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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名将傅作义（下）
促成北平和平解放
1948年11月，中共早期党员、曾任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前身）中央常委、组织委员会书记的彭泽湘，受民革主席李济深 北平首任市长何其巩、余心清委托，专程从香港再赴北平，对傅作义展开工作，希望争取傅起义，和平交出北平政权。
1948年11月29日，华北野战军杨成武兵团迅速包围张家口。傅作义为保住西撤的通道，令35军三个师增援张家口。12 月上旬，傅发觉东北野战军入关，急调天津附近的八个师到北平附近布防。令35军从张家口突围回防北平。35军突围后，即被华北野战军包围在新保安。至此，傅部西撤道路被完全切断。
彭泽湘抓紧将中共中央赞成和谈的信息迅速转告傅作义，并进一步通过傅的长女、地下共产党员傅冬菊等做傅的工作，随时注意和关心他的思想变化；同时发动进步人士开展了和平解放北平运动。不久，傅即派出他的正式代表崔载之携电台赴解放区与中共有关方面谈判。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争取和各方面的推动下，傅作义终于下定决心，准备迈出和平起义的关键一步。自北平被围后，蒋介石派军令部长徐永昌赴北平要傅率部分两路南撤，一路自海路由新港撤青岛，一路由陆路经河北到青岛。傅作义以实际形势已不能作到为由拒绝。之后，蒋估计傅可能已与中共方面和谈，又接连派郑介民（国防部次长、军统头目）和蒋纬国到北平活动，蒋介石交蒋纬国带给傅的亲笔信中，还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为词，表示对傅格外倚重，要他率部突围。傅均以“坚守北平”加以回绝。与此同时，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也窜到北平，表示如傅撤退，美海军可在沿海进行援助。
12月28日，傅作义派专机到包头将邓宝珊接到北平。邓是傅十分信赖的朋友，又与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着友谊。邓宝珊到北平后，二人频繁地进行交谈。此时傅派出少将处长周北峰、民盟成员张东荪与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再次谈判，并草签了“会谈纪要”。傅对是否接受正有所犹豫时，经与邓宝珊推心置腹的交谈，消除了思想上的疑虑，毅然决定派邓宝珊作为他的全权代表，再次出城谈判。
1949年1月14日，邓宝珊由周北峰陪同，在通县马各庄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招待所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正式会谈，原拟谈判内容包括平、津、塘、绥四地实行和平解放。次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已下对天津总攻令，当晚天津解放。中共中央指示绥远问题留待以后解决。为此，双方就北平和平解放问题达成了协议。21日，傅作义召集华北“剿总”高级将领会议，宣布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守军接受和平改编，并颁布《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
1949年1月21日，徐永昌奉蒋介石之命飞抵北平东单机场，随后到中南海居仁堂与傅作义、邓宝珊会晤，传达蒋中正意旨，傅作义答复很不明确，而且未向徐永昌透露自己已经和中共达成和平协议。此后，在军事上，傅作义提出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取消，兵团、军、师一律不动的整编方案，最终未被中共接受，中共对傅作义部实行了打散合编的整编方案。在政治上，傅作义抓住《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中“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以及企业、银行、学校等听候“联合办事机构处理”的条款，力求将这一所谓“联合办事机构”变成自己与中共分享权力的政权。在该协议签订前，毛泽东已于1月15日致电林彪等人指出：“北平城内成立联合机构一点，似乎仍有和我分享政权之意。”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部按照和平协议开始撤离北平。傅作义正式宣布《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公告。同日，北平城内的20余万国民党军移出城外，开至指定地点听候改编。
1949年1月29日，北平联合办事处召开筹备会议，中共代表叶剑英径直对傅作义方面代表郭宗汾说：“此机构是在前线司令部指挥下的工作机关，不是政权机关。”为此，在叶剑英建议下，该机构名称确定为“北平联合接交办事处”。加上“接交”二字，最终从形式及性质上否定了傅作义的任何分权企图。傅作义在军事及政治上的谋划均迅速遭到挫折。
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正式的入城仪式，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促成绥远起义
1949年2月22日至2月24日，傅作义、邓宝珊与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等人赴西柏坡，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接见。傅作义、邓宝珊此行与中共方面商谈了绥远问题。当时绥远尚在傅作义部下董其武手中，名义上仍受国民政府节制。
此后，广州的中华民国政府积极拉拢绥远方面。绥远一直处于政治上在国共之间不明朗的状态。7月14日，傅作义在呈毛泽东的上书中，称蒋介石、阎锡山卖国，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滥炸人民、封锁海口，没有希望。8月28日，傅作义、邓宝珊等人从北平返回绥远，以完成绥远起义。但傅作义也邀请徐永昌来绥远会面。9月17日，徐永昌、马鸿宾一行飞抵包头，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孙兰峰等人到机场迎接。
1949年9月18日，绥远起义通电的签字仪式举行，宣布绥远和平解放。与此同时，傅作义会见徐永昌，徐永昌企图策反傅作义。
1949年9月19日下午四时许，傅作义召集干部开会，宣布发出通电，“祝贺起义胜利”。
绥远起义后，傅作义回到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949年10月1日，他以新中国领导人的身份，参加开国盛典。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他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并根据他本人的愿望，任命为水利部（后为水利电力部）部长。12月，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央军委又分别任命他为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绥远省军区司令员。
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傅作义上书毛主席，积极主张抗美援朝，并建议调原绥远起义部队赴朝参战。
1951年8月，绥远省军区改称绥远军区，仍兼任司令员。
1952年8月8日，绥远军区并入蒙绥军区，辞去军区司令员兼职。
1954年6月18日，绥远军政委员会撤消，被免去兼职。9月29日派任国防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兼国务院水利部部长。10月当选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常务委员。同年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傅作义从1954年起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以后连任。
1957年5月24日，兼任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主任陈正人）副主任委员。
1958年2月11日，水利部并入水利电力部，仍任部长。
1959年，任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1961年8月28日，水土保持委员会撤消，被免去兼职。
1963年傅作义与蒋介石暗中联系，蒋介石在1963年8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傅逆作义特以专人带来其亲笔书‘悉贡所能’四字。密告于余，但其并未具名，其字确是真笔，可知匪共内部已至崩溃在即，有不可想象之势，否则此种投机分子，绝不敢出此也。”
1965年1月，当选全国第四届政协副主席。
1972年10月17日，因病辞去部长职务。
1972年2月25日，他出席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的告别宴会后，当晚致函尼克松，称美国必须尊重中国的主权，放弃支持台湾的错误态度。
1974年4月19日，傅作义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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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名将傅作义（下）
促成北平和平解放
1948年11月，中共早期党员、曾任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前身）中央常委、组织委员会书记的彭泽湘，受民革主席李济深 北平首任市长何其巩、余心清委托，专程从香港再赴北平，对傅作义展开工作，希望争取傅起义，和平交出北平政权。
1948年11月29日，华北野战军杨成武兵团迅速包围张家口。傅作义为保住西撤的通道，令35军三个师增援张家口。12 月上旬，傅发觉东北野战军入关，急调天津附近的八个师到北平附近布防。令35军从张家口突围回防北平。35军突围后，即被华北野战军包围在新保安。至此，傅部西撤道路被完全切断。
彭泽湘抓紧将中共中央赞成和谈的信息迅速转告傅作义，并进一步通过傅的长女、地下共产党员傅冬菊等做傅的工作，随时注意和关心他的思想变化；同时发动进步人士开展了和平解放北平运动。不久，傅即派出他的正式代表崔载之携电台赴解放区与中共有关方面谈判。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争取和各方面的推动下，傅作义终于下定决心，准备迈出和平起义的关键一步。自北平被围后，蒋介石派军令部长徐永昌赴北平要傅率部分两路南撤，一路自海路由新港撤青岛，一路由陆路经河北到青岛。傅作义以实际形势已不能作到为由拒绝。之后，蒋估计傅可能已与中共方面和谈，又接连派郑介民（国防部次长、军统头目）和蒋纬国到北平活动，蒋介石交蒋纬国带给傅的亲笔信中，还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为词，表示对傅格外倚重，要他率部突围。傅均以“坚守北平”加以回绝。与此同时，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也窜到北平，表示如傅撤退，美海军可在沿海进行援助。
12月28日，傅作义派专机到包头将邓宝珊接到北平。邓是傅十分信赖的朋友，又与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着友谊。邓宝珊到北平后，二人频繁地进行交谈。此时傅派出少将处长周北峰、民盟成员张东荪与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再次谈判，并草签了“会谈纪要”。傅对是否接受正有所犹豫时，经与邓宝珊推心置腹的交谈，消除了思想上的疑虑，毅然决定派邓宝珊作为他的全权代表，再次出城谈判。
1949年1月14日，邓宝珊由周北峰陪同，在通县马各庄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招待所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正式会谈，原拟谈判内容包括平、津、塘、绥四地实行和平解放。次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已下对天津总攻令，当晚天津解放。中共中央指示绥远问题留待以后解决。为此，双方就北平和平解放问题达成了协议。21日，傅作义召集华北“剿总”高级将领会议，宣布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守军接受和平改编，并颁布《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
1949年1月21日，徐永昌奉蒋介石之命飞抵北平东单机场，随后到中南海居仁堂与傅作义、邓宝珊会晤，传达蒋中正意旨，傅作义答复很不明确，而且未向徐永昌透露自己已经和中共达成和平协议。此后，在军事上，傅作义提出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取消，兵团、军、师一律不动的整编方案，最终未被中共接受，中共对傅作义部实行了打散合编的整编方案。在政治上，傅作义抓住《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中“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以及企业、银行、学校等听候“联合办事机构处理”的条款，力求将这一所谓“联合办事机构”变成自己与中共分享权力的政权。在该协议签订前，毛泽东已于1月15日致电林彪等人指出：“北平城内成立联合机构一点，似乎仍有和我分享政权之意。”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部按照和平协议开始撤离北平。傅作义正式宣布《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公告。同日，北平城内的20余万国民党军移出城外，开至指定地点听候改编。
1949年1月29日，北平联合办事处召开筹备会议，中共代表叶剑英径直对傅作义方面代表郭宗汾说：“此机构是在前线司令部指挥下的工作机关，不是政权机关。”为此，在叶剑英建议下，该机构名称确定为“北平联合接交办事处”。加上“接交”二字，最终从形式及性质上否定了傅作义的任何分权企图。傅作义在军事及政治上的谋划均迅速遭到挫折。
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正式的入城仪式，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促成绥远起义
1949年2月22日至2月24日，傅作义、邓宝珊与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等人赴西柏坡，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接见。傅作义、邓宝珊此行与中共方面商谈了绥远问题。当时绥远尚在傅作义部下董其武手中，名义上仍受国民政府节制。
此后，广州的中华民国政府积极拉拢绥远方面。绥远一直处于政治上在国共之间不明朗的状态。7月14日，傅作义在呈毛泽东的上书中，称蒋介石、阎锡山卖国，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滥炸人民、封锁海口，没有希望。8月28日，傅作义、邓宝珊等人从北平返回绥远，以完成绥远起义。但傅作义也邀请徐永昌来绥远会面。9月17日，徐永昌、马鸿宾一行飞抵包头，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孙兰峰等人到机场迎接。
1949年9月18日，绥远起义通电的签字仪式举行，宣布绥远和平解放。与此同时，傅作义会见徐永昌，徐永昌企图策反傅作义。
1949年9月19日下午四时许，傅作义召集干部开会，宣布发出通电，“祝贺起义胜利”。
绥远起义后，傅作义回到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949年10月1日，他以新中国领导人的身份，参加开国盛典。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他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并根据他本人的愿望，任命为水利部（后为水利电力部）部长。12月，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央军委又分别任命他为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绥远省军区司令员。
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傅作义上书毛主席，积极主张抗美援朝，并建议调原绥远起义部队赴朝参战。
1951年8月，绥远省军区改称绥远军区，仍兼任司令员。
1952年8月8日，绥远军区并入蒙绥军区，辞去军区司令员兼职。
1954年6月18日，绥远军政委员会撤消，被免去兼职。9月29日派任国防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兼国务院水利部部长。10月当选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常务委员。同年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傅作义从1954年起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以后连任。
1957年5月24日，兼任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主任陈正人）副主任委员。
1958年2月11日，水利部并入水利电力部，仍任部长。
1959年，任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1961年8月28日，水土保持委员会撤消，被免去兼职。
1963年傅作义与蒋介石暗中联系，蒋介石在1963年8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傅逆作义特以专人带来其亲笔书‘悉贡所能’四字。密告于余，但其并未具名，其字确是真笔，可知匪共内部已至崩溃在即，有不可想象之势，否则此种投机分子，绝不敢出此也。”
1965年1月，当选全国第四届政协副主席。
1972年10月17日，因病辞去部长职务。
1972年2月25日，他出席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的告别宴会后，当晚致函尼克松，称美国必须尊重中国的主权，放弃支持台湾的错误态度。
1974年4月19日，傅作义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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