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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桂系军阀黄绍竑（下）
蒋介石任黄绍竑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要他再往山西襄助阎锡山作战。为了抗击日本侵略军，黄绍竑没有推辞，于1937年10月1日到山西就职，协助阎锡山指挥部队在娘子关对日军作战。在娘子关，黄绍竑指挥孙方鲁、冯钦哉、曾万钟、刘伯承的部队及特务团等共万人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阎锡山在太原与黄绍竑、卫立煌、傅作义商讨忻口战役作战部署问题时，周恩来也应邀出席会议。会上，黄绍竑与周恩来到山西作战计划交换了意见。10月中下旬，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来到黄绍竑的驻地寿阳县半月村会见黄绍竑，对东线的作战提出了许多建议。
1937年11月初，太原失守。阎锡山在退出太原后留在石口镇、隰县，不去临汾，准备再败就退到黄河以西，而把战事的主持推给黄绍竑、卫立煌。周恩来来到临汾后，同卫立煌会晤，研究坚持华北游击战争问题。卫立煌一见到周恩来就说：山西这几仗没有打好，实在可惜。现在许多地方被日本占领了，我们的军队损失惨重，没法反攻，而且日军一定要南下，恐怕晋南也保守不住，最后只有依靠黄河天险来阻止敌人。周恩来耐心解释：目前我们的确有极大危险。日军希望在压迫中国军队退到黄河南岸以后，就以黄河为界，将华北数省拼成一个号称“华北自治”的傀儡政权。他列举了七八条理由，向卫立煌详细分析了坚持华北抗战的有利条件和发展前途。他说：即使敌人继续前进到风陵渡，我们也有办法在山西进行持久战，使日军无法结束战争。周恩来还向卫立煌提出动员民众等要求，卫立煌和黄绍竑仔细听了周恩来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解除了顾虑，增强了坚持抗战的决心，也开始改变了对共产党人的看法。
1937年12月，蒋介石调黄绍竑重任浙江省主席，本黄绍竑于同月6日到杭州接印视事。为抗日，黄绍竑亲自研制机枪、步枪、手榴弹，创办三家兵工厂，动员全省人民共同抗日，颁布全省“战时政治纲领”，与共产党军队新四军协调共同抗日，受到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的好评。在抗日战火中，黄绍竑仍十分重视教育等事业的发展，他提出了“战时教育第二，平时教育第一”的教育方针，并创办了浙江英士大学。对科学方面设立奖学金，他自己也亲自搞科学发展以带动全省。
1938年6月，热浪翻滚，暑气逼人。自杭州沦陷后，浙江省会临时迁到浙西的金华。这天傍晚，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正坐在院子里纳凉，突然坐镇武汉的蒋介石一封电报发到金华省府。电报中，蒋介石指责黄绍竑在浙江主政“政绩不佳、声名狼藉”，要他好自为之，“切实注意”。这一电报把黄绍竑搞得个云里雾里摸不着边际，他怎么也想不到在什么地方得罪了这个最高统帅。当下驱车来到武汉，向蒋提出辞呈。职未辞成，蒋的一席话却使他茅塞顿开：“你自去年山西作战回来，逢人就说八路军军纪好，善于游击战，打仗勇敢，共产党如何发动群众、动员民众，军民配合投身于抗战等等好话。各级党部、黄埔军官、地方绅士听了自然不服气，要说你的闲话。
1942年春，黄绍竑创办的兵工厂及抗日民团等被蒋介石派人来接收，他深感不满而向蒋辞职，被蒋挽留。顾祝同向他说：“你忍耐一下把，你这么大一尊神，也要找个大一点的庙才摆的下啊。”他只好拖着，天天干些日常工作，写写回忆录打法日子。1946年春，他对蒋介石加剧敌视共产党军队更为不满，亲往重庆向蒋介石辞职。1947年4月，蒋介石改组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张群向蒋介石保荐黄绍竑任粮食部部长，但黄绍竑拒不就任，只同意出任监察院副院长。
1947年底，黄绍竑得知明年被定为“行宪年”，他的监察院副院长的位子将不复存在，他既不是“国大代表”，又不想当部长，经考虑决定竞选立法委员。他正在选区容县专区做竞选旅行时，接到黄旭初打来电报，李宗仁要他以南京有要事相商。原来李宗仁要竞选副总统，要黄绍竑任竞选参谋长。黄绍竑经与李宗仁一番分析，同意出任。黄绍竑充分运用他的关系网和谋略为李宗仁竞选拉得大量选票。蒋介石一心想要孙科当副总统，排挤李宗仁等5个参选者。新桂系几个头目毫不相让，誓与蒋介石抗衡，李宗仁大有当选之势。蒋介石见势不妙，决定副总统候选人由国民党中央提名，只提孙科一人。
李宗仁和黄绍竑等获悉消息后十分愤怒，想反对由党中央提名但又提不出理由来，他们连中央常委都不是，无法在中央常委会上反对。经一番斟酌后决定以先发制人来打消由国民党中央提名的办法。黄绍竑通知中央组织部：如果副总统候选人由党中央提名，则广西和安徽的代表就要退出，不参加竞选(广西和安徽是新桂系控制的地盘)。蒋介石得知后，怕广西、安徽代表真的不参选而使选举告吹，只好放弃由中央提名的意图。选举副总统时，6位参选人以李宗仁得票最多，但李也未达当选的票数，经三次投票也如此：李宗仁第一，孙科第二，最后以这两人决选。此时蒋介石出面为孙科拉选票，黄绍竑则竭力为李宗仁拉选票。由于，黄绍竑接到对李宗仁进行人身攻击的传单，料定是蒋方为使李宗仁落选而制造的，为扭转对李宗仁的不利影响，便出一计：以退为进，宣布放弃竞选，使选举无法再进行，然后再寻对策。次日，李宗仁声明退出竞选。消息一出，果然全国舆论大哗。孙科、程潜亦同时退出，国民大会乃宣告休会，延期再选。
蒋介石不得已，召见白崇禧说他并无袒护任何一方，谣言是反动分子所为，要白崇禧劝李宗仁参选。大会被迫延期4天决选，新桂系赢得4天时间，黄绍竑借此风波在他三任省主席的浙江拉得该省三分之二的选票，再加上在其他省拉得的一部分，为李宗仁当选争取到关键的票数，使李宗仁多出孙科143票当选副总统。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蒋介石害怕这三个桂系巨头在中央合伙整他。要黄绍竑出任安徽省主席，叫李品仙回广西，黄旭初到中央来，他坚决不干，认为桂系只有两个省，安徽和广西，李品仙在安徽搞的很糟，叫他回广西是祸害家乡，而让他到安徽去是明显让他上战场，抓他的辫子。他坚决不干。
1948年6月，蒋介石将白崇禧外放到武汉担任华中剿总司令。由国防部长调为剿总司令，明显是由中央降到地方。白崇禧一气之下，带上夫人跑到上海，住进他刚买到的一幢别墅里。拒不前往就任。蒋介石派张群、吴铁城去劝，白都不理。最后蒋介石找上了白崇禧的桂系老朋友黄绍竑，要他去“劝劝健生”。黄绍竑到了上海打电话给白崇禧，白仍说“若是那个人派你来的，没什么好谈的”。黄答：“是那个人派我来的，但不是为了他。”二人一见面，黄绍竑就指着白崇禧说：“你这个诸葛亮也太不亮了。你在南京当国防部长，还不是老蒋的笼中之’鸟？这次老蒋放你出去，掌握兵权，以后有机会还怕不能和德邻造成一个新局面。”言下之意，就是让白崇禧去武汉掌握军队，一有机会，便支持李宗仁“副总统”取代蒋介石。听了黄绍竑的一番话，白崇禧茅塞顿开，第二天便高高兴兴地到武汉上任去了。 最终在徐蚌会战的关键时间，蒋介石急调华中“剿总”白崇禧指挥下的军队援救杜聿明集团，白崇禧让黄维兵团东下救援，蒋介石再调其他部队，白崇禧要么不给运输工具，不让上船，要么干脆对蒋的命令置之不理。蒋徒唤奈何，对白崇禧毫无办法。 最终导致蒋的嫡系主力被歼灭，白崇禧逼宫，蒋介石被迫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
李宗仁代总统后，黄绍竑往香港，与中共驻香港负责人会谈和平事宜，但当时手握兵权的白崇禧坚决主战，甚至主张不得已时穿草鞋上山打游击。他气的大骂，“当初德公竞选总统的时候，就同意我和共党合作的打算，我才出来。现在你这样搞是出尔反尔。你现在有资格讲打吗？正规战已经打输了，还打什么游击战，要知道共产党才是游击战的祖宗，现在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蒋介石就因为屡战屡败，不得已宣布下野，缓和一下人心，准备再战，这种用意你难道不知道吗？现在要打，只有老蒋有资格，你可以到溪口负荆请罪，请他出来打，我们以主和起家，政治上只有讲和才有出路，再打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8] 。”
1949年1月14日，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提出国共和平谈判八项条件。3月底，国共两党决定派代表和谈。黄绍竑为国民党方面6个和谈代表之一。在北京和谈期间，黄绍竑等代表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黄绍竑希望和谈成功，为此他填了两首词《好事近》：翘首睇长天，人定淡烟笼碧。待晚一弦新月，欲问几时圆得。昨宵小睡梦洒南，野火烧寒食。愿得一帆风送，报云燕消息。北国花正开，已是江南花落。剩有墙边红杏，客里漫愁寂寞。此时为着这冤家，误了早春约。但祝东君仔细，莫任多漂泊。和谈方案形成后，黄绍竑被推举为代表带条款回南京请示。和议条款中有李宗仁可当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两广在两年内不实行土改等内容，白崇禧可以带40万兵等等，但白崇禧以傅作义在北平的20万大军被彻底改编为证据，说共产党不可信，绝不是合作，是要我们投降，他要汉贼不两立。李宗仁、白崇禧最终拒不同意在和平条款上签字，一心想与共产党划江而治，导致和谈破裂。
1949年8月13日，黄绍竑、龙云、贺耀组等44人在香港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的认识与主张》，声明脱离国民政府，投向人民阵营。
1956年3月5日，民革举行三届一中全会。黄绍竑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 [10]
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1～11日）在北京召开。大会开幕前一天，即1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提出了《关于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族委员会法案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中的右派分子黄绍竑等十人的职务的建议》，请大会予以审议。建议如下：“……（二）关于右派分子章乃器、潘大逵、曾庶凡、黄绍竑等38人的代表资格问题，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已经向大会提出建议，认为他们已经丧失继续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合法根据，不应当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因此，常务委员会决定建议大会罢免黄绍竑、龙云、陈铭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2月1日，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作出了“罢免张云川、陈铭枢、黄绍竑、黄琪翔、谢雪红、罗隆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委员的职务”的决议。
1958年11月12日至12月2日，民革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黄绍竑再度选进中央委员会。
1962年5月22日“五·二四”台湾人民反美爱国大示威五周年前夕，民革中央和民革北京市委的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联合举行座谈会，张治中主持，黄绍竑、翁文灏、王芸生、郑洞国、陈文彬等人在会上发了言。
1966年8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31日下午，黄绍竑来到西总布胡同5号看望李宗仁，面露惊慌之色。在座的程思远对黄绍竑说：“看来你有心事。”黄绍竑说：“我不为自己打算，我担心的是德公。”就在这一天，黄绍竑被迫自杀。
1980年6月27日，已故全国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常委黄绍竑，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经过复查，得到改正。甘祠森代表民革中央向他在京的亲属正式宣布改正决定。
1980年12月31日，在政协礼堂为黄绍竑举行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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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桂系军阀黄绍竑（下）
蒋介石任黄绍竑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要他再往山西襄助阎锡山作战。为了抗击日本侵略军，黄绍竑没有推辞，于1937年10月1日到山西就职，协助阎锡山指挥部队在娘子关对日军作战。在娘子关，黄绍竑指挥孙方鲁、冯钦哉、曾万钟、刘伯承的部队及特务团等共万人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阎锡山在太原与黄绍竑、卫立煌、傅作义商讨忻口战役作战部署问题时，周恩来也应邀出席会议。会上，黄绍竑与周恩来到山西作战计划交换了意见。10月中下旬，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来到黄绍竑的驻地寿阳县半月村会见黄绍竑，对东线的作战提出了许多建议。
1937年11月初，太原失守。阎锡山在退出太原后留在石口镇、隰县，不去临汾，准备再败就退到黄河以西，而把战事的主持推给黄绍竑、卫立煌。周恩来来到临汾后，同卫立煌会晤，研究坚持华北游击战争问题。卫立煌一见到周恩来就说：山西这几仗没有打好，实在可惜。现在许多地方被日本占领了，我们的军队损失惨重，没法反攻，而且日军一定要南下，恐怕晋南也保守不住，最后只有依靠黄河天险来阻止敌人。周恩来耐心解释：目前我们的确有极大危险。日军希望在压迫中国军队退到黄河南岸以后，就以黄河为界，将华北数省拼成一个号称“华北自治”的傀儡政权。他列举了七八条理由，向卫立煌详细分析了坚持华北抗战的有利条件和发展前途。他说：即使敌人继续前进到风陵渡，我们也有办法在山西进行持久战，使日军无法结束战争。周恩来还向卫立煌提出动员民众等要求，卫立煌和黄绍竑仔细听了周恩来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解除了顾虑，增强了坚持抗战的决心，也开始改变了对共产党人的看法。
1937年12月，蒋介石调黄绍竑重任浙江省主席，本黄绍竑于同月6日到杭州接印视事。为抗日，黄绍竑亲自研制机枪、步枪、手榴弹，创办三家兵工厂，动员全省人民共同抗日，颁布全省“战时政治纲领”，与共产党军队新四军协调共同抗日，受到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的好评。在抗日战火中，黄绍竑仍十分重视教育等事业的发展，他提出了“战时教育第二，平时教育第一”的教育方针，并创办了浙江英士大学。对科学方面设立奖学金，他自己也亲自搞科学发展以带动全省。
1938年6月，热浪翻滚，暑气逼人。自杭州沦陷后，浙江省会临时迁到浙西的金华。这天傍晚，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正坐在院子里纳凉，突然坐镇武汉的蒋介石一封电报发到金华省府。电报中，蒋介石指责黄绍竑在浙江主政“政绩不佳、声名狼藉”，要他好自为之，“切实注意”。这一电报把黄绍竑搞得个云里雾里摸不着边际，他怎么也想不到在什么地方得罪了这个最高统帅。当下驱车来到武汉，向蒋提出辞呈。职未辞成，蒋的一席话却使他茅塞顿开：“你自去年山西作战回来，逢人就说八路军军纪好，善于游击战，打仗勇敢，共产党如何发动群众、动员民众，军民配合投身于抗战等等好话。各级党部、黄埔军官、地方绅士听了自然不服气，要说你的闲话。
1942年春，黄绍竑创办的兵工厂及抗日民团等被蒋介石派人来接收，他深感不满而向蒋辞职，被蒋挽留。顾祝同向他说：“你忍耐一下把，你这么大一尊神，也要找个大一点的庙才摆的下啊。”他只好拖着，天天干些日常工作，写写回忆录打法日子。1946年春，他对蒋介石加剧敌视共产党军队更为不满，亲往重庆向蒋介石辞职。1947年4月，蒋介石改组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张群向蒋介石保荐黄绍竑任粮食部部长，但黄绍竑拒不就任，只同意出任监察院副院长。
1947年底，黄绍竑得知明年被定为“行宪年”，他的监察院副院长的位子将不复存在，他既不是“国大代表”，又不想当部长，经考虑决定竞选立法委员。他正在选区容县专区做竞选旅行时，接到黄旭初打来电报，李宗仁要他以南京有要事相商。原来李宗仁要竞选副总统，要黄绍竑任竞选参谋长。黄绍竑经与李宗仁一番分析，同意出任。黄绍竑充分运用他的关系网和谋略为李宗仁竞选拉得大量选票。蒋介石一心想要孙科当副总统，排挤李宗仁等5个参选者。新桂系几个头目毫不相让，誓与蒋介石抗衡，李宗仁大有当选之势。蒋介石见势不妙，决定副总统候选人由国民党中央提名，只提孙科一人。
李宗仁和黄绍竑等获悉消息后十分愤怒，想反对由党中央提名但又提不出理由来，他们连中央常委都不是，无法在中央常委会上反对。经一番斟酌后决定以先发制人来打消由国民党中央提名的办法。黄绍竑通知中央组织部：如果副总统候选人由党中央提名，则广西和安徽的代表就要退出，不参加竞选(广西和安徽是新桂系控制的地盘)。蒋介石得知后，怕广西、安徽代表真的不参选而使选举告吹，只好放弃由中央提名的意图。选举副总统时，6位参选人以李宗仁得票最多，但李也未达当选的票数，经三次投票也如此：李宗仁第一，孙科第二，最后以这两人决选。此时蒋介石出面为孙科拉选票，黄绍竑则竭力为李宗仁拉选票。由于，黄绍竑接到对李宗仁进行人身攻击的传单，料定是蒋方为使李宗仁落选而制造的，为扭转对李宗仁的不利影响，便出一计：以退为进，宣布放弃竞选，使选举无法再进行，然后再寻对策。次日，李宗仁声明退出竞选。消息一出，果然全国舆论大哗。孙科、程潜亦同时退出，国民大会乃宣告休会，延期再选。
蒋介石不得已，召见白崇禧说他并无袒护任何一方，谣言是反动分子所为，要白崇禧劝李宗仁参选。大会被迫延期4天决选，新桂系赢得4天时间，黄绍竑借此风波在他三任省主席的浙江拉得该省三分之二的选票，再加上在其他省拉得的一部分，为李宗仁当选争取到关键的票数，使李宗仁多出孙科143票当选副总统。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蒋介石害怕这三个桂系巨头在中央合伙整他。要黄绍竑出任安徽省主席，叫李品仙回广西，黄旭初到中央来，他坚决不干，认为桂系只有两个省，安徽和广西，李品仙在安徽搞的很糟，叫他回广西是祸害家乡，而让他到安徽去是明显让他上战场，抓他的辫子。他坚决不干。
1948年6月，蒋介石将白崇禧外放到武汉担任华中剿总司令。由国防部长调为剿总司令，明显是由中央降到地方。白崇禧一气之下，带上夫人跑到上海，住进他刚买到的一幢别墅里。拒不前往就任。蒋介石派张群、吴铁城去劝，白都不理。最后蒋介石找上了白崇禧的桂系老朋友黄绍竑，要他去“劝劝健生”。黄绍竑到了上海打电话给白崇禧，白仍说“若是那个人派你来的，没什么好谈的”。黄答：“是那个人派我来的，但不是为了他。”二人一见面，黄绍竑就指着白崇禧说：“你这个诸葛亮也太不亮了。你在南京当国防部长，还不是老蒋的笼中之’鸟？这次老蒋放你出去，掌握兵权，以后有机会还怕不能和德邻造成一个新局面。”言下之意，就是让白崇禧去武汉掌握军队，一有机会，便支持李宗仁“副总统”取代蒋介石。听了黄绍竑的一番话，白崇禧茅塞顿开，第二天便高高兴兴地到武汉上任去了。 最终在徐蚌会战的关键时间，蒋介石急调华中“剿总”白崇禧指挥下的军队援救杜聿明集团，白崇禧让黄维兵团东下救援，蒋介石再调其他部队，白崇禧要么不给运输工具，不让上船，要么干脆对蒋的命令置之不理。蒋徒唤奈何，对白崇禧毫无办法。 最终导致蒋的嫡系主力被歼灭，白崇禧逼宫，蒋介石被迫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
李宗仁代总统后，黄绍竑往香港，与中共驻香港负责人会谈和平事宜，但当时手握兵权的白崇禧坚决主战，甚至主张不得已时穿草鞋上山打游击。他气的大骂，“当初德公竞选总统的时候，就同意我和共党合作的打算，我才出来。现在你这样搞是出尔反尔。你现在有资格讲打吗？正规战已经打输了，还打什么游击战，要知道共产党才是游击战的祖宗，现在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蒋介石就因为屡战屡败，不得已宣布下野，缓和一下人心，准备再战，这种用意你难道不知道吗？现在要打，只有老蒋有资格，你可以到溪口负荆请罪，请他出来打，我们以主和起家，政治上只有讲和才有出路，再打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8] 。”
1949年1月14日，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提出国共和平谈判八项条件。3月底，国共两党决定派代表和谈。黄绍竑为国民党方面6个和谈代表之一。在北京和谈期间，黄绍竑等代表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黄绍竑希望和谈成功，为此他填了两首词《好事近》：翘首睇长天，人定淡烟笼碧。待晚一弦新月，欲问几时圆得。昨宵小睡梦洒南，野火烧寒食。愿得一帆风送，报云燕消息。北国花正开，已是江南花落。剩有墙边红杏，客里漫愁寂寞。此时为着这冤家，误了早春约。但祝东君仔细，莫任多漂泊。和谈方案形成后，黄绍竑被推举为代表带条款回南京请示。和议条款中有李宗仁可当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两广在两年内不实行土改等内容，白崇禧可以带40万兵等等，但白崇禧以傅作义在北平的20万大军被彻底改编为证据，说共产党不可信，绝不是合作，是要我们投降，他要汉贼不两立。李宗仁、白崇禧最终拒不同意在和平条款上签字，一心想与共产党划江而治，导致和谈破裂。
1949年8月13日，黄绍竑、龙云、贺耀组等44人在香港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的认识与主张》，声明脱离国民政府，投向人民阵营。
1956年3月5日，民革举行三届一中全会。黄绍竑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 [10]
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1～11日）在北京召开。大会开幕前一天，即1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提出了《关于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族委员会法案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中的右派分子黄绍竑等十人的职务的建议》，请大会予以审议。建议如下：“……（二）关于右派分子章乃器、潘大逵、曾庶凡、黄绍竑等38人的代表资格问题，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已经向大会提出建议，认为他们已经丧失继续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合法根据，不应当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因此，常务委员会决定建议大会罢免黄绍竑、龙云、陈铭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2月1日，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作出了“罢免张云川、陈铭枢、黄绍竑、黄琪翔、谢雪红、罗隆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委员的职务”的决议。
1958年11月12日至12月2日，民革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黄绍竑再度选进中央委员会。
1962年5月22日“五·二四”台湾人民反美爱国大示威五周年前夕，民革中央和民革北京市委的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联合举行座谈会，张治中主持，黄绍竑、翁文灏、王芸生、郑洞国、陈文彬等人在会上发了言。
1966年8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31日下午，黄绍竑来到西总布胡同5号看望李宗仁，面露惊慌之色。在座的程思远对黄绍竑说：“看来你有心事。”黄绍竑说：“我不为自己打算，我担心的是德公。”就在这一天，黄绍竑被迫自杀。
1980年6月27日，已故全国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常委黄绍竑，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经过复查，得到改正。甘祠森代表民革中央向他在京的亲属正式宣布改正决定。
1980年12月31日，在政协礼堂为黄绍竑举行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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