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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王阎锡山(下)

抗战失利

阎锡山撤退至临汾进行整顿,成立民族革命大学,公布了与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内容基本相同的《民族革命十大纲领》。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2月16日阎锡山成立了以旧派人物为骨干的“民族革命同志会”,自任会长,以之与牺盟会和国民党抗衡。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2月,日军大举南侵。阎锡山先渡过黄河到达陕西洛川,后到陕西宜川县秋林镇避难。 在八路军、山西新军和晋绥军的打击下,日军退缩于铁路沿线和平原地带,广大山区成为抗日军民的根据地,中共领导的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边区相继成立。阎锡山根据形势游弋于黄河两岸。山西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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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眼看共产党的影响迅速扩大,新军和牺盟会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感到继续下去势将动摇自己的统治,于是决心消除中国共产党对新军和牺盟会的影响。8月,阎锡山在吉县古贤村召开的由军师长参加的“古贤会议”上,即鼓动旧军反对新军,旧派反对新派,并说“天要下雨,赶快准备雨伞。一落人后,便要吃亏”。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举行五届五中全会,在讨论继续抗战、强化国民党的同时,还提出“防共、限共、溶共”的一系列措施。阎锡山积极贯彻实施,于3月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召开了“秋林会议”,公开提出取消新军的政治委员制度,企图把新军统一于旧军。12月初,阎锡山又配合蒋介石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发动了旨在消灭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十二月事变”(晋西事变)。新军各部闻警应变,阎锡山的阴谋未能得逞。“十二月事变”标志着阎锡山联共抗日路线的终结。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2月,中国共产党派王若飞、肖劲光与阎锡山谈判,确定以汾阳经离石到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北与晋西南的分界线,晋西北为八路军和新军的活动区域,晋西南为晋绥军的活动区域。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保持了中共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从此,阎锡山在山西只能控制晋西南的二十几个县。

这时,阎锡山又运用“中庸哲学”研究同三方面的关系。阎锡山认为大敌当前,蒋无暇整治他,毋须顾虑;共产党和八路军日益强大,群众十分拥护,已不再是可以被利用的力量了,而且会同牺盟会和新军联合起来反对他,是威胁他存在的主要敌人;日本侵略军仍是难以战胜的,抗战前途非常渺茫:于是产生了玩勾结日本这张牌以对付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念头。日本帝国主义也有诱阎投降以便把军队转用于其他战场的想法。双方勾结的条件逐渐成熟。

趋日反共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夏,阎锡山开始同日军代表接触。11月,阎锡山令其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根据“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原则,与日本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谈判,达成双方合作、日方为阎锡山装备30个团的口头协议。民国三十年(1941年)6月,日军将孝县城让给阎军接管。8月11日,赵承绶代表阎锡山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田边盛武以及楠山秀吉等在敌占区汾阳县城内签订了《日阎停战基本协定条款》(俗称《汾阳协定》),商定双方停止敌对行动,阎锡山通电脱离重庆国民政府,日本将山西政权交阎锡山并为阎军提供武器装备等。会后,阎锡山在日占区太原、汾阳、临汾等地设立了办事处。至此,阎锡山已由联共抗日转变到联日反共的危险境地。

与此同时,阎锡山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在驻地吉县克难坡由“民族革命同志会”对其军政人员进行“洪炉训练”,提出“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的谬论。《洪炉歌》词则强调“精神整体,合作分工,组织领导,决议是从”,为集体降日进行思想和组织准备。为了扫除降日障碍,阎锡山强化“同志会”的组织领导,命令所有军政经人员及中学以上学生,都须参加“同志会”,开会必呼“会长万岁”等口号,以树立绝对权威;还令其特务组织“政卫组”和“隰汾区战工团”(后改组为“同志会流动作队”)“肃清伪装分子”,大肆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牺盟会员、决死队官兵和进步人士。

对阎锡山与日军秘密勾结的行径,中国共产党曾多次提出警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了大举侵略东南亚地区,迫切希望阎锡山履行《汾阳协定》的各项条款。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5月6日,阎锡山在日方一再要求下,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山西派遣军司令官岩松义雄等在吉县安平村举行了所谓的“安平会议”。日本侵略军头目要求阎锡山立即宣布脱离重庆政府;阎锡山由于受到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处长王世英的规劝与警告,又见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日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同时觉得当汉奸将遗臭万年,乃采取应付态度,提出由日方先行交付答应给他的武器装备。双方各持己见,未能达成协议。阎锡山恐被劫持,在午休时刻乘机逃走。会后,日军进行报复,击溃阎部第三十四军并俘虏骑兵军两个师。不久,各自为了自身的利益,双方互相利用,又行勾结。这时的阎锡山一变依靠日军而为利用日军。除了交流物资外,他派干部到敌区担任县长等伪职,并对其他伪县长发给山西省政府的委任状,以便在抗战胜利后迅速摘取胜利果实。至此,阎锡山运用“中的哲学”又为自己营造了新窟:蒋介石怕阎锡山投降,增加了对他的支援;中共为了使阎锡山继续留在抗日营垒,减少了对他的压力;日军为了诱阎锡山就范,停止了对阎锡山的进攻,并进一步勾结。阎锡山营造的新的三窟已就,乃得苟安于晋西南一隅之地。

民国三十三年(1945年)8月10日前后,阎锡山得悉日本将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即派赵承绶到太原与日军头目商定:日军在原防区防堵共产党及八路军并听候阎锡山受降;又派部队向太原挺进。30日,阎锡山在日军保护下回到太原,随即宣布“行者”(抗战人员)和“居者”(汉奸)同样有功,并委任伪省长苏体仁、冯司直、王骧为高级顾问或高级参事,改编伪军为省防军,留用日俘万余人,作为他进行反共内战的资本。八年抗战的结果,在山西阎管区不过是阎日伪合流而已。

内战风云

民国三十三年(1945年)8月阎锡山在得悉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时,即令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部1.7万余人,向上党地区(今晋东南地区)挺进,从日军手里和平接收长治、屯留、长子、襄垣等县。9月初,八路军发起反击,将史部围于长治。阎锡山急令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部2万余人,由太原奔赴驰援。10月中旬,史、彭两部先后被歼。

民国三十四年(1946年)1月,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阎锡山命令所部于1月13日午夜停战协定生效前,抢占地盘并向八路军进攻。3月3日,军事调解处三人小组来太原视察,阎锡山口头上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国事,私下却表示要准备大打,并且反对遣送日本战俘。在此关键时刻,第二战区参谋长郭宗汾曾有过实现“局部和平”的设想,但是阎锡山抛弃“中的哲学”,拒绝了这个建议,全力备战,在太原、大同等地修筑碉堡7000余个。6月下旬,蒋介石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内战全面展开。阎锡山亦步亦趋,在山西各地向八路军展开进攻。

第二战区撤销后,阎锡山以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兼山西省政府主席的名义,继续掌握着山西的军政大权。他继续推行在抗战期间为解决兵源和粮食问题而制订的“兵农合一”政策,将18岁至48岁的壮丁每三人编为一组,一人为常备兵入伍当兵,二人为国民兵各领一份“份地”在家种地,打粮食供给常备兵家属。他在晋中抓丁7万余人,为他充当炮灰;加上横征暴敛,致使土地荒芜,民不聊生。他继续强化特务统治,除由“政卫组”负责军队内部的“肃伪”外,又将“民族革命同志会流动工作队”改组为“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并在各县成立“特警队”,专门在社会上进行“肃伪”,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惨死于这两个特务组织的屠刀之下。1947年秋至1948年春,阎锡山变本加厉,在晋中各县和太原市推行血腥的“三自传训”(自清、自卫、自治),目标为“十除一,一变九”,即在十人中除掉一个共产党员或革命群众,把原有的一个拥阎的人变为九个。推行结果,仅据山西省政府1947年11、12两月的统计,即用乱棍打死3000余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山西进展神速。到民国三十六年(1948年)7月,太原已成为孤岛。阎锡山准备了数百瓶氰化钾,表示要与“同志会”“基干”(主要为县团级以上骨干)500余人在城破时共同“成仁”,同时却以公营事业的流动资金抢购金银,运往上海营造新窟。在民国三十六年(1948年)新华社公布的43名战犯中,阎锡山名列第32。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阎锡山看到统治山西的末日将临,示意在南京的亲信徐永昌、贾景德等人,向代总统李宗仁建议邀他赴南京商讨国事。3月29日接到邀请电后,立即起飞。4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太原,阎锡山妹妹阎慧卿、省政府代主席梁化之及特种警宪指挥处40余人自杀。阎锡山在山西执掌38年之久的政权就这样被解放军消灭。

客死台湾

太原解放后,阎锡山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以反共守城名将的姿态出现,编造了“太原五百完人”的谎言到处吹嘘以捞取政治资本;又借蒋、李之间的矛盾,居中调停,得以于1949年6月13日出任迁往广州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他就职后宣称“以争取胜利为第一要着”,要在“束手无策,坐以待毙”的局面下,“不惜一切牺牲,不顾一切障碍,勇往直前”。还发行“银圆券”以代替如同废纸的“金圆券”;还提出了《扭转时局方案》和《反共救国实施方案》,企图在华南西南再作最后抵抗。他派徐永昌等人飞赴绥远、新疆,阻挠和平谈判。但在解放军进军声中,阎锡山的负隅抵抗不过螳臂当车而已。由于阎锡山唯蒋中正之命是从,不把李宗仁放在眼里,李宗仁与阎的矛盾日趋尖锐。李要阎辞去国防部长,阎则予以拒绝。他说:“我兼国防部长必灭亡,换人或灭亡或不灭亡,我愿意辞。即使我兼亦亡,换人亦亡,或是我兼或可不亡,换人亦或不亡,我就不辞。但亡,我亦愿辞。假使我兼亡的慢,换人亡的快,我就不辞。”正是他这名国防部长指挥的军队在解放军进攻下,却风声鹤唳,溃不成军。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解放军入川作战,阎锡山于12月8日带领他的政府从成都飞往台湾。从此,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宣告结束。

退到台湾的蒋介石,于1950年3月1日宣布恢复总统职务。阎锡山辞去行政院长,国防部长也被徐永昌接任。阎锡山获得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两个头衔。之后居于台北市菁山之麓。他无事可做,乃从事著述,  先后写了20多本小册子,其中主要的是以反共和宣扬他的“物劳主张”和“中的哲学”为内容的《大同之路》。

病重时,阎锡山对一直看护他的贾景德说:他痛惜自己不能追随蒋介石回大陆去,而深感遗憾。阎给其亲属留下了六点遗嘱:一、一切宜简,不宜奢;二、收挽联不收挽幛;三、灵前供无花之花木;四、出殡以早为好;五、不要放声而哭;六、墓碑刻他的日记第一百段及第一百二十八段;七、七日之内,每日早晚各读他选作之《补心录》一遍。1960年5月23日病逝,终年77岁。

阎锡山病逝后,台湾成立了以何应钦为首的治丧委员会。委员有于右任、张群、贾景德、唐纵、李石曾、张道蕃、谷正鼎、谷正伦、梁寒操等人。5月29日入敛,蒋介石亲往祭奠,并送一块“怆怀耆勋”的匾额。随后葬于阳明山七星山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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