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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军将领楚溪春（上）
楚溪春，1896年4月13日出生于直隶省保定府蠡县北高晃村。他父母早亡，与祖母相依为命。少时曾习诗书经义于村中私塾，因家庭困苦，祖孙二人常为学费发愁。当时清廷兴办新式陆军学校，公费供应食宿，楚溪春便于1910年底考入定兴县姚村之直隶陆军小学堂第3期（监督廖宇春）。1914年，升入清河第1陆军预备学校第2期（校长毛继承），编入第4连（连长李再兴）。毕业后经半年入伍训练，于1916年8月升入保定府清苑县之陆军军官学校第5期（校长杨祖德），编入步兵科第5连（科长王兴文）。1918年9月20日学满毕业，分发山西独立步兵第10团（团长蔡荣寿）任见习官。楚溪春在校期间学习刻苦，每逢考试均名列前茅。
时山西督军阎锡山组建干部训练队，楚溪春与同学张荫梧、李生达、王靖国等调任队附。全队共有队附共36人，人称“三十六天罡”。1919年6月，干训队扩充为学兵团（团长荣鸿胪，上报陆军部番号为山西独立步兵第9团），楚、张、李、王等皆升任连长。未几，楚溪春奉陆军部调令，返回保定军校任第8期学生分队长。
第8期于1919年8月8日开学，校长杨祖德锐意革新，推行各兵科学生混合编队。但不久后杨病逝任上，继任校长贾德耀又恢复分科编队，楚溪春升任步科第1队少校队长。1922年7月第8期毕业后，改任第9期步科第4队队长。1923年8月军校停办，楚溪春应邀赴潼关，在直系的陆军第20师（师长阎治堂）任中校主任参谋兼军官教育团大队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战败，张作霖、冯玉祥等支持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第20师被执政府下令缴械编散，楚溪春于1925年1月改任京卫军第1旅（旅长宋玉珍）、即执政府卫队旅上校参谋长。 在任上发生了 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时隔不久，段、冯交恶，北京警卫司令鹿钟麟奉冯玉祥命发动政变将卫队缴械，执政府随后倒台。楚溪春被解职后，在陆军大学里旁听了一段时间课。1927年1月，军校同学张荫梧出任山西军官教导团主任，以收容训练编余军官和轮训在职军官。楚溪春应其邀请，出任该团教育长，负责编制课程大纲，挑选各科教官，督考学员成绩等各项事务。
1927年6月，阎锡山率部参加国民革命，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北方军，张荫梧升任第7军副军长（军长阎锡山自兼，张负实际责任），楚溪春随之升任该军少将参谋长，并加入中国国民党。张荫梧、楚溪春率领的第7军归属左路军总指挥商震麾下，沿京绥线两侧向北京前进，在宣化与奉军主力汤玉麟、张作相、万福麟等部激战六天，终以众寡不敌，撤退至雁门关、铁角岭一线防守，挡住了奉军的猛烈反击。至1928年3月，阎锡山再次率军出晋，第7军与第5军组成联合军，由张荫梧、楚溪春率领由浑源向涞源急进，直插奉军侧翼。5月间，阎锡山部在满城方顺桥大败奉军，占领保定。6月8日，阎锡山第3集团军进占北京。而后，张荫梧出任北平警备司令，楚溪春调任警备司令部所属宪兵司令一职，统领四营宪兵纠察京畿军风纪。后又增设两营宪兵，并增设宪兵干部训练班加强教育，轮训各级宪兵军官。部队编遣后，晋军第7军缩编为陆军暂编第11师，后改陆军第42师，张荫梧任师长、楚溪春任参谋长。
1928年12月，楚溪春又兼第42师第125旅旅长。该旅辖两团，系收容溃兵而成，纪律素称涣散。楚溪春上任后积极整训，短期即使官兵面貌焕然一新，为同僚所称道。次年2月，担任中国国民党第42师特别党部监察委员。1929年6月，国民政府为将孙中山灵柩迁往南京中山陵，举行总理奉安大典，楚溪春任起灵仪式第3纵队领队指挥。次年4月，第125旅扩为三团制之第25师，楚溪春升任师长，隶属冯鹏翥之第9军（系第42师扩编）。蒋阎冯中原大战爆发后，第9军归晋军第4路军总指挥张荫梧节制，沿津浦铁路攻入山东省境内。楚溪春率部留守北平，并于6月起护理北平警备司令，维护地方治安。9月间，张学良率东北边防军入关，阎锡山、冯玉祥败局已定。东北军先头部队运抵北平时，楚溪春前往接洽，私下向奉军的先锋旅长、保定同学牟中珩表示“你们进到何地，我们就退出何地”。而后，将所属宪兵当月军饷提前发放，率第25师及宪兵1个营沿平绥线退回山西，驻守苇泽关。在此期间，曾被发表为察绥宪兵司令。
中原大战以反蒋联军的失败告终，阎锡山出走大连，张学良接管晋绥军，将其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楚溪春改任东北边防军第4军副军长、平绥铁路护路司令。1934年9月，进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2期学习。1936年7月9日，获颁国民革命军誓师十周年纪念章。其间，阎锡山回晋复职，张荫梧出任晋绥军官教导团团长，楚溪春亦于1936年8月出任该团教育长，当时的学员对楚溪春的评价是“宽严并济，学识超人，经验丰富”。张荫梧脱离晋军后，他并没有跟着离开，8月26日，楚溪春正式被国民政府叙官陆军少将。
1937年8月，楚溪春自陆大毕业，晋升为陆军中将，任第2战区长官部参谋处长、副参谋长、北路军参谋长，并于1939年4月升任第2战区参谋长，曾参与忻口、太原各役之谋划。阎锡山对楚颇为赏识，第2战区长官部自临汾撤退时，楚溪春和阎锡山同乘一辆车，突然有几架飞机掠过，阎一手拉出楚溪春拥到山崖下躲避，可见当时两人关系之密切。
1940年秋，晋系第8集团军总司令兼山西省府第3行政公署主任孙楚，因维护山西省钞流通与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发生冲突。楚溪春奉派到阳城接任第3行署主任一职，着力缓解两战区矛盾。一次，楚溪春在第7区召集县长开军粮会议，遭遇日军扫荡，率领身边不到一营的卫队掩护附近民众向河南渑池逃难。到了黄河北岸白狼渡口时已经入夜，民众发现船只寥寥无几，顿时大乱。楚溪春拒绝了部下先行渡河的建议，命令官兵维持渡口秩序，自己则独步坡头指挥。百姓也平静了下来，万余人赶在日军杀到前安全渡河。
1941年初，阎锡山借成立“整军委员会”之机会将各集团军总司令召集到驻地吉县克难坡，收回各军、师指挥权，另设立南、北两路“作战军”实际指挥部队。3月6日，楚溪春以整军委员身份调任第8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北路作战军总司令，进驻孝义县兑镇兑九峪。日军进攻横岭关时，楚溪春令第43军赶赴第一线协助守军第17军战斗，其暂编第46师一鼓作气收复横岭关，坚守达一个月之久。1944年6月27日，获得四等云麾勋章一枚。
阎锡山对日手腕圆滑，态度暧昧，晋军前线战事并不频繁。几年中，倒有两件军事之外的事情值得一提。一是扣押杜任之。杜任之是山西大学教授，地下身份则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通讯员。抗战爆发后任山西省政府秘书、牺牲救国同盟会执行委员，派到孝义任第18区战地工作委员会主任，负责经济工作，和楚溪春相处甚得。1943年4月23日，楚溪春在战工会全体会上宣布“杜任之主任委员征粮不力，贻误军机，着即撤职调部，战工会主任一职由楚溪春总司令兼任”。而后屏除旁人，拿出密电告诉杜任之，阎另有一封密电称杜有挑拨军民关系、瓦解军队叛变之嫌，即刻押送克难坡长官部关押。杜任之后来回忆，在押解的路上“我问自己：是不是楚溪春想把战工会的职务拿到手？但只一闪念即否定了。如果是这样，他不必兴师动众采取这种方式，而且他送我，给我看密电，分明是在对我说：你可不要埋怨我啊！”。二是修建水利。兑九峪地区水土不调，时洪时旱，1941年楚溪春以修建工事为名向长官部申领了一笔款项，组织部队和民众施工17个月，修建成一座长三华里、高一丈五、顶宽八尺，暗藏工事的拦洪坝。临近几县百姓树立了一座石碑纪念。阎锡山得知后，非但没有怪罪楚，还以楚的字号命名堤坝为“晴波堤”，亲笔题写这三个字送到孝义。谁想1943年夏天兑九峪一带又遭遇大旱，村民大办仪式求雨，相传楚溪春到龙王庙里指着龙王说“如果你真降了雨，我就请戏班唱戏；如果你降不了雨，我就将你碎身万段”。碰巧，当天晚上就下了大雨，楚溪春请来戏班唱了几天戏，并写了一副对联：“你降雨、我唱戏，各守信用；男耕田、女织布，共庆丰年”，横批：“风调雨顺”，一时传为佳话。
楚溪春是阎锡山秘密组织“同志会”的“发展高干”。到孝义后，被内定为阎锡山新建立的核心团体“铁军组织”委员之一。几个月后，在克难坡向阎锡山下跪宣誓，成为“铁军委员”。返回驻地后就开始发展外围成员。楚溪春以外省人的身份、1926年才入晋军的资历，成为同志会高干及铁军委员，与1918年毕业后就留晋的山西同学平起平坐，自然是靠阎锡山的信任与刻意提拔，同时也成为阎借以平衡手下、施展驭人权术的一颗棋子。
1945年8月9日，日本向盟国乞降。次日，楚溪春奉阎锡山之命率骑兵第1军（军长沈瑞，辖骑兵第1、2、4师）、暂编第47师、第7纵队（司令刘鹏翔）从孝义出发，沿汾河及同蒲铁路两侧北上，于13日抵达太原城郊小店镇，与城内日军交涉受降工作。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楚溪春于三天后进驻太原，为阎锡山返回省会做准备。随后率骑兵第4师（师长田尚志）北上，相继收复大同（9月3日）、朔县、山阴、岱岳、怀仁、口泉等县镇，与第12战区第35军在同城会师。而后，在大同帅府街原日本特务机关院内设立第2战区北路作战军总司令部，以总司令名义帖出布告：“日伪一切军政人员，要就地不动，听命接收，如有违犯抗拒者，给予军事处理”。在伪大同省公署设立大同领导组办事处，自任主任，第43军军长刘效曾、大同绥靖公署主任孟祥祉为副主任，分别担任军事、行政接收代表，另以白经世为财经厂矿接收代表，全面开展工作。
大同号称煤都，地处咽喉要道。楚溪春抢占大同，等于切断了八路军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三个解放区之间的交通，为阎锡山与八路军争夺晋北占据先机。1945年10月10日，楚溪春获颁忠勤勋章一枚。到大同后，楚溪春收编伪军为山西省防军第5军，担任大同外围守备；以骑兵第4师担任城防。楚认识到所部战斗力有限，陆续放弃左云、阳高、浑源等县，将兵力集中在大同周边及同蒲铁路南线。作战上，不寻求与八路军野战部队交锋，而是频繁出兵突击其小部队，在大坊城、遇驾山、倍加皂、利仁皂、北劭庄、高山镇等地发生零星战斗百余次。大同城内甚至传起了“楚总司令心软、打八路不敢、只在城内一二三四瞎喊”的歌谣。1945年11月绥包战役期间，为了呼应傅作义部作战，楚溪春曾率军向丰镇出击，但未打通与第12战区的联系。此间，马占山的国民革命军东北挺进军在绥远遭八路军击溃，撤到大同整补，使守军略有所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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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军将领楚溪春（上）
楚溪春，1896年4月13日出生于直隶省保定府蠡县北高晃村。他父母早亡，与祖母相依为命。少时曾习诗书经义于村中私塾，因家庭困苦，祖孙二人常为学费发愁。当时清廷兴办新式陆军学校，公费供应食宿，楚溪春便于1910年底考入定兴县姚村之直隶陆军小学堂第3期（监督廖宇春）。1914年，升入清河第1陆军预备学校第2期（校长毛继承），编入第4连（连长李再兴）。毕业后经半年入伍训练，于1916年8月升入保定府清苑县之陆军军官学校第5期（校长杨祖德），编入步兵科第5连（科长王兴文）。1918年9月20日学满毕业，分发山西独立步兵第10团（团长蔡荣寿）任见习官。楚溪春在校期间学习刻苦，每逢考试均名列前茅。
时山西督军阎锡山组建干部训练队，楚溪春与同学张荫梧、李生达、王靖国等调任队附。全队共有队附共36人，人称“三十六天罡”。1919年6月，干训队扩充为学兵团（团长荣鸿胪，上报陆军部番号为山西独立步兵第9团），楚、张、李、王等皆升任连长。未几，楚溪春奉陆军部调令，返回保定军校任第8期学生分队长。
第8期于1919年8月8日开学，校长杨祖德锐意革新，推行各兵科学生混合编队。但不久后杨病逝任上，继任校长贾德耀又恢复分科编队，楚溪春升任步科第1队少校队长。1922年7月第8期毕业后，改任第9期步科第4队队长。1923年8月军校停办，楚溪春应邀赴潼关，在直系的陆军第20师（师长阎治堂）任中校主任参谋兼军官教育团大队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战败，张作霖、冯玉祥等支持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第20师被执政府下令缴械编散，楚溪春于1925年1月改任京卫军第1旅（旅长宋玉珍）、即执政府卫队旅上校参谋长。 在任上发生了 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时隔不久，段、冯交恶，北京警卫司令鹿钟麟奉冯玉祥命发动政变将卫队缴械，执政府随后倒台。楚溪春被解职后，在陆军大学里旁听了一段时间课。1927年1月，军校同学张荫梧出任山西军官教导团主任，以收容训练编余军官和轮训在职军官。楚溪春应其邀请，出任该团教育长，负责编制课程大纲，挑选各科教官，督考学员成绩等各项事务。
1927年6月，阎锡山率部参加国民革命，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北方军，张荫梧升任第7军副军长（军长阎锡山自兼，张负实际责任），楚溪春随之升任该军少将参谋长，并加入中国国民党。张荫梧、楚溪春率领的第7军归属左路军总指挥商震麾下，沿京绥线两侧向北京前进，在宣化与奉军主力汤玉麟、张作相、万福麟等部激战六天，终以众寡不敌，撤退至雁门关、铁角岭一线防守，挡住了奉军的猛烈反击。至1928年3月，阎锡山再次率军出晋，第7军与第5军组成联合军，由张荫梧、楚溪春率领由浑源向涞源急进，直插奉军侧翼。5月间，阎锡山部在满城方顺桥大败奉军，占领保定。6月8日，阎锡山第3集团军进占北京。而后，张荫梧出任北平警备司令，楚溪春调任警备司令部所属宪兵司令一职，统领四营宪兵纠察京畿军风纪。后又增设两营宪兵，并增设宪兵干部训练班加强教育，轮训各级宪兵军官。部队编遣后，晋军第7军缩编为陆军暂编第11师，后改陆军第42师，张荫梧任师长、楚溪春任参谋长。
1928年12月，楚溪春又兼第42师第125旅旅长。该旅辖两团，系收容溃兵而成，纪律素称涣散。楚溪春上任后积极整训，短期即使官兵面貌焕然一新，为同僚所称道。次年2月，担任中国国民党第42师特别党部监察委员。1929年6月，国民政府为将孙中山灵柩迁往南京中山陵，举行总理奉安大典，楚溪春任起灵仪式第3纵队领队指挥。次年4月，第125旅扩为三团制之第25师，楚溪春升任师长，隶属冯鹏翥之第9军（系第42师扩编）。蒋阎冯中原大战爆发后，第9军归晋军第4路军总指挥张荫梧节制，沿津浦铁路攻入山东省境内。楚溪春率部留守北平，并于6月起护理北平警备司令，维护地方治安。9月间，张学良率东北边防军入关，阎锡山、冯玉祥败局已定。东北军先头部队运抵北平时，楚溪春前往接洽，私下向奉军的先锋旅长、保定同学牟中珩表示“你们进到何地，我们就退出何地”。而后，将所属宪兵当月军饷提前发放，率第25师及宪兵1个营沿平绥线退回山西，驻守苇泽关。在此期间，曾被发表为察绥宪兵司令。
中原大战以反蒋联军的失败告终，阎锡山出走大连，张学良接管晋绥军，将其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楚溪春改任东北边防军第4军副军长、平绥铁路护路司令。1934年9月，进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2期学习。1936年7月9日，获颁国民革命军誓师十周年纪念章。其间，阎锡山回晋复职，张荫梧出任晋绥军官教导团团长，楚溪春亦于1936年8月出任该团教育长，当时的学员对楚溪春的评价是“宽严并济，学识超人，经验丰富”。张荫梧脱离晋军后，他并没有跟着离开，8月26日，楚溪春正式被国民政府叙官陆军少将。
1937年8月，楚溪春自陆大毕业，晋升为陆军中将，任第2战区长官部参谋处长、副参谋长、北路军参谋长，并于1939年4月升任第2战区参谋长，曾参与忻口、太原各役之谋划。阎锡山对楚颇为赏识，第2战区长官部自临汾撤退时，楚溪春和阎锡山同乘一辆车，突然有几架飞机掠过，阎一手拉出楚溪春拥到山崖下躲避，可见当时两人关系之密切。
1940年秋，晋系第8集团军总司令兼山西省府第3行政公署主任孙楚，因维护山西省钞流通与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发生冲突。楚溪春奉派到阳城接任第3行署主任一职，着力缓解两战区矛盾。一次，楚溪春在第7区召集县长开军粮会议，遭遇日军扫荡，率领身边不到一营的卫队掩护附近民众向河南渑池逃难。到了黄河北岸白狼渡口时已经入夜，民众发现船只寥寥无几，顿时大乱。楚溪春拒绝了部下先行渡河的建议，命令官兵维持渡口秩序，自己则独步坡头指挥。百姓也平静了下来，万余人赶在日军杀到前安全渡河。
1941年初，阎锡山借成立“整军委员会”之机会将各集团军总司令召集到驻地吉县克难坡，收回各军、师指挥权，另设立南、北两路“作战军”实际指挥部队。3月6日，楚溪春以整军委员身份调任第8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北路作战军总司令，进驻孝义县兑镇兑九峪。日军进攻横岭关时，楚溪春令第43军赶赴第一线协助守军第17军战斗，其暂编第46师一鼓作气收复横岭关，坚守达一个月之久。1944年6月27日，获得四等云麾勋章一枚。
阎锡山对日手腕圆滑，态度暧昧，晋军前线战事并不频繁。几年中，倒有两件军事之外的事情值得一提。一是扣押杜任之。杜任之是山西大学教授，地下身份则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通讯员。抗战爆发后任山西省政府秘书、牺牲救国同盟会执行委员，派到孝义任第18区战地工作委员会主任，负责经济工作，和楚溪春相处甚得。1943年4月23日，楚溪春在战工会全体会上宣布“杜任之主任委员征粮不力，贻误军机，着即撤职调部，战工会主任一职由楚溪春总司令兼任”。而后屏除旁人，拿出密电告诉杜任之，阎另有一封密电称杜有挑拨军民关系、瓦解军队叛变之嫌，即刻押送克难坡长官部关押。杜任之后来回忆，在押解的路上“我问自己：是不是楚溪春想把战工会的职务拿到手？但只一闪念即否定了。如果是这样，他不必兴师动众采取这种方式，而且他送我，给我看密电，分明是在对我说：你可不要埋怨我啊！”。二是修建水利。兑九峪地区水土不调，时洪时旱，1941年楚溪春以修建工事为名向长官部申领了一笔款项，组织部队和民众施工17个月，修建成一座长三华里、高一丈五、顶宽八尺，暗藏工事的拦洪坝。临近几县百姓树立了一座石碑纪念。阎锡山得知后，非但没有怪罪楚，还以楚的字号命名堤坝为“晴波堤”，亲笔题写这三个字送到孝义。谁想1943年夏天兑九峪一带又遭遇大旱，村民大办仪式求雨，相传楚溪春到龙王庙里指着龙王说“如果你真降了雨，我就请戏班唱戏；如果你降不了雨，我就将你碎身万段”。碰巧，当天晚上就下了大雨，楚溪春请来戏班唱了几天戏，并写了一副对联：“你降雨、我唱戏，各守信用；男耕田、女织布，共庆丰年”，横批：“风调雨顺”，一时传为佳话。
楚溪春是阎锡山秘密组织“同志会”的“发展高干”。到孝义后，被内定为阎锡山新建立的核心团体“铁军组织”委员之一。几个月后，在克难坡向阎锡山下跪宣誓，成为“铁军委员”。返回驻地后就开始发展外围成员。楚溪春以外省人的身份、1926年才入晋军的资历，成为同志会高干及铁军委员，与1918年毕业后就留晋的山西同学平起平坐，自然是靠阎锡山的信任与刻意提拔，同时也成为阎借以平衡手下、施展驭人权术的一颗棋子。
1945年8月9日，日本向盟国乞降。次日，楚溪春奉阎锡山之命率骑兵第1军（军长沈瑞，辖骑兵第1、2、4师）、暂编第47师、第7纵队（司令刘鹏翔）从孝义出发，沿汾河及同蒲铁路两侧北上，于13日抵达太原城郊小店镇，与城内日军交涉受降工作。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楚溪春于三天后进驻太原，为阎锡山返回省会做准备。随后率骑兵第4师（师长田尚志）北上，相继收复大同（9月3日）、朔县、山阴、岱岳、怀仁、口泉等县镇，与第12战区第35军在同城会师。而后，在大同帅府街原日本特务机关院内设立第2战区北路作战军总司令部，以总司令名义帖出布告：“日伪一切军政人员，要就地不动，听命接收，如有违犯抗拒者，给予军事处理”。在伪大同省公署设立大同领导组办事处，自任主任，第43军军长刘效曾、大同绥靖公署主任孟祥祉为副主任，分别担任军事、行政接收代表，另以白经世为财经厂矿接收代表，全面开展工作。
大同号称煤都，地处咽喉要道。楚溪春抢占大同，等于切断了八路军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三个解放区之间的交通，为阎锡山与八路军争夺晋北占据先机。1945年10月10日，楚溪春获颁忠勤勋章一枚。到大同后，楚溪春收编伪军为山西省防军第5军，担任大同外围守备；以骑兵第4师担任城防。楚认识到所部战斗力有限，陆续放弃左云、阳高、浑源等县，将兵力集中在大同周边及同蒲铁路南线。作战上，不寻求与八路军野战部队交锋，而是频繁出兵突击其小部队，在大坊城、遇驾山、倍加皂、利仁皂、北劭庄、高山镇等地发生零星战斗百余次。大同城内甚至传起了“楚总司令心软、打八路不敢、只在城内一二三四瞎喊”的歌谣。1945年11月绥包战役期间，为了呼应傅作义部作战，楚溪春曾率军向丰镇出击，但未打通与第12战区的联系。此间，马占山的国民革命军东北挺进军在绥远遭八路军击溃，撤到大同整补，使守军略有所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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