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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少帅枪杀的常荫槐
常荫槐字翰勷，奉天梨树县人，奉天法政专门学校法律系毕业，一直在黑龙江省任事，后为许兰洲之参谋长。第一次奉直之战，奉军败退山海关，常代表许兰洲向总部办理事务，为杨宇霆所赏识。民国14年任京奉路局长，16年潘复组阁时代理交通部长并兼京奉路局长。
常荫槐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祖籍山东寿光，后迁至吉林梨树西北刘家馆子乡落户。兄弟四人，他排行老四。其长兄常荫廷，字括襄，为清光绪甲午（1894）科举人，1910年起至1932年，历任黑龙江省青冈、木兰等县知事，绥兰、龙江等道道尹，黑龙江交涉员，呼海、齐克两铁路总办及黑龙江省政府参议等要职。当其兄任绥兰道尹时，曾创编所属各县游击队兼清乡会办、游击队营管处会办，与黑龙江督军兼省长吴俊升结拜为义兄弟，因此，在黑省政界中成为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常荫槐次兄在梨树家乡经营家业，三兄长年在哈尔滨开设钱庄、商号等。常家依仗其权势，在黑龙江讷河县境占有大量肥沃土地，据常家管事人称：“日初骑马出发巡地查地号，直到日暮天黑尚未到达边界。”其土地面积之广、数量之多，于此可以想见。常家的产业还不止于前述，在沈阳天后宫附近常荫槐还建有私邸一处，宅第建筑比较阔气，时人称“常公馆”。
常荫槐虽是奉系军阀要员，但对旧官场馈赠往来酬酢的习气不以为然，办事认真，肯干。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败，士气低落，常荫槐时任奉天全省军警执法处长及全省清乡督办，因沈阳城内驻军较多，军纪很差，打架斗殴时有发生，破坏了城市的公共秩序，为此他整肃军纪，维持社会治安，颇为努力。在京奉铁路局长及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任内，常荫槐致力整顿铁路交通运输秩序，对不购车票乘坐火车的官兵、聚众闹事者、破坏交通秩序的散兵游勇以及违犯路规的客、货运输单位等，敢于督令属员，按章办事，而且对违章者处罚较严，不留情面，不怕得罪上司及同僚。因此，使多年较为紊乱的铁路交通面貌有所改观。
常荫槐主管铁路交通时，奉东北地方当局指示，修筑大通（大虎山——通辽）铁路，尽管日本帝国主义多次抗议，反对修筑这条所谓与南满铁路平行的线路，但常荫槐不为其威胁所动，仍按计划施工，直至建成。除此之外，他还很重视培养铁路人才，成立交通教育监督处，在铁路交通线路上的重要城镇设立扶轮中、小学等。在任交通部次长、代总长期间，常荫槐同时兼任交通部唐山大学（即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校长，他利用历年来京奉铁路局拖欠唐山交大（现西南交通大学）之办学经费，创办了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锦县分校（这也是东北的第一所国立大学，锦县分校1932年并入东北大学）。
张作霖遇害时，常荫槐亦乘一辆专车随行，遇炸时常本在张车厢中，至皇姑屯乃离车后行，闻炸声车停，常恰在两车厢接头处，致跌倒受轻伤。
1928年，张作霖被炸身亡后不久，由于杨宇霆积极荐举，常荫槐出任黑龙江省长。
常荫槐在黑龙江省长任内和黑龙江军务督办万福麟积不相容，万曾报告张学良说常荫槐故意积压黑龙江的军费。而省政府又扩充山林队，有替杨宇霆培养势力的企图。
身为封疆大吏后，他踌躇满志，以黑龙江为根据地积极抓兵权，大肆培植个人势力，与黑龙江军务督办万福麟分庭抗礼，争权夺势。常荫槐借助其兄常荫廷在黑龙江省任道尹时创编游击队的经验与人事关系，以及沈阳兵工厂督办杨宇霆在枪械弹药方面的支持，擅自动用铁路资金，大肆编练山林警备队约二十个营的兵力，扩充自己的实力。张学良对他此举不但坚不同意，而且存有戒心，指出：黑省既有国防军，又有省防军，无需再编练山林警备队。但他竟置若罔闻，我行我素，继续扩军练兵，因此引起东北地方当局的怀疑和关注。近在咫尺的黑省军务督办万福麟更感到极大的威胁和不安。
1928年东北易帜，杨宇霆、常荫槐沆瀣一气，始终反对张学良与南京政府合作。杨、常认为蒋介石靠不住，言而无信，易帜后会被蒋吃掉，况且蒋也不见得站住脚，倒不如在东北搞独立。迨至易帜成功，杨宇霆为表示反对，于12月29日庆祝东北易帜，全体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与南京代表人士合影留念时，竟当场携皮包愤然离去，不参加合影。当日沈阳城各机关、学校、工厂、团体、商号以及东北地方政府、要人的私邸等处，均悬挂着青天白日旗，但杨、常两家公馆却不挂旗，以示反对。
常荫槐官居要职，以权谋私，与杨宇霆相勾结，阴谋削弱和打击张学良在东北的统治地位。如有一次，杨、常伙同一起，别有用心地要挟张学良增加拨款来扩充沈阳兵工厂。张学良鉴于东北财政困难，无法筹措，并讲明兵工厂亦应紧缩开支，因而未允。杨宇霆有恃无恐地说：“我有办法，可由铁路收入垫付。”但就在商议此事前不久，张学良因苦于军费开支拮据，曾向常荫槐提出可否由铁路资金中挪用一部分以充军饷，而常当即粗暴地予以拒绝，态度骄横，使张大为难堪。
常荫槐对东北主帅张学良鄙夷蔑视，在其私邸与家人谈话时动辄说：“小六子（张的乳名）少不更事，懂得什么！”更有甚者，在公开场合对张学良也不尊重，倨傲无礼，目无长官。例如奉军撤离北京时，将京奉路机车及客车悉数开往关外，后阎锡山提出放还车辆，以利交通。张学良已同意放还，然常荫槐却抗命不从，并且说：“这是我的事情，这些车辆归我管，他（指张学良）管不了我。”常去齐齐哈尔就任黑龙江省省长之后，所遗北宁路（即原京奉路，东北易帜后改称此名）及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两职均未辞去，后者由杨宇霆心腹郑谦代理。尽管张学良再三催促其尽快辞去两处兼职，但他依然揽权不放，拖延去职。
在“杨常事件”发生数日前，常荫槐自黑龙江抵沈面见张学良，要挟张罢免中东路督办吕荣寰职务，提出让刘哲（与常私人关系密切）继任，并且手持纸笔，蛮横无礼地胁迫张学良立即批准任命，气焰嚣张，咄咄逼人，张未允。就在“杨常事件”发生的当日下午，杨宇霆、常荫槐相偕赴帅府面晤张学良，促使张同意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任常为督办，而且声称：除南满路外，将中东路包括在内，一并划归铁路督办公署管辖。张学良当场表示，中东路为中苏共管，事关外交，须从长计议，不应操之过急，免生枝节。然而，杨、常却要求张立即决定，并将事先写好的便条出示与张，迫使其批准签字。张学良推托说：时间已晚，容饭后再议。张复邀请杨、常在帅府共进晚餐，杨、常推说回家用饭。待杨、常饭后归来少顷，便发生了枪毙杨、常的事件。由上诉可见，“杨常事件”之所以发生，既有远因，也有近因，绝非偶然。
1929年1月10日午后杨宇霆和常荫槐联袂来见少帅，杨、常两人见张是要挟设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由常任督办。并且写好人事命令请张签字。张稍作敷衍，推说晚饭后再决定。杨、常遂告辞回家。张于杨、常去后，即部署一切，晚饭后杨、常再来，张接见后，命副官取哈密瓜，副官去而复返，称瓜在冰箱，因夫人正在洗澡，不便上楼。张乃云：“待我去取！”遂出老虎厅，约一分钟，卫队六人，由高纪毅率领持枪步入，大声说：“奉长官命：杨宇霆、常荫槐阻挠国家统一，立予处死，即刻执行。”于是枪声大作，杨、常未及反抗即被击毙。随后以地毡包裹两人尸体。张随即命外交处长赴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告知已处决杨、常两人。此事不影响对日外交。并向南京报告，杨、常两人妨碍统一，阻挠新政，已予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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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少帅枪杀的常荫槐
常荫槐字翰勷，奉天梨树县人，奉天法政专门学校法律系毕业，一直在黑龙江省任事，后为许兰洲之参谋长。第一次奉直之战，奉军败退山海关，常代表许兰洲向总部办理事务，为杨宇霆所赏识。民国14年任京奉路局长，16年潘复组阁时代理交通部长并兼京奉路局长。
常荫槐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祖籍山东寿光，后迁至吉林梨树西北刘家馆子乡落户。兄弟四人，他排行老四。其长兄常荫廷，字括襄，为清光绪甲午（1894）科举人，1910年起至1932年，历任黑龙江省青冈、木兰等县知事，绥兰、龙江等道道尹，黑龙江交涉员，呼海、齐克两铁路总办及黑龙江省政府参议等要职。当其兄任绥兰道尹时，曾创编所属各县游击队兼清乡会办、游击队营管处会办，与黑龙江督军兼省长吴俊升结拜为义兄弟，因此，在黑省政界中成为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常荫槐次兄在梨树家乡经营家业，三兄长年在哈尔滨开设钱庄、商号等。常家依仗其权势，在黑龙江讷河县境占有大量肥沃土地，据常家管事人称：“日初骑马出发巡地查地号，直到日暮天黑尚未到达边界。”其土地面积之广、数量之多，于此可以想见。常家的产业还不止于前述，在沈阳天后宫附近常荫槐还建有私邸一处，宅第建筑比较阔气，时人称“常公馆”。
常荫槐虽是奉系军阀要员，但对旧官场馈赠往来酬酢的习气不以为然，办事认真，肯干。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败，士气低落，常荫槐时任奉天全省军警执法处长及全省清乡督办，因沈阳城内驻军较多，军纪很差，打架斗殴时有发生，破坏了城市的公共秩序，为此他整肃军纪，维持社会治安，颇为努力。在京奉铁路局长及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任内，常荫槐致力整顿铁路交通运输秩序，对不购车票乘坐火车的官兵、聚众闹事者、破坏交通秩序的散兵游勇以及违犯路规的客、货运输单位等，敢于督令属员，按章办事，而且对违章者处罚较严，不留情面，不怕得罪上司及同僚。因此，使多年较为紊乱的铁路交通面貌有所改观。
常荫槐主管铁路交通时，奉东北地方当局指示，修筑大通（大虎山——通辽）铁路，尽管日本帝国主义多次抗议，反对修筑这条所谓与南满铁路平行的线路，但常荫槐不为其威胁所动，仍按计划施工，直至建成。除此之外，他还很重视培养铁路人才，成立交通教育监督处，在铁路交通线路上的重要城镇设立扶轮中、小学等。在任交通部次长、代总长期间，常荫槐同时兼任交通部唐山大学（即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校长，他利用历年来京奉铁路局拖欠唐山交大（现西南交通大学）之办学经费，创办了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锦县分校（这也是东北的第一所国立大学，锦县分校1932年并入东北大学）。
张作霖遇害时，常荫槐亦乘一辆专车随行，遇炸时常本在张车厢中，至皇姑屯乃离车后行，闻炸声车停，常恰在两车厢接头处，致跌倒受轻伤。
1928年，张作霖被炸身亡后不久，由于杨宇霆积极荐举，常荫槐出任黑龙江省长。
常荫槐在黑龙江省长任内和黑龙江军务督办万福麟积不相容，万曾报告张学良说常荫槐故意积压黑龙江的军费。而省政府又扩充山林队，有替杨宇霆培养势力的企图。
身为封疆大吏后，他踌躇满志，以黑龙江为根据地积极抓兵权，大肆培植个人势力，与黑龙江军务督办万福麟分庭抗礼，争权夺势。常荫槐借助其兄常荫廷在黑龙江省任道尹时创编游击队的经验与人事关系，以及沈阳兵工厂督办杨宇霆在枪械弹药方面的支持，擅自动用铁路资金，大肆编练山林警备队约二十个营的兵力，扩充自己的实力。张学良对他此举不但坚不同意，而且存有戒心，指出：黑省既有国防军，又有省防军，无需再编练山林警备队。但他竟置若罔闻，我行我素，继续扩军练兵，因此引起东北地方当局的怀疑和关注。近在咫尺的黑省军务督办万福麟更感到极大的威胁和不安。
1928年东北易帜，杨宇霆、常荫槐沆瀣一气，始终反对张学良与南京政府合作。杨、常认为蒋介石靠不住，言而无信，易帜后会被蒋吃掉，况且蒋也不见得站住脚，倒不如在东北搞独立。迨至易帜成功，杨宇霆为表示反对，于12月29日庆祝东北易帜，全体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与南京代表人士合影留念时，竟当场携皮包愤然离去，不参加合影。当日沈阳城各机关、学校、工厂、团体、商号以及东北地方政府、要人的私邸等处，均悬挂着青天白日旗，但杨、常两家公馆却不挂旗，以示反对。
常荫槐官居要职，以权谋私，与杨宇霆相勾结，阴谋削弱和打击张学良在东北的统治地位。如有一次，杨、常伙同一起，别有用心地要挟张学良增加拨款来扩充沈阳兵工厂。张学良鉴于东北财政困难，无法筹措，并讲明兵工厂亦应紧缩开支，因而未允。杨宇霆有恃无恐地说：“我有办法，可由铁路收入垫付。”但就在商议此事前不久，张学良因苦于军费开支拮据，曾向常荫槐提出可否由铁路资金中挪用一部分以充军饷，而常当即粗暴地予以拒绝，态度骄横，使张大为难堪。
常荫槐对东北主帅张学良鄙夷蔑视，在其私邸与家人谈话时动辄说：“小六子（张的乳名）少不更事，懂得什么！”更有甚者，在公开场合对张学良也不尊重，倨傲无礼，目无长官。例如奉军撤离北京时，将京奉路机车及客车悉数开往关外，后阎锡山提出放还车辆，以利交通。张学良已同意放还，然常荫槐却抗命不从，并且说：“这是我的事情，这些车辆归我管，他（指张学良）管不了我。”常去齐齐哈尔就任黑龙江省省长之后，所遗北宁路（即原京奉路，东北易帜后改称此名）及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两职均未辞去，后者由杨宇霆心腹郑谦代理。尽管张学良再三催促其尽快辞去两处兼职，但他依然揽权不放，拖延去职。
在“杨常事件”发生数日前，常荫槐自黑龙江抵沈面见张学良，要挟张罢免中东路督办吕荣寰职务，提出让刘哲（与常私人关系密切）继任，并且手持纸笔，蛮横无礼地胁迫张学良立即批准任命，气焰嚣张，咄咄逼人，张未允。就在“杨常事件”发生的当日下午，杨宇霆、常荫槐相偕赴帅府面晤张学良，促使张同意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任常为督办，而且声称：除南满路外，将中东路包括在内，一并划归铁路督办公署管辖。张学良当场表示，中东路为中苏共管，事关外交，须从长计议，不应操之过急，免生枝节。然而，杨、常却要求张立即决定，并将事先写好的便条出示与张，迫使其批准签字。张学良推托说：时间已晚，容饭后再议。张复邀请杨、常在帅府共进晚餐，杨、常推说回家用饭。待杨、常饭后归来少顷，便发生了枪毙杨、常的事件。由上诉可见，“杨常事件”之所以发生，既有远因，也有近因，绝非偶然。
1929年1月10日午后杨宇霆和常荫槐联袂来见少帅，杨、常两人见张是要挟设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由常任督办。并且写好人事命令请张签字。张稍作敷衍，推说晚饭后再决定。杨、常遂告辞回家。张于杨、常去后，即部署一切，晚饭后杨、常再来，张接见后，命副官取哈密瓜，副官去而复返，称瓜在冰箱，因夫人正在洗澡，不便上楼。张乃云：“待我去取！”遂出老虎厅，约一分钟，卫队六人，由高纪毅率领持枪步入，大声说：“奉长官命：杨宇霆、常荫槐阻挠国家统一，立予处死，即刻执行。”于是枪声大作，杨、常未及反抗即被击毙。随后以地毡包裹两人尸体。张随即命外交处长赴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告知已处决杨、常两人。此事不影响对日外交。并向南京报告，杨、常两人妨碍统一，阻挠新政，已予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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