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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军阀将领邓锡侯（上）
出身寒门
邓锡侯出身贫寒，八岁丧母，十岁丧父，全靠舅母文氏抚养成长，故俩长感情甚笃。少年时，邓曾就读于乡中私塾，由于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因而功课优异，深受塾师李樵（号铁樵）的赞赏。
清朝末年，朝廷统治腐败，内忧外患日深，民台倒悬，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十分活跃，地处川北偏僻之乡的营山县也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刚开始懂事的邓锡侯常与友人议及国家民族之大事，曾叹息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与挚友相约，忍痛离开养育自己的舅母和故乡，到省会成都寻求出路。
1906年，邓锡侯初到成都，人地生疏，正在焦虑之际，恰逢成都陆军小学堂第一期招募新生。于是，邓决心弃文习武。由于他身材魁伟，脑子机灵，遂被录取。1909年，被保送到保定陆军军官学堂所属的南京第四陆军中学堂。因毕业考试成绩名列前茅，又被送到保定陆军军官学堂第一期深造。辛亥革命前夕，在革命党人的教育下。邓锡侯尚未毕业就离开学校，毅然回四川参加新军，在第十七镇六十五标当教练官和帮带。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他又转到四川陆军刘存厚的第四师任职，先任副官，后为连长。
护国战争爆发后，正在川南叙州（今宜宾市）、泸州一带清乡的川军刘存厚率先响应“反袁护国”的号召，时任营长的邓锡侯随部配合蔡锷领导的入川滇、黔军作战。他奉命坚守要隘马鞍山，凭借险要地势和自身的英勇机智，给北洋军以重创而荣立战功。随即受刘存厚的派遣，前往驻大洲驿滇黔军总部向蔡锷报告战况。蔡见邓还是一个年不过二十、雄姿英发的年轻军官，顿生爱惜之情，奖慰有加，要他回去转告刘存厚，要进一步严明军纪，能战者赏，怯战者罚。蔡锷特对邓锡侯说：“梁任公（启超）电告，护国军得到中外支持。广西陆荣廷已经宣告独立......倒袁必胜。”蔡并专拨枪械五千以补充川军。待日后向北洋军发起总攻。护国战争胜利后，邓锡侯升任四川陆军第二师第三旅第五团团长，驻防成都市北校场。
1917年7月，川军师长刘存厚等与四川督军罗佩金，戴戡在成都巷战。邓锡侯因率部阻击支持罗佩金，戴戡的滇黔军有功，并处决了纵兵殃民的祸首黔军旅长熊其勋，受到奖赏。1918年，邓锡侯升任四川陆军第五旅旅长，驻防眉山、彭山、仁寿一带。邓为培植壮大自己的军队，提高部队的战斗素质，在眉山创办了“军事教育团”，自兼团长，将所辖各团，营军官集中轮训，每期四个月，获得了明显的成效。1920年，邓升任四川陆军第三师师长，先后驻防成都、广汉、保宁（阆中市）等地。他又趁四川军阀混战之隙。在保宁举办了“军事教育团”，再次培训全师中下级军官。1922年，邓在军阀混战中率领第三师第一次进驻重庆市，并举办了“浮图关教育团”。这时，邓锡侯作为川军将领已逐渐形成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可以自主地在省内从事内战活动了。
1922年8月，四川陆军总司令兼四川省省长刘成勋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以邓锡侯想当军长而对废除军长职衔的决定不满为由，秘密挑动邓的旅长刘铭吾、刘汉鼎反邓。但事机泄漏，邓锡侯乘春节在重庆看戏之机将刘铭吾、刘汉鼎二人解职、扣押，并联络唐廷牧、田颂尧、刘斌等师长通电反对刘成勋，挥兵直捣成都。嗣后，邓锡侯部又遭到熊克武部的攻击，被迫撤离成都，败退川北绵阳，阆中一带。不久，邓又联合北洋军阀支持的杨森等部，通电拥护北京政府，指责熊克武、刘成勋等“擅开战衅，阻碍国家统一”。由此，邓锡侯受到曹锟、吴佩孚的嘉奖，被北洋政府委任为“国军”第三十师师长，并加“骠威将军”的头衔。
1923年冬，邓锡侯、杨森兵分五路向熊克武部发起全面反攻，先后攻占重庆、成都。反熊各军胜利以后，北洋政府论功行赏，于1924年5月26日任命邓锡侯为四川省省长。他考虑到成都乃杨森所控制的地盘，不愿脱离驻在重庆的部队，于是成都的省长公署形同虚设。1925年5月，北京段祺瑞执政又改任邓锡侯为四川清乡督办。
杨森当了四川督理，野心勃勃，妄图独霸全川。这年秋，刘湘、邓锡侯、袁祖铭、刘文辉、田颂尧组成倒杨联军，分兵几路向成都进军。邓锡侯任联军副总司令，率部担任主攻资中、资阳的任务。在宝兴场的遭遇战中，杨森的主力团被击溃。杨森被迫退出四川后，邓率部进驻成都。随后，联军头目在自贡召开分赃会议，他的实力仅次于刘湘，因而分得盐税专收权，月征三十万元，并占据华阳、简阳、遂宁、合川、南充、彭县、广汉、金堂、新津、灌县、新都、郫县，以及松（潘）茂（县）等广大地域。此时，邓锡侯已成为四川军阀“四巨头”（刘湘、邓锡侯、刘文辉、田颂尧）之一，独霸一方，在川军中以其保定系关系而颇孚众望。
当1926年秋广东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进抵武昌时，川军各部也相继易帜改称“国民革命军”，邓锡侯所部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邓任军长、并兼任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七路军总指挥。他将该军扩充至五个师，十七个混成旅，一百一十四个团，另有炮兵特科部队若干。邓及其所部之旅、师长在自己的驻防区内，独断专行，发号施令，就地筹饷，预征田赋；抓丁派夫，扩充部队。驻地有民谣说：“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有屁无捐”，“一年几征粮，百姓饿断肠”。同时，他在松（潘）茂（县）等藏、羌民族地区，实行所谓“用阳刚的手腕，图温和的成绩，举国家的财力，实力，强制其同化与统一”的大汉族主义政策。邓锡侯还长期控制了设在成都的四川造币厂，大量铸造银洋铜币，以保障日益增长的军需供应。1928年邓锡侯暗中支持杨森、李家钰、陈书农等反刘湘，1929年与刘文辉、田颂尧等一起反蒋介石，但皆失败。
1931年，邓锡侯伙同刘文辉、田颂尧教训名义上的部下李家钰。同时，邓锡侯还派出军队“支援”甘肃，军事力量到达天水、武都一带。 [4] 1932年秋，四川军阀之间爆发了规模最大的混战，即“二刘（刘湘、刘文辉）之战”。由于刘湘向邓求助，邓锡侯暗中协助刘湘袭击了刘文辉，刘文辉愤恨至极，曾欲设“鸿门宴”诱杀邓锡侯及其部属，达到不战而瓦解邓锡侯的军队。邓获刘部密报出走新都宝光寺，陈离师长来迎。邓在旅长以上官员的会上动员说：“大家要众志成城，万箭齐发，一举渡过毗河，再克成都。这一仗打胜了，薪饷才能按月发放。”当刘文辉指挥第二十四军攻占崇宁县后，刘、邓两军便在毗河两岸对峙，邓军黄隐部并砍掉都江堰内河的马杈，成了邓部的天然屏障，也造成毗河两岸泛滥成灾。邓锡侯感到对峙局面长此下去也不是办法，乃通过刘湘的高参刘从云向刘湘讲明：邓、刘两军鹬蚌相争已呈胶着状态，只要第二十一军出兵，刘文辉必定垮台，二十一军（刘湘部）就可以趁势统一四川了。刘湘采纳其议。刘邓双方在毗河打了一个多月，未分胜负。同时， 刘文辉军内部分裂，众保定系将领夏首勋、林云根、张清平等与二十八军陈书农、黄隐、陈离等师长商量和议，要求保定系团结一致，和力对付刘湘。然未实现。果然，刘湘第二十一军一出击，刘文辉即由毗河向岷江一线溃退。在邓锡侯、刘湘等联合进攻下，刘文辉部全线瓦解，只好率残部退守西康。至此，四川军阀最后一场混战宣告结束。
正当邓锡侯与刘文辉在毗河鏖战时，徐向前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解放了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宣汉、达县等地，建立起川陕革命根据地。蒋介石一面调集“中央军”胡宗南部进驻川陕甘边境阻止红军北上，一面委派刘湘就任四川“剿总”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全川各军。邓锡侯任第一路军总指挥，率部进剿川北苏区；他在“剿总”会上表示：“末将听令，愿效驱策”，为完成剿灭共军的任务，“牺牲一切在所不辞”。但会后他却不满刘湘的调遣，把第二十八军的四十一个主力团分为前方进剿与后方整训两大部分，定期轮换，不把军力全部投入前线。他命第七师师长马毓智代理军长，驻在成都与刘湘周旋，自己则坐镇设在绵阳的第一路军总指挥部里督师，由陈书农任前敌总指挥。
1933年11月，邓锡侯部十多个团先后到达昭化，广元一线布防，伺机出击。由于当时红四方面军王树声部自动缩短战线向后撤退，邓军得以踯躅前进，半年多才占领旺苍、南江两县。
1934年6月，邓部奉命进攻通江，进抵小通河沿岸与红军对峙。8月，红四方面军在万源一战击溃刘湘主力，军威大振，迅即回师西向，横扫川军其余各部。邓锡侯部望风披靡，阵脚大乱，损失惨重，邓只好到广元整顿残部。他对惊魂未定的部属说；"你们进攻了几个月，才打到小通河，但是撤退时，几天就跑回来了。你们一趟子跑了七百多里，真是跑得快哟。我不怪士兵，但要问一问这些指挥官究竟在干什么?"第二十八军撤至广元县不久，部队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五军。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嘉陵江，向川西北方向转移。邓锡侯令其前敌总指挥陈离率部在剑门关堵截，结果一个团被红军歼灭，邓只好命令杨晒轩所部坚守江油、中坝、梓潼一带。当红军西进茂县、汶川等藏族，羌族聚居地区时，邓锡侯又令四个团在松潘茂县地域设防，妄图阻止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结果又被红军击溃。
6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飞夺泸定桥后，又迅速攻占天全、宝兴，欲与在理县、茂县的红四方面军会师。此时，邓锡侯奉命率部企图从后山侧击已抵达宝兴县之红军。行军途中，他接到红军总司令、护国战争期间就已认识的朱德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信。信中恳切劝告邓说："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国难当前，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北上抗日，如兄部愿来，我们欢迎，如有困难，暂时不来，希望互不干扰......"邓一方面受到感化，一方面也为保存实力；一方面要按照朱、刘的要求给红军让路，一方面又要向"剿总"交差应付，因此只好命令跟踪部队的黄隐、李树骅部始终与红军保持一天行程距离，不时还要对空乱放几枪几炮。就这样一直尾随红一方面军离开宝兴，翻越夹金山。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邓锡侯在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国热潮的推动下，在中共中央特派员张曙时等的影响下，深明大义，顾全大局，主动请缨，出川抗日。
1937年8月，国民政府将出川抗日的四川陆军十四个师编为第二路预备军，邓锡侯任第一纵队司令（后称二十二集团军）。9月，出川抗战的各军分别向成都、重庆两地集中，准备一路北出剑门，一路东出夔门，驰赴山东，山西抗日前线。9月5日，在成都市举行了有万人参加的"四川省各界民众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邓锡侯在会上发表了激昂慷慨的讲演， 他说："我们四川人是具有爱国传统精神的。黄花岗烈士有四川人；辛亥革命有四川人；护国之役也有四川人。当前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我们身为军人受四川人民二十余年的供养，当然要拼命争取历史的光荣，籍以酬报四川人民......""我们只有长期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川军出川以后，如战而胜，当然很光荣地归来，战如不胜，决心裹尸以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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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寒门
邓锡侯出身贫寒，八岁丧母，十岁丧父，全靠舅母文氏抚养成长，故俩长感情甚笃。少年时，邓曾就读于乡中私塾，由于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因而功课优异，深受塾师李樵（号铁樵）的赞赏。
清朝末年，朝廷统治腐败，内忧外患日深，民台倒悬，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十分活跃，地处川北偏僻之乡的营山县也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刚开始懂事的邓锡侯常与友人议及国家民族之大事，曾叹息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与挚友相约，忍痛离开养育自己的舅母和故乡，到省会成都寻求出路。
1906年，邓锡侯初到成都，人地生疏，正在焦虑之际，恰逢成都陆军小学堂第一期招募新生。于是，邓决心弃文习武。由于他身材魁伟，脑子机灵，遂被录取。1909年，被保送到保定陆军军官学堂所属的南京第四陆军中学堂。因毕业考试成绩名列前茅，又被送到保定陆军军官学堂第一期深造。辛亥革命前夕，在革命党人的教育下。邓锡侯尚未毕业就离开学校，毅然回四川参加新军，在第十七镇六十五标当教练官和帮带。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他又转到四川陆军刘存厚的第四师任职，先任副官，后为连长。
护国战争爆发后，正在川南叙州（今宜宾市）、泸州一带清乡的川军刘存厚率先响应“反袁护国”的号召，时任营长的邓锡侯随部配合蔡锷领导的入川滇、黔军作战。他奉命坚守要隘马鞍山，凭借险要地势和自身的英勇机智，给北洋军以重创而荣立战功。随即受刘存厚的派遣，前往驻大洲驿滇黔军总部向蔡锷报告战况。蔡见邓还是一个年不过二十、雄姿英发的年轻军官，顿生爱惜之情，奖慰有加，要他回去转告刘存厚，要进一步严明军纪，能战者赏，怯战者罚。蔡锷特对邓锡侯说：“梁任公（启超）电告，护国军得到中外支持。广西陆荣廷已经宣告独立......倒袁必胜。”蔡并专拨枪械五千以补充川军。待日后向北洋军发起总攻。护国战争胜利后，邓锡侯升任四川陆军第二师第三旅第五团团长，驻防成都市北校场。
1917年7月，川军师长刘存厚等与四川督军罗佩金，戴戡在成都巷战。邓锡侯因率部阻击支持罗佩金，戴戡的滇黔军有功，并处决了纵兵殃民的祸首黔军旅长熊其勋，受到奖赏。1918年，邓锡侯升任四川陆军第五旅旅长，驻防眉山、彭山、仁寿一带。邓为培植壮大自己的军队，提高部队的战斗素质，在眉山创办了“军事教育团”，自兼团长，将所辖各团，营军官集中轮训，每期四个月，获得了明显的成效。1920年，邓升任四川陆军第三师师长，先后驻防成都、广汉、保宁（阆中市）等地。他又趁四川军阀混战之隙。在保宁举办了“军事教育团”，再次培训全师中下级军官。1922年，邓在军阀混战中率领第三师第一次进驻重庆市，并举办了“浮图关教育团”。这时，邓锡侯作为川军将领已逐渐形成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可以自主地在省内从事内战活动了。
1922年8月，四川陆军总司令兼四川省省长刘成勋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以邓锡侯想当军长而对废除军长职衔的决定不满为由，秘密挑动邓的旅长刘铭吾、刘汉鼎反邓。但事机泄漏，邓锡侯乘春节在重庆看戏之机将刘铭吾、刘汉鼎二人解职、扣押，并联络唐廷牧、田颂尧、刘斌等师长通电反对刘成勋，挥兵直捣成都。嗣后，邓锡侯部又遭到熊克武部的攻击，被迫撤离成都，败退川北绵阳，阆中一带。不久，邓又联合北洋军阀支持的杨森等部，通电拥护北京政府，指责熊克武、刘成勋等“擅开战衅，阻碍国家统一”。由此，邓锡侯受到曹锟、吴佩孚的嘉奖，被北洋政府委任为“国军”第三十师师长，并加“骠威将军”的头衔。
1923年冬，邓锡侯、杨森兵分五路向熊克武部发起全面反攻，先后攻占重庆、成都。反熊各军胜利以后，北洋政府论功行赏，于1924年5月26日任命邓锡侯为四川省省长。他考虑到成都乃杨森所控制的地盘，不愿脱离驻在重庆的部队，于是成都的省长公署形同虚设。1925年5月，北京段祺瑞执政又改任邓锡侯为四川清乡督办。
杨森当了四川督理，野心勃勃，妄图独霸全川。这年秋，刘湘、邓锡侯、袁祖铭、刘文辉、田颂尧组成倒杨联军，分兵几路向成都进军。邓锡侯任联军副总司令，率部担任主攻资中、资阳的任务。在宝兴场的遭遇战中，杨森的主力团被击溃。杨森被迫退出四川后，邓率部进驻成都。随后，联军头目在自贡召开分赃会议，他的实力仅次于刘湘，因而分得盐税专收权，月征三十万元，并占据华阳、简阳、遂宁、合川、南充、彭县、广汉、金堂、新津、灌县、新都、郫县，以及松（潘）茂（县）等广大地域。此时，邓锡侯已成为四川军阀“四巨头”（刘湘、邓锡侯、刘文辉、田颂尧）之一，独霸一方，在川军中以其保定系关系而颇孚众望。
当1926年秋广东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进抵武昌时，川军各部也相继易帜改称“国民革命军”，邓锡侯所部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邓任军长、并兼任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七路军总指挥。他将该军扩充至五个师，十七个混成旅，一百一十四个团，另有炮兵特科部队若干。邓及其所部之旅、师长在自己的驻防区内，独断专行，发号施令，就地筹饷，预征田赋；抓丁派夫，扩充部队。驻地有民谣说：“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有屁无捐”，“一年几征粮，百姓饿断肠”。同时，他在松（潘）茂（县）等藏、羌民族地区，实行所谓“用阳刚的手腕，图温和的成绩，举国家的财力，实力，强制其同化与统一”的大汉族主义政策。邓锡侯还长期控制了设在成都的四川造币厂，大量铸造银洋铜币，以保障日益增长的军需供应。1928年邓锡侯暗中支持杨森、李家钰、陈书农等反刘湘，1929年与刘文辉、田颂尧等一起反蒋介石，但皆失败。
1931年，邓锡侯伙同刘文辉、田颂尧教训名义上的部下李家钰。同时，邓锡侯还派出军队“支援”甘肃，军事力量到达天水、武都一带。 [4] 1932年秋，四川军阀之间爆发了规模最大的混战，即“二刘（刘湘、刘文辉）之战”。由于刘湘向邓求助，邓锡侯暗中协助刘湘袭击了刘文辉，刘文辉愤恨至极，曾欲设“鸿门宴”诱杀邓锡侯及其部属，达到不战而瓦解邓锡侯的军队。邓获刘部密报出走新都宝光寺，陈离师长来迎。邓在旅长以上官员的会上动员说：“大家要众志成城，万箭齐发，一举渡过毗河，再克成都。这一仗打胜了，薪饷才能按月发放。”当刘文辉指挥第二十四军攻占崇宁县后，刘、邓两军便在毗河两岸对峙，邓军黄隐部并砍掉都江堰内河的马杈，成了邓部的天然屏障，也造成毗河两岸泛滥成灾。邓锡侯感到对峙局面长此下去也不是办法，乃通过刘湘的高参刘从云向刘湘讲明：邓、刘两军鹬蚌相争已呈胶着状态，只要第二十一军出兵，刘文辉必定垮台，二十一军（刘湘部）就可以趁势统一四川了。刘湘采纳其议。刘邓双方在毗河打了一个多月，未分胜负。同时， 刘文辉军内部分裂，众保定系将领夏首勋、林云根、张清平等与二十八军陈书农、黄隐、陈离等师长商量和议，要求保定系团结一致，和力对付刘湘。然未实现。果然，刘湘第二十一军一出击，刘文辉即由毗河向岷江一线溃退。在邓锡侯、刘湘等联合进攻下，刘文辉部全线瓦解，只好率残部退守西康。至此，四川军阀最后一场混战宣告结束。
正当邓锡侯与刘文辉在毗河鏖战时，徐向前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解放了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宣汉、达县等地，建立起川陕革命根据地。蒋介石一面调集“中央军”胡宗南部进驻川陕甘边境阻止红军北上，一面委派刘湘就任四川“剿总”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全川各军。邓锡侯任第一路军总指挥，率部进剿川北苏区；他在“剿总”会上表示：“末将听令，愿效驱策”，为完成剿灭共军的任务，“牺牲一切在所不辞”。但会后他却不满刘湘的调遣，把第二十八军的四十一个主力团分为前方进剿与后方整训两大部分，定期轮换，不把军力全部投入前线。他命第七师师长马毓智代理军长，驻在成都与刘湘周旋，自己则坐镇设在绵阳的第一路军总指挥部里督师，由陈书农任前敌总指挥。
1933年11月，邓锡侯部十多个团先后到达昭化，广元一线布防，伺机出击。由于当时红四方面军王树声部自动缩短战线向后撤退，邓军得以踯躅前进，半年多才占领旺苍、南江两县。
1934年6月，邓部奉命进攻通江，进抵小通河沿岸与红军对峙。8月，红四方面军在万源一战击溃刘湘主力，军威大振，迅即回师西向，横扫川军其余各部。邓锡侯部望风披靡，阵脚大乱，损失惨重，邓只好到广元整顿残部。他对惊魂未定的部属说；"你们进攻了几个月，才打到小通河，但是撤退时，几天就跑回来了。你们一趟子跑了七百多里，真是跑得快哟。我不怪士兵，但要问一问这些指挥官究竟在干什么?"第二十八军撤至广元县不久，部队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五军。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嘉陵江，向川西北方向转移。邓锡侯令其前敌总指挥陈离率部在剑门关堵截，结果一个团被红军歼灭，邓只好命令杨晒轩所部坚守江油、中坝、梓潼一带。当红军西进茂县、汶川等藏族，羌族聚居地区时，邓锡侯又令四个团在松潘茂县地域设防，妄图阻止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结果又被红军击溃。
6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飞夺泸定桥后，又迅速攻占天全、宝兴，欲与在理县、茂县的红四方面军会师。此时，邓锡侯奉命率部企图从后山侧击已抵达宝兴县之红军。行军途中，他接到红军总司令、护国战争期间就已认识的朱德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信。信中恳切劝告邓说："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国难当前，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北上抗日，如兄部愿来，我们欢迎，如有困难，暂时不来，希望互不干扰......"邓一方面受到感化，一方面也为保存实力；一方面要按照朱、刘的要求给红军让路，一方面又要向"剿总"交差应付，因此只好命令跟踪部队的黄隐、李树骅部始终与红军保持一天行程距离，不时还要对空乱放几枪几炮。就这样一直尾随红一方面军离开宝兴，翻越夹金山。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邓锡侯在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国热潮的推动下，在中共中央特派员张曙时等的影响下，深明大义，顾全大局，主动请缨，出川抗日。
1937年8月，国民政府将出川抗日的四川陆军十四个师编为第二路预备军，邓锡侯任第一纵队司令（后称二十二集团军）。9月，出川抗战的各军分别向成都、重庆两地集中，准备一路北出剑门，一路东出夔门，驰赴山东，山西抗日前线。9月5日，在成都市举行了有万人参加的"四川省各界民众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邓锡侯在会上发表了激昂慷慨的讲演， 他说："我们四川人是具有爱国传统精神的。黄花岗烈士有四川人；辛亥革命有四川人；护国之役也有四川人。当前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我们身为军人受四川人民二十余年的供养，当然要拼命争取历史的光荣，籍以酬报四川人民......""我们只有长期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川军出川以后，如战而胜，当然很光荣地归来，战如不胜，决心裹尸以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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