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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长大了两岁》
朱小平
我十五岁那年秋天,刚跨进高二班教室门槛,就被突然出现在教室走廊的姑父叫住了。
他一脸欣喜地告诉我:“顶替你姑妈工作的手续全办好了,赶紧去县城国营纺织厂报到上班。”姑父说这话时,我的身边围着几个要好的同村女生,她们纷纷朝我投来羡慕的眼神,成绩中下的我,不需寒窗苦读,早早轻易跳出了农门。那一刻我也是这么想的,学习上没法显摆出来的骄傲,在收拾完书本及住宿行李后,已然释放在她们面前。
我的幸运,建立在姑妈的不幸之上。一向心灵手巧的姑妈,右手前两根具有重要功能的手指,意外断送在纺纱车间机器故障中,厂方主动提出赔偿安置,让她提前病退,并解决一个子弟的户口与就业。
姑妈的独生儿子,生下来就随她吃上了商品粮,已在北方服兵役。姑妈考虑到务农的兄长负担重,五个孩子有三个在读高中。我三姐和哥哥都是学霸,奖状贴满两面墙,不愁走不出村口那栋红砖老屋,最小的我,不爱读正书,经常捧着港台言情小说在课桌底下偷看,未来恐怕找不到书中的“王子”,必定要退回到红砖屋前那丘“门当户对”的稻田。
姑妈的双手,年轻时是我们村的插田能手,十多年前被推荐进了厂,在厂里也是年年评为先进。我没有看见姑妈受伤时,指骨血肉模糊的惨状,也就那么心安理得、兴致勃勃地去了纺纱车间。
教我纺纱的周师傅,不像车间里别的中年妇女,整天叽呱嘻哈不停。她的话少,见面就带我进了更衣室。她麻溜盘好一条粗麻花辫子,塞进一顶饭碗状的白帽子,戴上白纱布口罩,白围兜裙往脖子上一挂,身后一系,拍拍围兜前的大口袋,几根长钩针在袋底,一把鬃毛刷子在袋中。她将我也装扮成了这个模样,我的围兜口袋是空的。
车间顶的白炽灯管,昼夜不分地亮着。车间四面无窗,只在高处固定了几个大圆盘抽风机,“呼哧呼哧”的三片铁扇叶,仿佛时针一般,将一天分割成三等份,早班、晚班、零点班,轮流转换。偶尔从铁片空隙漏进的光,才确认出外面是白天。
一排排方正摆放的机器前,有两个纺织女工来回穿梭,手脚不歇,拂擦掉睫毛上的灰尘、接上断开的线头、钩去卡在轴承缝隙的绒棉屑、刷掉机床板上厚积的纱灰。机床两端各有一个大油罐桶,码着一捆捆棉条,棉条经纺纱机压缩,拉扯成细棉线,一圈圈卷好在纱筒上,纱筒鼓起了肚子,关停机器,取出纱筒装进麻袋,拖送到织布毯车间测质计件,结头多不多,纱纺得匀不匀,都会在月末的工资表格上体现出来。
纺细纱车间的运行过程,总让我联想起插田,一捆捆棉条,好似一把把秧苗蔸;棉条纺成细纱,又好比将禾苗分成小蔸;一行行细纱筒,恰如插在田里整齐的禾。我们几姊妹并排比试插田,插得快的姐姐们,常把我关在里面,又嬉笑着把我赶出来,接手我的短缺行,插完一行上田埂,又另起一行,我不紧不慢在水田里混沌度日。
看着急速旋转的纱筒轴承与飞溜滚动的滑轮,我不敢伸手抓龙头上那根断掉的细线,去对准机架滑下来的棉条头,将它们迅即连接上。开始几天,师傅娴熟地演示给我看,见我还是畏畏缩缩,她的眼神严厉得带点“凶”光,口罩一鼓一瘪,一只手在空中猛地划拉,指向车间门,示意我“滚”出去。吓起我一瞬间就学会了接纱线头,我的手艺很快赶超了师傅,纺出的纱线筒,放入甲等品头仓。
快速的成功,少了磨砺的沉淀,很容易使人飘飘然。那天师傅老家来了客人,提前一小时下班了,放心大胆将两排纱筒交给我。机器很争气,半小时居然没断一根纱,我觉着无聊,便悄悄溜去更衣室看小说,不提上班不提吃饭的言情故事,令我沉醉,忘了师傅的交代:如果不及时连上断掉的线头,上面龙头输出的长线没有着落,会绕上旁边机架纺好了的细线,一下子绞成一团乱麻。浪费时间不算,还要赔算原材料费用,扣起你倒贴钱。
次日,碰巧是月末最后一个零点班。师傅把纱筒计件表,狠狠摔到我面前:“你已是十七岁的正式工人了,还想滥竽充数浑水摸鱼,这个月白干了!”我没看清表格上到底扣了多少钱,但看清了我名字后面,确实是写的十七岁。心头忽然掠过一丝沉重,转而又觉没有白干,一夜间,我似乎真的长大了两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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