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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督军萧耀南（下）
二七惨案
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而罢工的中心正是汉口江岸铁路机务段和江岸车辆厂。从江岸机务段到北京长辛店，火车停开，车辆厂停工，1200多公里长的铁路，顿时瘫痪。
工人们的这一举动，使吴佩孚气急败坏，他于2月7日电令萧耀南勒逼工人立即复工，并指使就地枪毙施洋以资。萧耀南接电后，立即派汉口镇守使署参谋长张厚生率兵前往江岸分工会，杀害了共产党员、工人领袖林祥谦等大批工人群众，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当日夜，萧又派二十五师警卫营长李世焜以请谈话为名，将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大律师施洋诱骗至大东门外，枪杀于路旁。2月7日这一天，正是农历除夕，本来是中国传统的新春佳节，而萧耀南对工人运动的血腥镇压，却使这一天成了其在湖北五年统治中，最黑暗的一天。
军阀混战
1923年，曹锟急于登上大总统宝座，欲逼黎元洪下台，而吴佩孚担心此举引起舆论非议，影响他“武力统一中国”的大业，故主张期满竞选，因而以曹为首的保派（时曹驻保定称保派）与以吴为首的洛派（吴驻洛阳称洛派）之间，产生尖锐的矛盾。
萧耀南早年是曹锟的参谋长，萧、曹关系之深自不必说。吴佩孚和萧则同为秀才出身，身世相近，且早年均为曹锟部下团长，曾结为金兰。萧任曹之参谋长时，吴任师部副官长，因吴为人孤傲自恃，曹锟初对其印象并不好，是萧多次在曹跟前进言，称赞吴的才能，才使吴得任为第三师第六旅旅长，并从此发迹的，因此萧、吴更成莫逆之交。萧耀南后来升为旅长、师长、督军，都是由吴提拔。正是因为，萧与曹、吴两人均有深厚的关系，所以当直系内部保、洛两派起了纷争的时候，萧耀南便出来充当了调停人的角色。经萧耀南的劝解，吴佩孚也只好妥协。于是，曹锟便在1923年6月，上演了一出截车夺印的闹剧，迫使黎元洪下台避居天津。
在成功赶走黎元洪以后，曹锟于1923年10月贿选大总统。在这次贿选中，萧耀南不但让湖北省承担贿选费60万元，还指使湖北籍国会议会参与，可谓是出力又出钱，曹锟就大总统职后，投桃报李，晋升其为陆军上将、两湖巡阅使，授炳武上将军，勋二位，次年又正式任命其为湖北省长（之前是自行护理）。
1924年10月，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致使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兵败，被迫乘军舰南下，经吴淞口入长江，于11月17日到达汉口，准备组织护宪军政府。吴原以为萧为其一手提拔，必然听命于他，那知萧耀南却派人暗示吴佩孚，不欢迎他留汉，吴的护宪军正府计划搁浅，只得返回洛阳老巢。不久，镇嵩军憨玉琨部攻入洛阳，吴佩孚宣布下野，上鸡公山养病，萧耀南派人向吴表示，愿送路费助其出洋，实是怕吴佩孚入鄂引火烧身。吴佩孚在鸡公山未住多久，国民二军胡景翼又进入河南，逼吴佩孚离豫，吴佩孚只得乘火车入鄂。当时，湖北方面以“保境安民”为号召，为阻止吴入境，竟拆毁铁路，吴无奈只得在广水下车，一时间茫茫中国无竟无这位昔日孚威上将军的容身之地。时有川军杨森的代表刘泗英在吴处，自告奋勇到汉游说萧耀南“缓段全吴”。萧耀南表示自己不会做冯玉祥第二，拒吴入境不过为了保全武汉，最后双方达成协议：一、同意吴移驻湖北黄州。二、吴的卫队以两营为限。三、所乘兵舰决川号和浚蜀号的武装解除，仅供作为交通工具和自卫。1925年1月5日，吴佩孚到达黄州西山暂住，之后又移驻岳州。
抵制皖系
北京政变后，段祺瑞出任北京政府执政，作为皖系首领的段，当然不会对属直系的萧耀南讲什么客气，他一上台便开始对萧施加压力，明令取销萧耀南的两湖巡阅使。接着，段祺瑞派亲信张学颜到萧耀南处任督署参谋长，对萧进行牵制，委原属安福系长江上游总司令兼第八师师长王汝勤为湖北军务帮办，还派安福系的刘文明当汉阳兵工厂厂长、安福系的谢道生为汉口电报局长，派安福系的湖北籍议员郑万瞻为湖北官矿督办，刘亮为湖北烟酒公卖局长，蓝某为武汉关监督。几乎湖北的军政财权都被段祺瑞抓走了。
萧耀南督鄂数年来，事事受制于吴，不料吴倒而段又来，非常不甘心，于是暗中与段斗法。 他首先发表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为武汉保安总司令。不便公开扩军，就暗地充实二十五师实力，增加2500名战斗兵额。
在政治方面，萧耀南做出联合广东革命政府的姿态，以对抗段祺瑞的压制。他一面起用了一批湖北籍国民党员，如张大昕、刘成禺、郭肇明、张国恩等，同时派他的同乡同学老国民党员程守箴为代表，前往广东与孙中山先生联络。孙中山先生也先后派孙科、汪精卫来鄂与萧密商合作问题。
在军事方面，相响湖南督军赵恒惕的联省自治主张，联络湖北籍的江西督军方本仁，同属直系占有浙江、福建的孙传芳，以及四川的杨森等，以壮声势。还与河南督办岳维峻在鸡公山会晤，商谈联防。使湖北四面无虞，让段祺瑞奈何不得。
对段派来的参谋长张学颜，萧认为是心腹之患，必欲去之而后快。张学颜原系第三师第十团的团长，与萧耀南是同僚，个人感情本不错，只因张后来加入安福系，被吴佩孚撤职。段派他来当参谋长，相利用张与萧的旧关系，起到监视作用。可是萧耀南却棋高一着，他指将军团等一班人，对张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使其无暇顾及参谋长的职务。又由张厚生在汉口物色一个美艳的名妓，以重金赎买，送张为妾，张迷于酒色，更无暇到署办公。再对张到任时所带来的一班亲朋好友，各各给予肥缺。使得张学颜乐不思蜀，对萧耀南感激涕零，完全忘了段派他来鄂的监视使命，使段祺瑞大失所望，愤而将其撤职。张学颜去职后，萧耀南又保荐原为安福系旅长，后投靠直系的张月波继任参谋长。张月波因原属安福系，在段的左右有很多熟人为其游说，所以得以任命，而他又是叛皖投直的，只有忠于直系。由对参谋长一职人选的斗争，可见萧耀南心机之深。
再说萧对付长江上游总司令兼第八师师长王汝勤的经过。当段祺瑞发表王为湖北军务帮办的电报到鄂时，萧先让其同乡，电报局长谢道生先将该电暂时扣下，然后策动被王撤职的原旅长刘玉春倒王。在萧耀南的支持下，驱王迎刘顺利完成。王汝勤失去实力，帮办一职自然无从谈起。
除了张学颜、王汝勤以外，曾在王占元时期任过湖北省长的安福系人物何佩瑢，乘段祺瑞重掌政权之机活动省长一职，也对萧耀南造成威胁。这时恰值刘亮的湖北烟酒公卖局长不能实任，刘亮就想方设法向萧献殷勤，他搜集何佩瑢在湖北省长和官矿督办任内的劣迹，冒用湖北各机关团体的名义，控告何佩瑢，同时还办了一个《振民日报》，作为专门攻击何佩瑢的工具。不到一个月，段祺瑞不得不发出查办何佩瑢的指示，他的省长梦也就做到了头，刘亮因此一功，也得以继熊祥生之后，实认局长了。
对湖北省议会分，萧也进行分化拉拢，当时省议会分为三派，即：维社、平社和甲子俱乐部。维社较超脱，人数不多；平社是拥护萧耀南的，人占多数；甲子俱乐部也是少数，是拥护何佩瑢的。对平社议员，萧耀南利用由其支配的湖北官钱局票面损耗费，给每人每月发津贴车马费200贯来收卖，使省议会数年间，也不找萧的麻烦。
被迫迎吴
萧在湖北如鱼得水，可是外间的情况却在急剧变化中。1925年，冯玉祥在孙中山逝世后，势成孤立。段祺瑞和奉系都对他不利，因而想回头与直系联合，就派代表段其澍、刘骥与萧商议，拥吴佩孚再起，对抗段、奉。萧也派程守箴前往联络。此时，直系的后起之秀孙传芳，击败奉系控制了闽、浙、赣、苏、皖五省，也主张直系内部不计前嫌，一致对外。
为了联合直系各派对抗段祺瑞和奉系，萧耀南大规模扩军，以二十五师作为基干，另成立第十七和第二十一两个混成旅。第十七混成旅旅长由二十五师第九十七团团长余荫森升任，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由二十五师第一OO团团长刘月亭升任。新成立第九师，师长由襄樊镇守使张联升兼任，寇英杰的第二混成旅扩编为湖北第一师，师长由寇升任，刘佐龙的第四混、宋大霈的第三混成旅亦扩编成师，师长由刘、宋升任。
其时有湖北、四川、江浙各处代表集会，决定倒段讨奉，计划前锋由国民一、二、三军担任。冯玉祥还向萧表示，若能容，就一起干；不能容，本人愿下野将队伍交出。正在此时，段祺瑞急于组织开善后会议，准备正式选他为总统。段派到湖北办理选举的是郑万瞻。郑天天缠着萧耀南筹备选举，萧耀南故意拖延，到最后无法推辞，在选举那一天，又由陈嘉谟出面派兵在省议会前面的阅马场演习，断绝议会交通，不准出入。郑万瞻去找萧耀南，萧耀南置之不理，使得选举流产。
在这种情势下，吴佩孚认为出山时机已经成熟，乃派人到湖北征求萧耀南的同意，萧派师长陈嘉谟到岳州来对吴说：“大帅尽管出山，可是请勿来湖北，因为我还需要时间。”吴听了很不高兴，瞪着眼睛说：“我要出山自然要在湖北。”然后用和缓的音调问陈：“我现在问你，你对我出山有什么意见？”陈敬谨答道：“大帅出山，我个人愿效犬马之劳。”除陈外，鄂军将领寇英杰、宋大霈、于学忠，都是吴佩孚的山东同乡，都表示听命于吴。这些人都是萧的台柱，他们既听命于吴，萧耀南又岂能阻止得了？因此萧也下了决心，“江山本来是他的江山，给我江山的是他，要断送江山也只索性由他。”遂于1925年10月20日发出迎吴通电，不再唱“拒吴保鄂”的高调了。
21日吴乘决川舰抵汉，萧率文武官吏恭迎江边，与上次拆路拒吴，有天渊之别。吴佩孚到汉后，在查家墩组建十四省讨贼联军司令部，东山再起了，任命萧耀南为讨贼联军鄂军总司令兼后方筹备总司令，陈嘉谟为副司令，任寇英杰为鄂军第一路总司令，陈嘉谟为第二路总司令，卢金山为第三路总司令。
萧吴反目
对于吴佩孚来说，死敌是冯玉祥，而不是奉张。所以，吴一出山，就发出通电，把联冯讨张变成了联张讨冯，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这个电报还署有萧耀南的名字，萧竟全然不知。吴佩孚原承认不干预湖北政治，而他一到汉口，不得萧的同意，就把汉阳兵工厂长和汉口电报局长撤换，任用他的私人。萧耀南无可忍耐，大发脾气，骂吴佩孚不顾信义、出卖朋友，彼此产生极大裂痕，这也给萧耀南的健康造成影响，其病根就是由此而起。
因为吴佩孚主张联奉讨冯，进攻国民二军驻守的河南，战线接近湖北，各种军需、兵役也全落在湖北百姓头上。吴佩孚在当时是个光杆，所有军费，完全靠湖北筹划，湖北财政无法负担，吴佩孚就想在汉发行军用券500万，并想把食盐加价每引盐加征4元。萧耀南是湖北人，若如此荼毒地方，难逃家乡父老的指责，因此挺身而出，亲自率同省议会及各机关法团，以鄂民资格到总部请愿，迫使吴取消军券发行和食盐加征计划。
由于吴佩孚与萧耀南在联冯讨奉，还是联奉讨冯问题上的矛盾，加上吴佩孚干涉湖北省政，而萧耀南又反对吴佩孚加征军饷，增加湖北人的负担，所以吴、萧矛盾十分尖锐。因这一矛盾的刺激，萧耀南的健康也受到影响。加之对国民军的战事并不顺利，尤其是南口方面伤亡甚大，久无进展，而军费开支越来越大，筹措更是难上加难。这些都使萧日夜不安，精神萎颓。
突然病亡
1926年2月11日，汉口慈善会会长蔡辅卿从前线归来，求见萧耀南，痛哭流涕地陈述前方战事不利，死伤枕籍的情况，使萧大为动容。那天正是农历腊月二十七日，大风大雪，萧送蔡出门，站在廊檐下立谈过久，受了风寒，当即病倒昏迷，由中医曹元森医治，汤药都灌不进。第二天又请来汉口的德籍医生文德治疗，认为是疲劳过度，打了一针以后，恢复正常，医生临走时嘱咐让病人多睡觉，并留下安眠药3片，叮嘱一次只可吃一片。2月13日，农历腊月二十九日晚上，萧耀南情况还尚好，曾亲笔手谕，在其生病期间，“督办由参谋长张月波代理，省长由政务厅长杨会康代理。”并准备送某些人的过年费。
当天夜里，萧耀南一次将医生留下的3片安眠药都吃了，于是体质受不住，兼之窗户打开过多，又冒风寒，遂转为急性肾炎。2月14日，正月初一早晨，再请德国医生前来症治，医生认为已无法挽救，只有灌肠才有一线希望，经家属同意，进行灌肠，在灌肠过程中萧耀南死去，享年仅五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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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督军萧耀南（下）
二七惨案
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而罢工的中心正是汉口江岸铁路机务段和江岸车辆厂。从江岸机务段到北京长辛店，火车停开，车辆厂停工，1200多公里长的铁路，顿时瘫痪。
工人们的这一举动，使吴佩孚气急败坏，他于2月7日电令萧耀南勒逼工人立即复工，并指使就地枪毙施洋以资。萧耀南接电后，立即派汉口镇守使署参谋长张厚生率兵前往江岸分工会，杀害了共产党员、工人领袖林祥谦等大批工人群众，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当日夜，萧又派二十五师警卫营长李世焜以请谈话为名，将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大律师施洋诱骗至大东门外，枪杀于路旁。2月7日这一天，正是农历除夕，本来是中国传统的新春佳节，而萧耀南对工人运动的血腥镇压，却使这一天成了其在湖北五年统治中，最黑暗的一天。
军阀混战
1923年，曹锟急于登上大总统宝座，欲逼黎元洪下台，而吴佩孚担心此举引起舆论非议，影响他“武力统一中国”的大业，故主张期满竞选，因而以曹为首的保派（时曹驻保定称保派）与以吴为首的洛派（吴驻洛阳称洛派）之间，产生尖锐的矛盾。
萧耀南早年是曹锟的参谋长，萧、曹关系之深自不必说。吴佩孚和萧则同为秀才出身，身世相近，且早年均为曹锟部下团长，曾结为金兰。萧任曹之参谋长时，吴任师部副官长，因吴为人孤傲自恃，曹锟初对其印象并不好，是萧多次在曹跟前进言，称赞吴的才能，才使吴得任为第三师第六旅旅长，并从此发迹的，因此萧、吴更成莫逆之交。萧耀南后来升为旅长、师长、督军，都是由吴提拔。正是因为，萧与曹、吴两人均有深厚的关系，所以当直系内部保、洛两派起了纷争的时候，萧耀南便出来充当了调停人的角色。经萧耀南的劝解，吴佩孚也只好妥协。于是，曹锟便在1923年6月，上演了一出截车夺印的闹剧，迫使黎元洪下台避居天津。
在成功赶走黎元洪以后，曹锟于1923年10月贿选大总统。在这次贿选中，萧耀南不但让湖北省承担贿选费60万元，还指使湖北籍国会议会参与，可谓是出力又出钱，曹锟就大总统职后，投桃报李，晋升其为陆军上将、两湖巡阅使，授炳武上将军，勋二位，次年又正式任命其为湖北省长（之前是自行护理）。
1924年10月，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致使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兵败，被迫乘军舰南下，经吴淞口入长江，于11月17日到达汉口，准备组织护宪军政府。吴原以为萧为其一手提拔，必然听命于他，那知萧耀南却派人暗示吴佩孚，不欢迎他留汉，吴的护宪军正府计划搁浅，只得返回洛阳老巢。不久，镇嵩军憨玉琨部攻入洛阳，吴佩孚宣布下野，上鸡公山养病，萧耀南派人向吴表示，愿送路费助其出洋，实是怕吴佩孚入鄂引火烧身。吴佩孚在鸡公山未住多久，国民二军胡景翼又进入河南，逼吴佩孚离豫，吴佩孚只得乘火车入鄂。当时，湖北方面以“保境安民”为号召，为阻止吴入境，竟拆毁铁路，吴无奈只得在广水下车，一时间茫茫中国无竟无这位昔日孚威上将军的容身之地。时有川军杨森的代表刘泗英在吴处，自告奋勇到汉游说萧耀南“缓段全吴”。萧耀南表示自己不会做冯玉祥第二，拒吴入境不过为了保全武汉，最后双方达成协议：一、同意吴移驻湖北黄州。二、吴的卫队以两营为限。三、所乘兵舰决川号和浚蜀号的武装解除，仅供作为交通工具和自卫。1925年1月5日，吴佩孚到达黄州西山暂住，之后又移驻岳州。
抵制皖系
北京政变后，段祺瑞出任北京政府执政，作为皖系首领的段，当然不会对属直系的萧耀南讲什么客气，他一上台便开始对萧施加压力，明令取销萧耀南的两湖巡阅使。接着，段祺瑞派亲信张学颜到萧耀南处任督署参谋长，对萧进行牵制，委原属安福系长江上游总司令兼第八师师长王汝勤为湖北军务帮办，还派安福系的刘文明当汉阳兵工厂厂长、安福系的谢道生为汉口电报局长，派安福系的湖北籍议员郑万瞻为湖北官矿督办，刘亮为湖北烟酒公卖局长，蓝某为武汉关监督。几乎湖北的军政财权都被段祺瑞抓走了。
萧耀南督鄂数年来，事事受制于吴，不料吴倒而段又来，非常不甘心，于是暗中与段斗法。 他首先发表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为武汉保安总司令。不便公开扩军，就暗地充实二十五师实力，增加2500名战斗兵额。
在政治方面，萧耀南做出联合广东革命政府的姿态，以对抗段祺瑞的压制。他一面起用了一批湖北籍国民党员，如张大昕、刘成禺、郭肇明、张国恩等，同时派他的同乡同学老国民党员程守箴为代表，前往广东与孙中山先生联络。孙中山先生也先后派孙科、汪精卫来鄂与萧密商合作问题。
在军事方面，相响湖南督军赵恒惕的联省自治主张，联络湖北籍的江西督军方本仁，同属直系占有浙江、福建的孙传芳，以及四川的杨森等，以壮声势。还与河南督办岳维峻在鸡公山会晤，商谈联防。使湖北四面无虞，让段祺瑞奈何不得。
对段派来的参谋长张学颜，萧认为是心腹之患，必欲去之而后快。张学颜原系第三师第十团的团长，与萧耀南是同僚，个人感情本不错，只因张后来加入安福系，被吴佩孚撤职。段派他来当参谋长，相利用张与萧的旧关系，起到监视作用。可是萧耀南却棋高一着，他指将军团等一班人，对张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使其无暇顾及参谋长的职务。又由张厚生在汉口物色一个美艳的名妓，以重金赎买，送张为妾，张迷于酒色，更无暇到署办公。再对张到任时所带来的一班亲朋好友，各各给予肥缺。使得张学颜乐不思蜀，对萧耀南感激涕零，完全忘了段派他来鄂的监视使命，使段祺瑞大失所望，愤而将其撤职。张学颜去职后，萧耀南又保荐原为安福系旅长，后投靠直系的张月波继任参谋长。张月波因原属安福系，在段的左右有很多熟人为其游说，所以得以任命，而他又是叛皖投直的，只有忠于直系。由对参谋长一职人选的斗争，可见萧耀南心机之深。
再说萧对付长江上游总司令兼第八师师长王汝勤的经过。当段祺瑞发表王为湖北军务帮办的电报到鄂时，萧先让其同乡，电报局长谢道生先将该电暂时扣下，然后策动被王撤职的原旅长刘玉春倒王。在萧耀南的支持下，驱王迎刘顺利完成。王汝勤失去实力，帮办一职自然无从谈起。
除了张学颜、王汝勤以外，曾在王占元时期任过湖北省长的安福系人物何佩瑢，乘段祺瑞重掌政权之机活动省长一职，也对萧耀南造成威胁。这时恰值刘亮的湖北烟酒公卖局长不能实任，刘亮就想方设法向萧献殷勤，他搜集何佩瑢在湖北省长和官矿督办任内的劣迹，冒用湖北各机关团体的名义，控告何佩瑢，同时还办了一个《振民日报》，作为专门攻击何佩瑢的工具。不到一个月，段祺瑞不得不发出查办何佩瑢的指示，他的省长梦也就做到了头，刘亮因此一功，也得以继熊祥生之后，实认局长了。
对湖北省议会分，萧也进行分化拉拢，当时省议会分为三派，即：维社、平社和甲子俱乐部。维社较超脱，人数不多；平社是拥护萧耀南的，人占多数；甲子俱乐部也是少数，是拥护何佩瑢的。对平社议员，萧耀南利用由其支配的湖北官钱局票面损耗费，给每人每月发津贴车马费200贯来收卖，使省议会数年间，也不找萧的麻烦。
被迫迎吴
萧在湖北如鱼得水，可是外间的情况却在急剧变化中。1925年，冯玉祥在孙中山逝世后，势成孤立。段祺瑞和奉系都对他不利，因而想回头与直系联合，就派代表段其澍、刘骥与萧商议，拥吴佩孚再起，对抗段、奉。萧也派程守箴前往联络。此时，直系的后起之秀孙传芳，击败奉系控制了闽、浙、赣、苏、皖五省，也主张直系内部不计前嫌，一致对外。
为了联合直系各派对抗段祺瑞和奉系，萧耀南大规模扩军，以二十五师作为基干，另成立第十七和第二十一两个混成旅。第十七混成旅旅长由二十五师第九十七团团长余荫森升任，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由二十五师第一OO团团长刘月亭升任。新成立第九师，师长由襄樊镇守使张联升兼任，寇英杰的第二混成旅扩编为湖北第一师，师长由寇升任，刘佐龙的第四混、宋大霈的第三混成旅亦扩编成师，师长由刘、宋升任。
其时有湖北、四川、江浙各处代表集会，决定倒段讨奉，计划前锋由国民一、二、三军担任。冯玉祥还向萧表示，若能容，就一起干；不能容，本人愿下野将队伍交出。正在此时，段祺瑞急于组织开善后会议，准备正式选他为总统。段派到湖北办理选举的是郑万瞻。郑天天缠着萧耀南筹备选举，萧耀南故意拖延，到最后无法推辞，在选举那一天，又由陈嘉谟出面派兵在省议会前面的阅马场演习，断绝议会交通，不准出入。郑万瞻去找萧耀南，萧耀南置之不理，使得选举流产。
在这种情势下，吴佩孚认为出山时机已经成熟，乃派人到湖北征求萧耀南的同意，萧派师长陈嘉谟到岳州来对吴说：“大帅尽管出山，可是请勿来湖北，因为我还需要时间。”吴听了很不高兴，瞪着眼睛说：“我要出山自然要在湖北。”然后用和缓的音调问陈：“我现在问你，你对我出山有什么意见？”陈敬谨答道：“大帅出山，我个人愿效犬马之劳。”除陈外，鄂军将领寇英杰、宋大霈、于学忠，都是吴佩孚的山东同乡，都表示听命于吴。这些人都是萧的台柱，他们既听命于吴，萧耀南又岂能阻止得了？因此萧也下了决心，“江山本来是他的江山，给我江山的是他，要断送江山也只索性由他。”遂于1925年10月20日发出迎吴通电，不再唱“拒吴保鄂”的高调了。
21日吴乘决川舰抵汉，萧率文武官吏恭迎江边，与上次拆路拒吴，有天渊之别。吴佩孚到汉后，在查家墩组建十四省讨贼联军司令部，东山再起了，任命萧耀南为讨贼联军鄂军总司令兼后方筹备总司令，陈嘉谟为副司令，任寇英杰为鄂军第一路总司令，陈嘉谟为第二路总司令，卢金山为第三路总司令。
萧吴反目
对于吴佩孚来说，死敌是冯玉祥，而不是奉张。所以，吴一出山，就发出通电，把联冯讨张变成了联张讨冯，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这个电报还署有萧耀南的名字，萧竟全然不知。吴佩孚原承认不干预湖北政治，而他一到汉口，不得萧的同意，就把汉阳兵工厂长和汉口电报局长撤换，任用他的私人。萧耀南无可忍耐，大发脾气，骂吴佩孚不顾信义、出卖朋友，彼此产生极大裂痕，这也给萧耀南的健康造成影响，其病根就是由此而起。
因为吴佩孚主张联奉讨冯，进攻国民二军驻守的河南，战线接近湖北，各种军需、兵役也全落在湖北百姓头上。吴佩孚在当时是个光杆，所有军费，完全靠湖北筹划，湖北财政无法负担，吴佩孚就想在汉发行军用券500万，并想把食盐加价每引盐加征4元。萧耀南是湖北人，若如此荼毒地方，难逃家乡父老的指责，因此挺身而出，亲自率同省议会及各机关法团，以鄂民资格到总部请愿，迫使吴取消军券发行和食盐加征计划。
由于吴佩孚与萧耀南在联冯讨奉，还是联奉讨冯问题上的矛盾，加上吴佩孚干涉湖北省政，而萧耀南又反对吴佩孚加征军饷，增加湖北人的负担，所以吴、萧矛盾十分尖锐。因这一矛盾的刺激，萧耀南的健康也受到影响。加之对国民军的战事并不顺利，尤其是南口方面伤亡甚大，久无进展，而军费开支越来越大，筹措更是难上加难。这些都使萧日夜不安，精神萎颓。
突然病亡
1926年2月11日，汉口慈善会会长蔡辅卿从前线归来，求见萧耀南，痛哭流涕地陈述前方战事不利，死伤枕籍的情况，使萧大为动容。那天正是农历腊月二十七日，大风大雪，萧送蔡出门，站在廊檐下立谈过久，受了风寒，当即病倒昏迷，由中医曹元森医治，汤药都灌不进。第二天又请来汉口的德籍医生文德治疗，认为是疲劳过度，打了一针以后，恢复正常，医生临走时嘱咐让病人多睡觉，并留下安眠药3片，叮嘱一次只可吃一片。2月13日，农历腊月二十九日晚上，萧耀南情况还尚好，曾亲笔手谕，在其生病期间，“督办由参谋长张月波代理，省长由政务厅长杨会康代理。”并准备送某些人的过年费。
当天夜里，萧耀南一次将医生留下的3片安眠药都吃了，于是体质受不住，兼之窗户打开过多，又冒风寒，遂转为急性肾炎。2月14日，正月初一早晨，再请德国医生前来症治，医生认为已无法挽救，只有灌肠才有一线希望，经家属同意，进行灌肠，在灌肠过程中萧耀南死去，享年仅五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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