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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小品剧本 民国 军阀 刘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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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军阀将领刘文辉（下）
1933年5月上旬，刘文辉预谋密计设宴“款待”邓锡侯，欲将邓锡侯扣留，然后一举解决邓部。结果被邓的旅长周绍芝探悉内情后，告诉了邓锡侯。邓锡侯获悉后，就以打猎为名，从成都北门至新都宝光寺部下陈离防区，急令部下加紧战备。邓军陈部立即派一团兵力，扼守毗河渡口，阻断刘文辉追击的路线。午后刘文辉率领大军赶到，双方对垒于毗河两岸，沿河交火。尽管刘文辉自认为兵强马壮，对邓锡侯部作战是必胜无疑，然而邓锡侯部事先炸毁了毗河上游的大坝，导致毗河水势猛涨，成了防守的天然屏障。刘文辉的先头部队又无渡河准备，只有沿河对垒。同时刘文辉部将领大多数人都和邓锡侯一样同为保定系，认为保定系不打保定系，不愿意出战，而且刘文辉部师长张清平等暗地已经同二十八军师长陈书农等计划议和，刘军内部产生分裂。再加上刘湘已决定向邓锡侯部增派援兵，刘文辉在毗河和邓锡侯对峙了一个多月，在毫无进展的情况下，撤退至新津。
1933年5月26日，刘湘、邓锡侯等在乐至召开所谓的“安川会议”，组建安川军，旨在联合消灭刘文辉。6月6日，刘湘挥戈西进，刘文辉遭到了田颂尧从川北调来的军队的进攻。6月下旬，刘文辉扼守犍为、乐山、井研、仁寿一线，与刘湘血战于荣县、乐山之间。7月上旬，刘湘攻占了井研、仁寿；邓锡侯反攻毗河，对成都形成夹击之势。独力难支的刘文辉无奈地退出成都，守护岷江防线。然而岷江防线并非固若金汤，旋即被刘湘联军突破，刘文辉部迅速土崩瓦解。8月，大势所去的刘文辉退守雅安，凭河防守。28军杨秀春师跟至驻兵雅河，炮击雅安。一枚炮弹落入雅城附近，正中刘文辉的烟榻，伤亡一人，所幸是刘文辉当时不在场，得以幸免于难。此刻，直属特科团某营长叛变，拖走两营部队，刘文辉呆坐半日无语。这时，刘湘的安川军兵临城下，炮声隆隆，枪声哒哒，行营在火网控制中，惊恐万状的刘文辉狼狈撤离雅安，退守汉源，陷入绝境大势已去，刘文辉一面让大哥刘文渊劝刘湘不要豆箕相煎，一面向刘湘通电认错，拥护他统一四川。
刘文辉失败了，雅安地盘也未保住，第二十四军和川康边防军被刘湘收编、改编，吃掉了大部，一部分自找出路了。仅剩残兵两万的刘文辉，惟恐刘湘穷追不舍！同时，刘湘担心一旦邓锡侯等势力壮大了，也会成为争霸对手！与其如此，不如手下留情，放刘文辉一条生路。拿定主意的刘湘决定给么爸一点面子，召见刘文辉的忠实朋友、下台的川康边防军副总指挥冷寅东时说：“我幺爸腰杆不能硬，硬就要出事。我不是要搞垮他，主要是压压他的气焰。一笔写不出两个刘字，总是一家人吗。我还是让他保留部分军队，以待西康建省由他任省主席。”
1933年10月24日，刘文辉返雅安。开始经营这片治安混乱、政治不稳、藏彝回汉蒙满多个民族杂居、经济贫穷、文化落后的地区。面对地理与西藏相连，宗教与拉萨密切，教权大于政权，主持宗教的喇嘛寺势力渗透社会各层面且有武装的现实，刘文辉推行“以教辅政，以政翼教”的政策。为改善同藏族地区的关系，刘文辉到靖化广法寺皈依佛法，虔诚信奉佛教，府中设经堂，聘请喇嘛讲经布法。经过一番治理，刘文辉总算有了一块立足之地。
1935年败走雅安后的刘文辉刚在西康站住脚，正值红军北上。蒋介石既想消灭异己，又想利用刘湘、刘文辉等地方实力派出兵“围剿”红军。5月，红军通过西康地区时，蒋一面严令刘文辉的24军在大渡河沿岸堵截；一面派其嫡系薛岳率中央军跟踪追击。当时的刘文辉，既怕蒋趁机吃掉他，又恐红军占其西康，事到临头，只好奉蒋令亲赴汉源督战。结果，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突破二十四军防线，胜利通过康境。刘文辉在与红军作战中遭到了重大损失。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表明抗日立场，刘文辉捐款50万元。1938年1月，出川抗战的刘湘死于汉口，蒋介石即令撤销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任命其亲信张群为四川省主席，川康绥靖公署列裁除之名。四川地方实力派面对蒋介石的咄咄攻势，人人自危。刘文辉联络邓锡侯等抵制张群主川，刘湘生前高级幕僚张斯可谒见刘文辉驻蓉代表，邀刘文辉共商大计，他即从雅安启程赴蓉。
此时，中共中央南方局通过刘文辉的儿女亲家张叔明、民盟中央委员张志和等与刘文辉接上关系。刘文辉因反蒋未成，自岷江大败之后，更感处境岌岌可危，认为国内可与蒋家王朝抗衡的政治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为图生存，刘文辉明智地决定走“亲共”的道路。
1938年4月，刘文辉因张群初度主川被拒、川局动荡以及西康建省之事赴武汉见蒋介石。中共派吴玉章与刘文辉会晤于汉口四明银行楼上。同年夏天，中共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王明）等去武汉参加国民参政会，路过成都，与刘文辉进行了短暂的会晤。1939年夏，刘文辉又与王若飞、董必武和林伯渠在重庆潘文华公馆里会晤。不久，吴玉章受中共中央委派来川与刘文辉商量救亡图存。刘文辉表示：“以后我一定按照尊意努力。”
蒋介石对四川实力派的联合抵制让步了，以建立西康省为条件，同意由刘湘旧部王缵绪任川省主席。1939年1月，刘文辉如愿登上西康省主席位。与四川实力派达成共识，同中共接上关系的刘文辉虽然军事势力较小，但是毕竟恢复了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从而更加坚定了他反对蒋介石并与之周旋到底的信心。
西康置省后，蒋介石设行辕于西昌，派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任专管情报的第2处处长监视刘文辉。同时，蒋介石加快了对四川实力派封官加爵、分化瓦解的步伐，王缵绪充当了蒋介石在四川的代理人。西南各省地方实力派都有联合起来抵制蒋介石控制的愿望，于是由刘文辉牵头，约集邓锡侯、王缵绪、潘文华、龙云等在成都密订协议：共同抵制蒋介石控制西南。密会未结束，王缵绪就向蒋介石报告了。各派将领对王缵绪大为不满，蒋介石不得不同意王缵绪辞去川省主席职务。王缵绪下台后，蒋介石宣布自兼川省主席。次年，蒋介石让张群接替自己兼任的川省主席职务，四川完全为蒋介石控制了。刘文辉坚持反对控制，使西康成为蒋介石难于插手的省份之一。
1941年3月，刘文辉在雅安接待了中共中央代表华岗，由此结识了许多进步文化人，政治立场更加转向进步。 1942年2月的一个夜晚，经张志和安排，周恩来在民族资本家吴晋航公馆与刘文辉会见。周恩来明确表示支持刘文辉反对蒋介石的控制，商定了今后联系的问题。7月下旬，周恩来指派王少春赴雅安设立与延安直接联系的电台。一段时间后，徐远举有所察觉，暗中架设电台侦察、干扰。刘文辉接报即行收缴，警告蒋介石安插在二十四军搞“特工”的丁国保：“有奸人密设电台图谋不轨，我已没收。以后发现，定要严办。”徐远举及手下的军统特务抓不到刘文辉掩护中共电台把柄，只得忍气吞声。 每天深夜，王少春都和延安联系、汇报、请示，抄录新华社电讯稿。明码电报抄与刘文辉，托他转在成都、重庆、昆明等地的军政朋友。当刘文辉一口气读完王少春抄送的毛泽东《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电讯稿，连声称赞是一篇好文章！
1943年—1944年间，是刘文辉较为紧张的一年。蒋介石向刘文辉节节进逼，既要改组西康省政府，又要刘文辉出兵打西藏，还要派中央军进驻西康，使刘文辉面临一次次的考验。
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刘文辉给予资助。民盟开始吸收个人盟员，刘文辉于1944年9月入盟。1949年4月下旬，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一举占领了南京，摧垮了蒋家王朝在中国的反动统治。紧接着杭州、武汉、上海等城市以及华东、华南等地相继解放，战争的重心转移到西南。中共中央迅速决定进军大西南，摧毁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块基地。而蒋介石在面临总崩溃的形式下，仍作困兽之斗，调令胡宗南等主要部队集结西南地区，力图以川、康、云、贵为根据地，以重庆为据点，固守西南，作决战大西南的态势。
应中共中央南方局约请，刘文辉请民盟中央委员曾庶凡全权代表赴香港商谈起义；派参谋长与邓锡侯商量统一川康起义事。1949年8月，刘文辉向周恩来报告起义准备、请示行动。周恩来电告：大军即将西指，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招致不必要损失。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飞到成都即召见张群、刘文辉、邓锡侯等，为他们打气。翌日蒋介石造访刘文辉，观察其动静。刘文辉沉着应付，未露破绽。对刘文辉不放心的蒋介石派张群、胡宗南约同邓锡侯来刘公馆开会，要刘文辉、邓锡侯与胡宗南“合署办公”，将各自家属先运台湾。刘文辉、邓锡侯大发受中央军排挤的牢骚以搪塞，胡宗南不肯离去。佯装气愤的刘文辉说：“搞无产阶级革命的共产党能容我吗！”此话堵住了张群和胡宗南的口，蒋介石看这着不行，通知刘文辉、邓锡侯在成都北较场谈话———拘捕。意识到蒋介石要下手的刘文辉、邓锡侯即逃出蓉城，12月8日，他俩同微服的潘文华相会都江堰。12日9日，刘文辉以西康省主席兼第二十四军军长名义和邓锡侯、潘文华亦联名从彭县向毛泽东、朱德发出起义通电，郑重声明:刘、邓、潘三部从即日起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竭诚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领导。通电由杨家祯参谋长交王少春电台转发。中共兵不血仞占领西康。
1950年6月，刘文辉所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二军合并。改编后，原第二十四军军长刘元瑄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二军副军长，原第二十四军中将副军长刘元琮担任六十二军一八六师师长。刘文辉本人则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委任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后又被任命为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民革四川省委第二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刘文辉作为一个开明绅士，处处都表现出了较高的政治觉悟。在土改时期，刘文辉曾在一次大会上表态说：“我以前是大地主，现在要无条件无保留地把土地分给农民。”他的表态赢得了与会人员的热烈鼓掌。
1955年获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一级解放勋章。1959年，已经65岁的刘文辉调任林业部部长，到了北京后，国务院分配住在史家胡同，即是荣毅仁家的那座四合院。先后视察了江西等地的林业发展情况，为中国林业的发展鞠躬尽瘁。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刘文辉的住宅门口突然贴了大字报，上称：“刘文彩的弟弟还住这种房子！”很快引来了红卫兵抄家，周恩来总理闻讯后将其转进解放军医院保护起来，1972年，刘文辉不小心摔断了腿。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民革领导人陈此生、刘文辉、刘斐、朱蕴山出席了大会，并被选为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同年又被发现患了癌症再次住院治疗。
1976年1月初，刚出院的刘文辉得知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消息后极为伤心，他强忍悲痛，让人用担架抬着他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总理遗体告别；不久，因病情恶化，刘文辉再次住进医院，6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遗著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
刘文辉从军从政一生，雄心壮志，经历刀光剑影；晚年回归平淡，他教导子嗣“搞政治没意思”；在弥留之际，他反复跟家人说：“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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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军阀将领刘文辉（下）
1933年5月上旬，刘文辉预谋密计设宴“款待”邓锡侯，欲将邓锡侯扣留，然后一举解决邓部。结果被邓的旅长周绍芝探悉内情后，告诉了邓锡侯。邓锡侯获悉后，就以打猎为名，从成都北门至新都宝光寺部下陈离防区，急令部下加紧战备。邓军陈部立即派一团兵力，扼守毗河渡口，阻断刘文辉追击的路线。午后刘文辉率领大军赶到，双方对垒于毗河两岸，沿河交火。尽管刘文辉自认为兵强马壮，对邓锡侯部作战是必胜无疑，然而邓锡侯部事先炸毁了毗河上游的大坝，导致毗河水势猛涨，成了防守的天然屏障。刘文辉的先头部队又无渡河准备，只有沿河对垒。同时刘文辉部将领大多数人都和邓锡侯一样同为保定系，认为保定系不打保定系，不愿意出战，而且刘文辉部师长张清平等暗地已经同二十八军师长陈书农等计划议和，刘军内部产生分裂。再加上刘湘已决定向邓锡侯部增派援兵，刘文辉在毗河和邓锡侯对峙了一个多月，在毫无进展的情况下，撤退至新津。
1933年5月26日，刘湘、邓锡侯等在乐至召开所谓的“安川会议”，组建安川军，旨在联合消灭刘文辉。6月6日，刘湘挥戈西进，刘文辉遭到了田颂尧从川北调来的军队的进攻。6月下旬，刘文辉扼守犍为、乐山、井研、仁寿一线，与刘湘血战于荣县、乐山之间。7月上旬，刘湘攻占了井研、仁寿；邓锡侯反攻毗河，对成都形成夹击之势。独力难支的刘文辉无奈地退出成都，守护岷江防线。然而岷江防线并非固若金汤，旋即被刘湘联军突破，刘文辉部迅速土崩瓦解。8月，大势所去的刘文辉退守雅安，凭河防守。28军杨秀春师跟至驻兵雅河，炮击雅安。一枚炮弹落入雅城附近，正中刘文辉的烟榻，伤亡一人，所幸是刘文辉当时不在场，得以幸免于难。此刻，直属特科团某营长叛变，拖走两营部队，刘文辉呆坐半日无语。这时，刘湘的安川军兵临城下，炮声隆隆，枪声哒哒，行营在火网控制中，惊恐万状的刘文辉狼狈撤离雅安，退守汉源，陷入绝境大势已去，刘文辉一面让大哥刘文渊劝刘湘不要豆箕相煎，一面向刘湘通电认错，拥护他统一四川。
刘文辉失败了，雅安地盘也未保住，第二十四军和川康边防军被刘湘收编、改编，吃掉了大部，一部分自找出路了。仅剩残兵两万的刘文辉，惟恐刘湘穷追不舍！同时，刘湘担心一旦邓锡侯等势力壮大了，也会成为争霸对手！与其如此，不如手下留情，放刘文辉一条生路。拿定主意的刘湘决定给么爸一点面子，召见刘文辉的忠实朋友、下台的川康边防军副总指挥冷寅东时说：“我幺爸腰杆不能硬，硬就要出事。我不是要搞垮他，主要是压压他的气焰。一笔写不出两个刘字，总是一家人吗。我还是让他保留部分军队，以待西康建省由他任省主席。”
1933年10月24日，刘文辉返雅安。开始经营这片治安混乱、政治不稳、藏彝回汉蒙满多个民族杂居、经济贫穷、文化落后的地区。面对地理与西藏相连，宗教与拉萨密切，教权大于政权，主持宗教的喇嘛寺势力渗透社会各层面且有武装的现实，刘文辉推行“以教辅政，以政翼教”的政策。为改善同藏族地区的关系，刘文辉到靖化广法寺皈依佛法，虔诚信奉佛教，府中设经堂，聘请喇嘛讲经布法。经过一番治理，刘文辉总算有了一块立足之地。
1935年败走雅安后的刘文辉刚在西康站住脚，正值红军北上。蒋介石既想消灭异己，又想利用刘湘、刘文辉等地方实力派出兵“围剿”红军。5月，红军通过西康地区时，蒋一面严令刘文辉的24军在大渡河沿岸堵截；一面派其嫡系薛岳率中央军跟踪追击。当时的刘文辉，既怕蒋趁机吃掉他，又恐红军占其西康，事到临头，只好奉蒋令亲赴汉源督战。结果，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突破二十四军防线，胜利通过康境。刘文辉在与红军作战中遭到了重大损失。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表明抗日立场，刘文辉捐款50万元。1938年1月，出川抗战的刘湘死于汉口，蒋介石即令撤销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任命其亲信张群为四川省主席，川康绥靖公署列裁除之名。四川地方实力派面对蒋介石的咄咄攻势，人人自危。刘文辉联络邓锡侯等抵制张群主川，刘湘生前高级幕僚张斯可谒见刘文辉驻蓉代表，邀刘文辉共商大计，他即从雅安启程赴蓉。
此时，中共中央南方局通过刘文辉的儿女亲家张叔明、民盟中央委员张志和等与刘文辉接上关系。刘文辉因反蒋未成，自岷江大败之后，更感处境岌岌可危，认为国内可与蒋家王朝抗衡的政治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为图生存，刘文辉明智地决定走“亲共”的道路。
1938年4月，刘文辉因张群初度主川被拒、川局动荡以及西康建省之事赴武汉见蒋介石。中共派吴玉章与刘文辉会晤于汉口四明银行楼上。同年夏天，中共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王明）等去武汉参加国民参政会，路过成都，与刘文辉进行了短暂的会晤。1939年夏，刘文辉又与王若飞、董必武和林伯渠在重庆潘文华公馆里会晤。不久，吴玉章受中共中央委派来川与刘文辉商量救亡图存。刘文辉表示：“以后我一定按照尊意努力。”
蒋介石对四川实力派的联合抵制让步了，以建立西康省为条件，同意由刘湘旧部王缵绪任川省主席。1939年1月，刘文辉如愿登上西康省主席位。与四川实力派达成共识，同中共接上关系的刘文辉虽然军事势力较小，但是毕竟恢复了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从而更加坚定了他反对蒋介石并与之周旋到底的信心。
西康置省后，蒋介石设行辕于西昌，派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任专管情报的第2处处长监视刘文辉。同时，蒋介石加快了对四川实力派封官加爵、分化瓦解的步伐，王缵绪充当了蒋介石在四川的代理人。西南各省地方实力派都有联合起来抵制蒋介石控制的愿望，于是由刘文辉牵头，约集邓锡侯、王缵绪、潘文华、龙云等在成都密订协议：共同抵制蒋介石控制西南。密会未结束，王缵绪就向蒋介石报告了。各派将领对王缵绪大为不满，蒋介石不得不同意王缵绪辞去川省主席职务。王缵绪下台后，蒋介石宣布自兼川省主席。次年，蒋介石让张群接替自己兼任的川省主席职务，四川完全为蒋介石控制了。刘文辉坚持反对控制，使西康成为蒋介石难于插手的省份之一。
1941年3月，刘文辉在雅安接待了中共中央代表华岗，由此结识了许多进步文化人，政治立场更加转向进步。 1942年2月的一个夜晚，经张志和安排，周恩来在民族资本家吴晋航公馆与刘文辉会见。周恩来明确表示支持刘文辉反对蒋介石的控制，商定了今后联系的问题。7月下旬，周恩来指派王少春赴雅安设立与延安直接联系的电台。一段时间后，徐远举有所察觉，暗中架设电台侦察、干扰。刘文辉接报即行收缴，警告蒋介石安插在二十四军搞“特工”的丁国保：“有奸人密设电台图谋不轨，我已没收。以后发现，定要严办。”徐远举及手下的军统特务抓不到刘文辉掩护中共电台把柄，只得忍气吞声。 每天深夜，王少春都和延安联系、汇报、请示，抄录新华社电讯稿。明码电报抄与刘文辉，托他转在成都、重庆、昆明等地的军政朋友。当刘文辉一口气读完王少春抄送的毛泽东《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电讯稿，连声称赞是一篇好文章！
1943年—1944年间，是刘文辉较为紧张的一年。蒋介石向刘文辉节节进逼，既要改组西康省政府，又要刘文辉出兵打西藏，还要派中央军进驻西康，使刘文辉面临一次次的考验。
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刘文辉给予资助。民盟开始吸收个人盟员，刘文辉于1944年9月入盟。1949年4月下旬，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一举占领了南京，摧垮了蒋家王朝在中国的反动统治。紧接着杭州、武汉、上海等城市以及华东、华南等地相继解放，战争的重心转移到西南。中共中央迅速决定进军大西南，摧毁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块基地。而蒋介石在面临总崩溃的形式下，仍作困兽之斗，调令胡宗南等主要部队集结西南地区，力图以川、康、云、贵为根据地，以重庆为据点，固守西南，作决战大西南的态势。
应中共中央南方局约请，刘文辉请民盟中央委员曾庶凡全权代表赴香港商谈起义；派参谋长与邓锡侯商量统一川康起义事。1949年8月，刘文辉向周恩来报告起义准备、请示行动。周恩来电告：大军即将西指，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招致不必要损失。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飞到成都即召见张群、刘文辉、邓锡侯等，为他们打气。翌日蒋介石造访刘文辉，观察其动静。刘文辉沉着应付，未露破绽。对刘文辉不放心的蒋介石派张群、胡宗南约同邓锡侯来刘公馆开会，要刘文辉、邓锡侯与胡宗南“合署办公”，将各自家属先运台湾。刘文辉、邓锡侯大发受中央军排挤的牢骚以搪塞，胡宗南不肯离去。佯装气愤的刘文辉说：“搞无产阶级革命的共产党能容我吗！”此话堵住了张群和胡宗南的口，蒋介石看这着不行，通知刘文辉、邓锡侯在成都北较场谈话———拘捕。意识到蒋介石要下手的刘文辉、邓锡侯即逃出蓉城，12月8日，他俩同微服的潘文华相会都江堰。12日9日，刘文辉以西康省主席兼第二十四军军长名义和邓锡侯、潘文华亦联名从彭县向毛泽东、朱德发出起义通电，郑重声明:刘、邓、潘三部从即日起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竭诚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领导。通电由杨家祯参谋长交王少春电台转发。中共兵不血仞占领西康。
1950年6月，刘文辉所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二军合并。改编后，原第二十四军军长刘元瑄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二军副军长，原第二十四军中将副军长刘元琮担任六十二军一八六师师长。刘文辉本人则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委任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后又被任命为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民革四川省委第二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刘文辉作为一个开明绅士，处处都表现出了较高的政治觉悟。在土改时期，刘文辉曾在一次大会上表态说：“我以前是大地主，现在要无条件无保留地把土地分给农民。”他的表态赢得了与会人员的热烈鼓掌。
1955年获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一级解放勋章。1959年，已经65岁的刘文辉调任林业部部长，到了北京后，国务院分配住在史家胡同，即是荣毅仁家的那座四合院。先后视察了江西等地的林业发展情况，为中国林业的发展鞠躬尽瘁。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刘文辉的住宅门口突然贴了大字报，上称：“刘文彩的弟弟还住这种房子！”很快引来了红卫兵抄家，周恩来总理闻讯后将其转进解放军医院保护起来，1972年，刘文辉不小心摔断了腿。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民革领导人陈此生、刘文辉、刘斐、朱蕴山出席了大会，并被选为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同年又被发现患了癌症再次住院治疗。
1976年1月初，刚出院的刘文辉得知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消息后极为伤心，他强忍悲痛，让人用担架抬着他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总理遗体告别；不久，因病情恶化，刘文辉再次住进医院，6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遗著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
刘文辉从军从政一生，雄心壮志，经历刀光剑影；晚年回归平淡，他教导子嗣“搞政治没意思”；在弥留之际，他反复跟家人说：“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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