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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系军阀将领王家烈
1893年农历5月27日生于贵州省桐梓县小水乡。
1911年毕业于桐梓高等小学堂,家贫辍学。曾于松坎至遵义间以背盐为生。
1912年去遵义,曾在遵义县境教私塾。
1914年8月,王家烈在遵义入伍,编入贵州省防国民军,后改称黔军。历任列兵、上等兵、下士、副班长、少尉排长、中尉排长、司务长等职。其间,曾随队参加护国战争,战于川东、川南,“协守皇城”。后入湘参加护法战争。
1915至1917年,先后入贵州陆军模范营和贵州讲武学校学习。
1920年返黔后,因同乡关系,升任第一混成旅周西成营八连连长,从此追随周西成驰骋于川滇黔境,以其沉稳、直率、善战的性格和功勋成为以周西成为首的桐梓系军政集团主要骨干。
1921年后,随桐梓系集团军事实力的发展壮大,王亦日渐提升,扶摇直上。
1922年随旅长周西成一起率部前往四川,投奔川军石青阳部,任营长、团长,同年6月在石青阳介绍下加入国民党。1923年初随周西成率部返回贵州,在协助周收编罗成部后他升任旅长。1926年3月,周西成先后担任贵州军务督办,王家烈任黔军第二师师长。6月,周任贵州省省长兼国民革命军第25军军长,他仍任第二师师长。1927年4月后,周西成奉蒋介石令出兵讨共,命王率部入湘,驻沅陵,但尚未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农军接触,就因与湘系军阀熊震、陈汉章等争夺地盘而相互火拼。失利后退驻铜仁。
1928年春,第九路军总指挥周西成任王为前敌总指挥,率部进驻綦江、东溪一带,防止川军入黔。夏,川战发生,王被委任援川前敌总指挥,奉蒋介石令援川。同年10月,蒋介石指使国民革命军第43军军长李燊回黔倒周,周西成、李燊黔东之战爆发。王为酉阳、秀山一线的前敌总指挥,率蒋在珍等部在龙潭、秀山、铜仁、松桃等地与李军激战,致李失利,王亦负重伤。
1929年5月,周西成在与李燊黔西之战中失利身死,王家烈率部由铜仁赶赴遵义,协同毛光翔稳住阵脚,组织反攻,使桐梓系重掌黔政。毛光翔任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后,王任副军长。
王因“恃功而骄”,“不满于平庸而居己上”的毛光翔,并以其实力威望而致毛光翔心怀疑惧,毛王之间渐生嫌隙。兼之蒋介石加紧利用毛、王矛盾,促成分裂,以图各个击破,统一西南,将贵州军政权力收归中央,毛、王裂隙与日俱增。1929年冬,蒋介石任命王为“讨逆指挥官”,令其开赴黔边牵制桂系,且寻机向外发展。王迅即得到黔东、黔东南广大地区,扩充了实力和地盘。1930年7月,蒋命王为“湘黔边区剿匪司令”率部入湘西“会剿”红军。且由中央和湖南省按月拨给军饷,兼夺得沅江上游滇黔两省鸦片集散地的巨额“特货保护税”,以购买枪械。又在参加1931年7月率部进驻湖南靖州、绥宁,会同湘军章亮基等部“清剿”、堵截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的张云逸、李明瑞部红军过程中,获蒋介石奖励大批枪械,遂扩军训干,实力大增。
1931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直接提名王家烈为第二十五军代表出席会议。与会期间,蒋特别召见王家烈,褒奖有加,并赏其大批重炮枪械,坚定了王家烈取毛光翔而代之的决心,王并向当局许诺吸收各方人士入掌黔政。正值毛光翔因惧王夺权,数次计欲先夺其兵权之机,王家烈却藉以口实于1932年2月重兵压筑(贵阳),逼毛就范。蒋介石国民政府配合行动,立即任命王家烈为二十五军军长于其赴筑途中。毛光翔迫于形势,放弃省政,以“自愿休息”名义让出省主席职位。2月26日,毛光翔公布由王家烈代理省主席。国民政府于3月30日正式任命王为贵州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贵州省党部常务委员。王家烈执掌黔政后,为攻固地位,一方面采取亲蒋路线,另方面为消除肘腋之患而进一步压制毛光翔。两者均加深了王在桐梓系集团内部的孤立并使矛盾激化。毛光翔遂离筑潜赴遵义,与蒋在珍、犹国材,宋醒,车鸣翼等一起,斥王“背叛长官,破坏团体,危害人民”,以“反新二十五军系统”为号召结成反王联合。
1932年11月,由蒋在珍、毛光翔首先发难于遵义,开始了二十五军内部的大混战。随即发展为王家烈与犹国材之间持续数年的大混战,最终导致桐梓系集团彻底崩溃,国民党中央势力入主贵州。
当时,王家烈以三个团对付蒋在珍,一个团对付宋醒,双方在鸭池河展开激战。宋醒战败,溃退至毕节被彻底消灭。蒋在珍亦节节败退,王率部追到遵义城下,准备攻城。11月5日,犹国材突然自安顺出兵攻贵阳,24日王家烈败走榕江,犹部进入贵阳。
1933年1月1日,犹国材受蒋介石委任,宣布就任第二十五军军长兼暂时代理贵州省政府主席。1月19日,王家烈反攻入贵阳,毛、犹仓惶出走。21日,王家烈宣布复任。4月8日,国民政府令王家烈复任,犹国材免职。
王家烈虽复掌政权,但已下受桐梓系集团反对,上又失宠于中央,外忧内患,财源枯竭,争战不绝,实力锐减。兼之“冶游无度,不大亲理政事”,大权旁落,犹、蒋、侯、车、毛等各自为政,时有骚扰。经济、吏治均一蹶不振,统治基础岌岌可危。虽也曾提出“整顿庶政”四点计划,似乎面面俱到,切中要害,但实际已无力实现,无法实施,终成一纸空文。
1934年夏季开始,中国工农红军军事行动渐及湘黔境,蒋介石策划并严令“会剿”红军。王家烈反复掂量,权衡利弊后,“决定执行蒋介石命令,一面尽力给红军以打击,使其早日离开黔境,一面伺机同两广联系,保存实力,以图生存”。于是,5月,派蒋在珍、廖怀忠部往务川、印江、沿河,“防剿”红三军贺龙部,并借机排除异已,将廖怀忠部逼走湘西;9月,以王天锡为前敌总指挥,并亲赴瓮安、余庆督战,与湖南、广西“协剿”已进入贵州的红六军团任弼时、萧克部;11月,奉蒋介石“湘桂黔会剿计划大纲”,令黄道彬、谢沛生分别为省主席、军长,王亲临东路督战。12月中旬,中央红军攻克王数道防线,直抵乌江,指向黔北,王家烈企愿红军越境而过,只求自保。殊知,蒋介石“追剿”红军入黔之本意还包藏着“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 好”的用心。中央红军入黔为国民党中央势力进入贵州除去王家烈提供了绝妙良机。黔军对红军作战节节败退之时,中央军不仅未予配合,薛岳部反于1935年元月6日直取贵阳,实际上控制了贵州局势。薛岳随即任命郭恩演接管贵阳城防,并发表郭为贵阳警备副司令。中央军反客为主,连王本人进出城垣亦经盘查。 [1] 王被迫再派犹国材、何知重赴前线与红军作战,希求夺回黔北,以图将来。但该部在红军打击下,丧师失地,几连身家性命不保,为蒋介石夺取贵州权力创造了条件。
1935年3月,李仲公奉蒋介石派,迫王选择军政中之一项。晏道刚代表蒋介石出面与何知重、柏辉章二王部师长进行政治交易,促其反王。王家烈被迫于1935年4月6日,通电请辞省主席职务。4月9日,蒋任命王为第二路追剿军总指挥。随即,蒋又内外交攻,上下胁迫,逼王家烈于5月初请辞军长职务。蒋当即任命王为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5月3日,即令王与张学良同机赴汉口。黔军全部改编为中央直属五个师,分遣各地。
1936年1月23日,王家烈授中将衔。
1938年8月30日,任第二十军团副军团长。后调任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议。
1942年改任军政部参事。
1946年5月,何应钦迫王辞去军职。
1946年9月6日,复任王为中将。
1948年王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
1949年7月,谷正伦任命王为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11月中旬,王返新站小水老家闲居。
解放后,人民政府派员专程从小水迎送王家烈到贵阳。
1950年6月,王去重庆参加西南军政委员会学习。7月,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王家烈在人民政府感召下,由怀疑观望转变为拥护共产党领导。在土改中,他将贵阳的“虎峰别墅”私宅卖掉,以偿还在旧社会对农民欠下的剥削债。
1954年起,历任贵州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委员。
1955年,当选贵州省政协副主席。
1956年,被吸收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
1958年当选民革贵州省委委员。王家烈关心贵州建设和人民生活,不顾重病和被错划为右派的政治压力,对“大跃进”造成的“遵义事件”进行了中肯的批评,认为把粮食调光农民不能安心搞生产,“才得了浮肿病”,以致最后“造出人祸”。并提醒当局说:“农村太整得恼火了”。惜其善意的批评建议,反受到极左路线下的不公正待遇。同时,他还努力工作,以亲身经历和所知贵州史事,撰写成大量宝贵史料文章,供给历史学界研究。
1966年8月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