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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军阀将领邓锡侯（下）
邓锡侯的一番激情壮浯，使在场的将士热血沸腾，人人振奋。欢送大会之后，邓又召集第四十五军驻成都的出川抗战官兵，作了动员训话。他说："一二五师（师长为陈书农）官兵扬言：‘不发清所欠薪饷不出发，你们的欠饷是应该发清的。......但是日寇侵我国土，杀我同胞，抢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全国一致请缨杀敌，我们军人的天职就是全中国民民，出川抗战。前线情况，急如星火，怎么能说要发清欠饷才出发呢?"接着大声问道："你们是等发欠饷，还是马上出发?"全体官兵激于义愤，齐声应道："愿立即出发杀敌！"
1937年9月初，他指挥所属第二十二集团军陆续沿川陕公路出发。由于车辆奇缺，全体将士只有徒步行军，沿途受到群众热烈欢迎，父老叮嘱杀敌立功，使部队倍受鼓舞。经过一个月的急行军，抵达宝鸡，转乘火车到达西安。这时突然接到蒋介石急电，因娘子关吃紧，命邓军立即赶赴前线。邓立即率领部队开赴山西潼关，从风陵渡过黄河直达前线。
10月22日，邓锡侯偕副总司令孙震等抵达西安时，日军已越过娘子关，经盘石，岩会进犯平定、阳泉，寿阳告急。邓、孙两人到太原见阎锡山，请示作战，于是，邓部奉命驰援晋东。11月1日，邓将集团军总司令部设于马首村，然后到寿阳面见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闳，决定行动部署。随即命令陶凯、王志远两旅在寿阳、阳泉一带协同友军阻击日军。当时邓部武器装备十分简劣，每个士兵只有一支川造或汉阳造步枪和两颗手榴弹，每师除数门迫击炮外，山炮、野炮一门都没有。其时虽已秋风萧瑟，但每个士兵仅有粗布单衣两套。邓部将士全凭满腔爱国热忱，以血肉之躯与装备精良之敌拼死搏斗。因伤亡惨重，乃退至榆次附近，拟向太原靠拢。
11月6日，邓锡侯部在太原附近的南畔村与日军遭遇，并被包围。在晚上突围时，邓坠马摔伤，遇救脱险。此后，邓将这一天定为自己的抗日遇险纪念日，教育部属，勉励自己，永远不要忘记报仇雪恨。7日，太原弃守，战局恶化，第二十二集团军经交城、孝义转移至洪洞县城，一面在安泽、沁源、长治一线构筑阵地拒敌前进；一面整训部队，待命反攻。这时，八路军总部亦驻在洪洞县东关外。邓锡侯曾与朱德多次会晤，并请朱德给二十二集团军团级以上军官讲解抗日形势和游击战术问题。以丁玲为团长的"西北女子战地服务团"，也常为邓部演出精彩节目。第二十二集团军刚到山西省没有作战地图，邓正在焦急时，周恩来亲自带来了在平型关缴获的日本军用地图，邓锡侯激动地说“患难见真情。” 这些活动，进一步激发了邓及邓部的抗日爱国热情，增强了八路军与川军的友谊和合作。
12月中旬，日军相继侵占南京、济南，随即一面从南京北渡长江，一面由济南南下，企图南北夹击打通津浦铁路。苏北战略要地徐州吃紧。国民政府军委会急调各路大军保卫徐州。邓锡侯奉命率第二十二集团军从山西洪洞驰赴鲁南，将集团军总部设在军事要地临城。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统一指挥下，邓部从徐州沿津浦铁路北上兖州设防，以阻击从山东泰安方面南下之敌。邓以第四十一军防守津浦铁路沿线各要点，并令第一二二师王铭章部集结滕县一带，筑城固守，以第四十五军一二五师从界河前进，阻敌于泗水以北。这样徐州危急局面才得以暂时扭转，人心初安。滕县战斗，王铭章师长壮烈殉国，陈离师长负伤。但川军的巨大牺牲掩护了国军主力部队迅速集结到位。
邓锡侯率部驻防鲁南时，能体察民情，尊重民俗。鲁南是孔子的故乡，礼教十分严格。邓特整肃军纪，严禁部属扰民、拉夫、派款，严禁部队进入民间内室，因而军民关系融洽。正是在当地群众的积极支援下， 1938年1月14日，邓部川军初到鲁南前线，就在两下店夜袭敌营成功，毙伤日军二百多人，俘虏四十个，缴获枪械一批，首战告捷，军威大振。鲁南群众特作七律一首以颂赞邓部将士：
天上遥瞻节钺临（指川军来），
安危须丈老谋深（指邓锡侯）。
晋文攮楚先三舍，
忠武服蛮倚七擒（指胜利在最后），
中府一朝诛贰竖（指杀韩复榘），
阳光普照靖群阴。
川军将帅皆韩岳，
岂有神州竟陆沉。
山东民众对邓部的爱戴，使将士们非常感动，他们感慨地说："为民族而战争，能得民众如此爱戴，可以死而无恨了！"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下，才有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及其所部三千官兵喋血滕县，与城偕亡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1938年1月，四川政局发生波动。2月上旬，蒋介石电召邓锡侯到汉口，征询治川意见。邓锡侯呈述了三点：其一，四川是抗战后方，留驻川康的部队不少，应保留川康绥靖公署，以统率川康部队，其二，日军正猖獗进犯，战区扩大，应再抽调一些川军出川抗战，增援前方，其三，张群是四川人，熟悉四川事，建议委张为四川省主席。蒋介石基本采纳了邓锡侯的意见。2月11日，邓被委任为委员长重庆行营副主任。21日，邓又被委任为川康绥靖公署主任。稍后，邓即从前线回到四川主持川康军务。
邓锡侯回到四川主持川康军务时，川康绥靖公署的文武官员大多为刘湘的旧属，对邓怀有疑虑。他为巩固统治，安定川局，支持抗战，公开声称愿以“公、诚、和、信”四个字来对待一切嫡系、非嫡系的部属。他在一次绥靖公署处长以上的官员会上说：“我回四川继任川康绥靖主任，是为了团结川康军民，安定后方，征兵，征粮，支援前线。因为抗日战争是关系民族存亡之大事，决不能为了争权夺利影响抗战，原绥署处级以上官员一律不变动，照常供职，我只派一个参谋长和各处几个副职人员协助工作。望大家安心工作，实现安定后方，支援前线的共同愿望。”邓锡侯在以后处理军政事务时，遵守了自己的诺言，因而提高了威信，稳定了局势。1938年8月，董必武、林伯渠到成都专访邓锡侯，并希望邓搞好支前工作。1939年，邓通过关系把已经被关在监狱的共产党高级干部陈同生保释了出来 。1940年，成都发生“抢米事件”后，国民党准备逮捕杨伯恺时，邓锡侯保护了他，使杨伯恺安全离开。1941年，邓锡侯领衔组织“四川党政军民前线川军慰问团”自兼团长，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 [2] 1942年，邓锡侯兼任成都防空总司令时同意在成都城郊挖防空地洞，结果意外发现了前蜀国主王建墓。1944年湘桂之役后，邓专门派人找周恩来了解抗战前途，邓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此外，他还在调和国民党中央政府与川康地方以及地方各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在外援交通极端困难情况下，为维持四川战时经济体制，组织兵员、武器和粮秣方面；以及争取美国、印度对四川的支援等方面，都费了许多心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蒋介石仍不甘心失败，亲自坐镇重庆，分别结集胡宗南、宋希濂、罗广文等部于川陕边和川、鄂，湘边，妄图作最后的挣扎。
此时，邓锡侯也正受到蒋介石的冷落、排斥，处于失意、徬徨的时候，他一方面看到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崩溃已是指日可待，决不甘心为蒋介石集团殉葬，更加怀念往昔朱德、刘伯承，吴玉章、张澜等对自己的关照与厚望；另一方面，邓又顾虑自己的官僚、军阀身份以及参与堵截红军的历史，怕全国解放后会受到追究和歧视。就在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的有关人员，川东、川西及川康地下党的人员，民革、民盟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都先后做邓锡侯的说服、开导工作，希望他在解放大陆的最后一战中为人民立功。中共中央南方局向邓提出了关于起义的三条意见：第一，起义应按刘伯承司令员在北京广播的原则办事；第二，起义人员的财产概予保护；第三，起义后不得另立番号，不得移防，应就地维持秩序，听候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邓锡侯完全接受了这三条原则。
与此同时，国民党西康省主席，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也接到周恩来的电示：解放大军行将西指，望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川军将领团结起来，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但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周恩来的电报对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的率部起义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自此，他们三人更加经常地秘密聚会，分析瞬息变幻的情势，商讨对策，并联络民主力量和地方势力作好起义准备，迎接解放。
重庆解放，蒋介石仓皇逃到成都。蒋在撤离大陆的前夕，又以召开紧急会议为名，邀请邓、刘，潘到自己住地北较场，准备将他们挟持到台湾。在此紧要关头，邓锡侯等于当日上午逃出成都，在奉伯常团的护送下抵新繁县的龙桥。此时，川军将领王缵绪接受蒋介石的派遣也从成都赶到龙桥，劝说邓等回心转意，遭到严辞拒绝。为防胡宗南部的攻击，邓等遂转赴彭县。
在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陈兰亭率部起义的配合下，四川省会成都市终于实现了和平解放。30日，邓等起义将领和成都市人民群众一起，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贺龙司令员，王维舟副司令员率部胜利入城。
解放后，邓锡侯先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部长，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和川西、川东、川南、川北四个行署区裁撤，恢复四川省的建制，邓锡侯被任命为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1954年后，邓又历任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以及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四川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1964年3月30日，邓锡侯在成都因病逝世，享年七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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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9月初，他指挥所属第二十二集团军陆续沿川陕公路出发。由于车辆奇缺，全体将士只有徒步行军，沿途受到群众热烈欢迎，父老叮嘱杀敌立功，使部队倍受鼓舞。经过一个月的急行军，抵达宝鸡，转乘火车到达西安。这时突然接到蒋介石急电，因娘子关吃紧，命邓军立即赶赴前线。邓立即率领部队开赴山西潼关，从风陵渡过黄河直达前线。
10月22日，邓锡侯偕副总司令孙震等抵达西安时，日军已越过娘子关，经盘石，岩会进犯平定、阳泉，寿阳告急。邓、孙两人到太原见阎锡山，请示作战，于是，邓部奉命驰援晋东。11月1日，邓将集团军总司令部设于马首村，然后到寿阳面见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闳，决定行动部署。随即命令陶凯、王志远两旅在寿阳、阳泉一带协同友军阻击日军。当时邓部武器装备十分简劣，每个士兵只有一支川造或汉阳造步枪和两颗手榴弹，每师除数门迫击炮外，山炮、野炮一门都没有。其时虽已秋风萧瑟，但每个士兵仅有粗布单衣两套。邓部将士全凭满腔爱国热忱，以血肉之躯与装备精良之敌拼死搏斗。因伤亡惨重，乃退至榆次附近，拟向太原靠拢。
11月6日，邓锡侯部在太原附近的南畔村与日军遭遇，并被包围。在晚上突围时，邓坠马摔伤，遇救脱险。此后，邓将这一天定为自己的抗日遇险纪念日，教育部属，勉励自己，永远不要忘记报仇雪恨。7日，太原弃守，战局恶化，第二十二集团军经交城、孝义转移至洪洞县城，一面在安泽、沁源、长治一线构筑阵地拒敌前进；一面整训部队，待命反攻。这时，八路军总部亦驻在洪洞县东关外。邓锡侯曾与朱德多次会晤，并请朱德给二十二集团军团级以上军官讲解抗日形势和游击战术问题。以丁玲为团长的"西北女子战地服务团"，也常为邓部演出精彩节目。第二十二集团军刚到山西省没有作战地图，邓正在焦急时，周恩来亲自带来了在平型关缴获的日本军用地图，邓锡侯激动地说“患难见真情。” 这些活动，进一步激发了邓及邓部的抗日爱国热情，增强了八路军与川军的友谊和合作。
12月中旬，日军相继侵占南京、济南，随即一面从南京北渡长江，一面由济南南下，企图南北夹击打通津浦铁路。苏北战略要地徐州吃紧。国民政府军委会急调各路大军保卫徐州。邓锡侯奉命率第二十二集团军从山西洪洞驰赴鲁南，将集团军总部设在军事要地临城。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统一指挥下，邓部从徐州沿津浦铁路北上兖州设防，以阻击从山东泰安方面南下之敌。邓以第四十一军防守津浦铁路沿线各要点，并令第一二二师王铭章部集结滕县一带，筑城固守，以第四十五军一二五师从界河前进，阻敌于泗水以北。这样徐州危急局面才得以暂时扭转，人心初安。滕县战斗，王铭章师长壮烈殉国，陈离师长负伤。但川军的巨大牺牲掩护了国军主力部队迅速集结到位。
邓锡侯率部驻防鲁南时，能体察民情，尊重民俗。鲁南是孔子的故乡，礼教十分严格。邓特整肃军纪，严禁部属扰民、拉夫、派款，严禁部队进入民间内室，因而军民关系融洽。正是在当地群众的积极支援下， 1938年1月14日，邓部川军初到鲁南前线，就在两下店夜袭敌营成功，毙伤日军二百多人，俘虏四十个，缴获枪械一批，首战告捷，军威大振。鲁南群众特作七律一首以颂赞邓部将士：
天上遥瞻节钺临（指川军来），
安危须丈老谋深（指邓锡侯）。
晋文攮楚先三舍，
忠武服蛮倚七擒（指胜利在最后），
中府一朝诛贰竖（指杀韩复榘），
阳光普照靖群阴。
川军将帅皆韩岳，
岂有神州竟陆沉。
山东民众对邓部的爱戴，使将士们非常感动，他们感慨地说："为民族而战争，能得民众如此爱戴，可以死而无恨了！"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下，才有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及其所部三千官兵喋血滕县，与城偕亡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1938年1月，四川政局发生波动。2月上旬，蒋介石电召邓锡侯到汉口，征询治川意见。邓锡侯呈述了三点：其一，四川是抗战后方，留驻川康的部队不少，应保留川康绥靖公署，以统率川康部队，其二，日军正猖獗进犯，战区扩大，应再抽调一些川军出川抗战，增援前方，其三，张群是四川人，熟悉四川事，建议委张为四川省主席。蒋介石基本采纳了邓锡侯的意见。2月11日，邓被委任为委员长重庆行营副主任。21日，邓又被委任为川康绥靖公署主任。稍后，邓即从前线回到四川主持川康军务。
邓锡侯回到四川主持川康军务时，川康绥靖公署的文武官员大多为刘湘的旧属，对邓怀有疑虑。他为巩固统治，安定川局，支持抗战，公开声称愿以“公、诚、和、信”四个字来对待一切嫡系、非嫡系的部属。他在一次绥靖公署处长以上的官员会上说：“我回四川继任川康绥靖主任，是为了团结川康军民，安定后方，征兵，征粮，支援前线。因为抗日战争是关系民族存亡之大事，决不能为了争权夺利影响抗战，原绥署处级以上官员一律不变动，照常供职，我只派一个参谋长和各处几个副职人员协助工作。望大家安心工作，实现安定后方，支援前线的共同愿望。”邓锡侯在以后处理军政事务时，遵守了自己的诺言，因而提高了威信，稳定了局势。1938年8月，董必武、林伯渠到成都专访邓锡侯，并希望邓搞好支前工作。1939年，邓通过关系把已经被关在监狱的共产党高级干部陈同生保释了出来 。1940年，成都发生“抢米事件”后，国民党准备逮捕杨伯恺时，邓锡侯保护了他，使杨伯恺安全离开。1941年，邓锡侯领衔组织“四川党政军民前线川军慰问团”自兼团长，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 [2] 1942年，邓锡侯兼任成都防空总司令时同意在成都城郊挖防空地洞，结果意外发现了前蜀国主王建墓。1944年湘桂之役后，邓专门派人找周恩来了解抗战前途，邓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此外，他还在调和国民党中央政府与川康地方以及地方各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在外援交通极端困难情况下，为维持四川战时经济体制，组织兵员、武器和粮秣方面；以及争取美国、印度对四川的支援等方面，都费了许多心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蒋介石仍不甘心失败，亲自坐镇重庆，分别结集胡宗南、宋希濂、罗广文等部于川陕边和川、鄂，湘边，妄图作最后的挣扎。
此时，邓锡侯也正受到蒋介石的冷落、排斥，处于失意、徬徨的时候，他一方面看到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崩溃已是指日可待，决不甘心为蒋介石集团殉葬，更加怀念往昔朱德、刘伯承，吴玉章、张澜等对自己的关照与厚望；另一方面，邓又顾虑自己的官僚、军阀身份以及参与堵截红军的历史，怕全国解放后会受到追究和歧视。就在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的有关人员，川东、川西及川康地下党的人员，民革、民盟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都先后做邓锡侯的说服、开导工作，希望他在解放大陆的最后一战中为人民立功。中共中央南方局向邓提出了关于起义的三条意见：第一，起义应按刘伯承司令员在北京广播的原则办事；第二，起义人员的财产概予保护；第三，起义后不得另立番号，不得移防，应就地维持秩序，听候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邓锡侯完全接受了这三条原则。
与此同时，国民党西康省主席，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也接到周恩来的电示：解放大军行将西指，望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川军将领团结起来，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但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周恩来的电报对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的率部起义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自此，他们三人更加经常地秘密聚会，分析瞬息变幻的情势，商讨对策，并联络民主力量和地方势力作好起义准备，迎接解放。
重庆解放，蒋介石仓皇逃到成都。蒋在撤离大陆的前夕，又以召开紧急会议为名，邀请邓、刘，潘到自己住地北较场，准备将他们挟持到台湾。在此紧要关头，邓锡侯等于当日上午逃出成都，在奉伯常团的护送下抵新繁县的龙桥。此时，川军将领王缵绪接受蒋介石的派遣也从成都赶到龙桥，劝说邓等回心转意，遭到严辞拒绝。为防胡宗南部的攻击，邓等遂转赴彭县。
在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陈兰亭率部起义的配合下，四川省会成都市终于实现了和平解放。30日，邓等起义将领和成都市人民群众一起，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贺龙司令员，王维舟副司令员率部胜利入城。
解放后，邓锡侯先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部长，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和川西、川东、川南、川北四个行署区裁撤，恢复四川省的建制，邓锡侯被任命为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1954年后，邓又历任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以及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四川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1964年3月30日，邓锡侯在成都因病逝世，享年七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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