的妻儿生活的怎么样?过得如何呢?
戴笠的妻子叫毛秀丛。毛秀丛出身在一个富裕家庭,她的父亲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大地主,从小吃穿不愁。她20岁的那一年,她与同县的戴笠举行了婚礼。戴笠那年只有18岁,而且家境一般,本人又吃喝嫖赌很多坏习惯,所以他能娶到毛秀丛,算是高攀。婚后,两人虽然没有感情基础,但也算相敬如宾。毛秀丛是个比较传统的女人,不仅孝顺公婆,对于自己的丈夫戴笠更是百依百顺。婚后,毛秀丛还给戴笠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戴善武也叫戴藏宜。
戴笠霸占了影星胡蝶,并想和胡蝶结婚。戴笠想和毛秀丛离婚,但毛秀丛是个比较传统的女人,坚决拒绝。最后,两人开始进行无限期的分居生活。而毛秀从在两人分居之后,生活并不快乐,整日哀愁,最后得了子宫癌,没过几年就去世了。
戴藏宜生有三个儿子(戴以宽、戴以宏、戴以昶),两个女儿(戴眉曼、戴璐璐),其中戴璐璐早夭。
也就是说,戴笠有一个妻子,一个儿子,三个孙子,两个孙女。
戴藏宜是一个十足的纨绔子弟。除了继承其父的凶残之外,别的一无是处。戴笠不想因为这样儿子成为其政治道路上的把柄,但又不得不为其谋一份差事。于是戴笠将戴藏宜安排做了一个军统军少将专员的位置,为了让同侪信服,戴笠还特意安排了一次行动,将一名叫华春荣的地下党员交给戴藏宜作为立功之用。
戴笠死后,毛人凤趁机侵吞了戴笠的大部分财产。听到噩耗闻讯而来奔丧的戴藏宜,只是在父亲戴笠的灵位前磕下一个头,就急急忙忙地跑去清点其父亲所留下的遗产。戴藏宜所继承的遗产不足戴笠生前所攒的三分之一。没有了戴笠的庇护,能力不足脾气暴躁的少将专员后来改组成立的保密局中渐渐地被边缘化,逐渐成为了路人甲的角色。蒋介石败退台湾,戴藏宜就连去往台湾的船票都得花重金才能通过军统东南办事处的旧关系才能勉强搞到手。
原本纨绔的戴藏宜更是放任自流,在生活生竭尽奢靡之能事。
得到了去往台湾的船票之后,戴藏宜便带上家中的金条、银元数箱,带着妻子郑锡英和戴以宽、戴以宏、戴以昶、戴眉曼、戴璐璐等三子两女踏上了逃亡之路。逃亡本该是匆忙之事。但戴藏宜却不慌不忙地带着家眷与仆人坐着轿子大摇大摆的前往福建蒲城。一路上走走停停,等戴藏宜到了福建浦城的时候,最后一艘从福建开往大陆的游轮已经离港。戴藏宜通过不懈努力终于错过了最后的航船。
屋漏偏逢连夜雨,一伙儿被打散的国民党残兵见戴藏宜带着的几个大箱子顿时就起了歹意。将戴藏宜携带的金条、银元细软等物抢夺一空。戴藏宜将最后的一点可变卖的细软交给了妻子郑锡英,决定与妻子郑锡英分头逃跑。
无处可去的戴藏宜只好逃回老家江山县。跑回老家江山的戴藏宜,很快就无处躲藏,因为当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剿匪运动,治安很快肃清。
无路可逃的戴藏宜只好向人民政府自首,没想到的是,戴藏宜竟然又跳窗逃跑了。这一次,没跑多久的戴藏宜便被人举报再次落网,为了防止他逃跑,直接关到杭州的小车桥监狱。
戴藏宜交代了自己的枪支,无线电台,还交代了自己在家乡创办小学自任校长,专门蹂躏学校女教师的罪行,戴藏宜最喜欢霸占结了婚的女教师,甚至亲戚也不放过。鉴于他屡次逃跑,罪大恶极,最后被判处死刑。于1951年被处决。
与戴藏宜分别之后的郑锡英带着三个男孩两个女孩,感觉目标是在太大。无奈之下郑锡英将两个女儿都交给他人寄养。小女儿戴璐璐后来在寄养中夭折,而大女儿戴眉曼则是跟随着郑锡英家的厨师隐姓埋名地过起了平凡人的日子。
1953年,蒋介石突然想念起戴笠当年的功劳,指示毛人凤把戴笠的后人接到台湾,毛人凤动用了级别很高的当时国民党安插在上海公安局的潜伏特务陆秉章,给戴藏宜的妻子郑锡英改名沈凤英,为她找到了三张经海外转台湾的船票。安排她带着两个儿子戴以宽,戴以昶前往台湾,其中一个儿子戴以宏因为户口 被人顶替,只好留在上海,由陆秉章抚养。后来陆秉章被查出是国民党保密局潜伏特工,被捕前又将戴以宏送到了孤儿院中。
上山下乡时期,戴以宏到普农山分场插队,并与当时一同插队的另外一名女青年结为夫妇。1984年,知青政策落实。返回上海之后的戴以宏便与妻子离婚,后又在上海与另外一名女子结为夫妻。一直到1991年,两岸关系缓和之后,戴以宏才与母亲郑锡英取得联系。1991年5月6日,被家中厨师收养的戴眉曼与戴以宏一道乘专机飞往台湾,见到了在美国工作的戴以宽和时任台湾省中华贸易开发公司职工的戴以昶,还有母亲郑锡英。
时隔40多年,当年失散的母子几人再一次团聚。但时过境迁,他们都成了普通百姓。作为戴笠的亲人,能在戴笠死后平安生活已经是足以庆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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